郝柏村：真假抗戰之辨──誰是抗戰的真正領導者？
作者前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中華民國政府派軍令部長徐永昌，代表參加密蘇里艦的日本受降儀式，因此實際對日勝利日為九月二日。今年九月二日抗戰勝利六十六週年之際，我特撰《真假抗戰之辨》，也作為王文燮將軍編著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的序。
九一八事變時，我小學畢業。隔年，淞滬戰役發生，十九路軍浴血抗日，其中翁照桓旅長，國人譽為民族英雄。其時，《生活》雜誌常登鄒韜奮的文章，鼓吹全民抗日，愛國的情緒，有如怒潮澎湃。
十幾歲的少年，因此義憤填膺。純潔而無知的青年，受其鼓動，在京滬鐵路上臥軌，到南京請願，羞辱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卻完全不知道，我們拿什麼來抗日。指責不抗日的目標，就是蔣委員長。
當時，國民政府雖號稱統一全國，其實，除了中央嫡系黃埔軍隊約十個師外，其餘如東北軍、晉軍、西北軍、青甘回軍、川軍、滇軍，仍在割據狀態。此外，中央幣制尚未統一，兵役制度亦未建立，可謂百廢待舉。
當政者如何以軍閥割據的形勢，貧窮落後的社會，對抗一個維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強權？當然需要時間，有所準備，故以安內攘外為決策，和平未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爭取時間，充實抗日的國力。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本策略，是壓制柔弱的中央政府，並與地方割據勢力互通聲息，其對國民政府步步進逼，使無喘息機會。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停戰後，次年長城各口戰役展開。塘沽協定簽字後，接著製造冀東偽組織，以及華北特殊化，並與內蒙德王勾結，而江西共產黨的武裝鬥爭正烈。
此際的抗日呼聲，其實有兩種心態，一種是純潔的愛國情操，一種則是假抗日以倒蔣。民國二十五年的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便是後者。西安事變落幕後，蔣委員長的民族領袖地位更加鞏固了，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再等待了，六個月後即發動七七事變。
蔣介石手書「攘外必先安內」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展開全面抗戰。日本此時的戰略是「速決」，盼以三個月時間，擊滅蔣委員長的中央嫡系部隊，一面與割據勢力相通，即可達成征服中國的夢想。
針對日本的速決戰略，當時陸軍大學代校長蔣百裡將軍，即明示「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講和」。亦即蔣委員長發揚民族精神，以空間換取時間，堅持抗戰到底的持久戰略。
為擊破日本「三月亡華」的戰略，以中央部隊為主力的國軍，僅在上海就血戰了三個月，粉碎了日本速戰速決的妄想。然而，地方軍頭仍心存觀望，意圖保全實力者所在多有。京滬淪陷後，徐州會戰開始，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擅自放棄陣地，捕送漢口處決，才激醒了割據軍頭真心抗戰的意願，而導致臺兒莊大捷。
武漢會戰後，德使陶德曼依日本授意謀和，蔣委員長堅持，恢復七七以前態勢為先決條件。汪精衛在七七事變時，大聲疾呼中國將要亡了，力主抗日，此際信心動搖，甘受日本利用，透過雲南龍雲的協助，出奔河內，投靠日本，充當頭號的漢奸。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亦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然而抗戰全期，除了平型關戰役，以及反掃蕩的所謂百團大戰外，其抗日戰績不及國軍九牛一毛。尤有甚者，在敵後地區的國共摩擦中，國軍三個正規軍和游擊隊，均被共軍所滅，三個省主席被趕走，共軍可謂戰績輝煌。就利用抗戰反蔣奪權的戰略而言，毛澤東是成功的，但說八年抗戰是他領導的，則是百分之百的謊言。
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民族的氣節，透過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凝結起來所發揮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艱危的時期，蔣委員長堅持寧敗而亡，絕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成果是取消了一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終結了四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創建了聯合國，光復了臺灣，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升為四強之一。否則，淪為日本附庸，在二次大戰後列為戰敗國，其悲慘後果，則不難想像。
八年抗戰，三千萬以上軍民的死傷，四億以上人民的苦難，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犧牲之慘，痛苦之深，寫下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悲壯光輝的史頁。但是，由於大陸剿共失敗，真抗戰的歷史被掩蓋了，假抗戰所編造的故事竟取而代之。
毛澤東雖然在內戰中獲勝建政，但是不能竊取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地位，以現代資訊之發達，謊言若能取信於人，實為文明的恥辱。
我呼籲，兩岸立即舉行抗戰歷史學術研討會，還原真相。這是兩岸軍事交流唯一優先的事項，既無損於中共當局現在的地位，更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我期盼有生之年，能夠參與此會。
我很欣慰，未及投身抗戰的王文燮將軍，投身於抗戰史研究，編著了《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簡明扼要而完整，是瞭解抗戰歷史的好書，故樂為之序，以嘉其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