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具有多重政治意義。最重要的政治意義之一，就是讓更多人看到了中國下一場革命的爆發機理。
發生革命的可能性，越來越成為中國的公開話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就是，王岐山也竟然公開向學者推薦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此舉不僅推動更多人去想像中國的下一次大革命，而且也讓公開討論這個話題有了完全的合法性。
一百多年前法國發生的大革命，為什麼會引起中國人如此大的興趣？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其實法國人在大革命之前，並無此種經歷。按照托克維爾的邏輯，法國精英對大革命的到來毫無預見，也是促成這次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了，中國人對大革命全然不陌生。那為什麼托克維爾的書還是讓中國人浮想聯翩呢？
我想原因之一就是今日中國的社會構造和心理，與大革命前夜的法國，已然有了更多相似之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獨立個人意識的人佔總人口的比重已經很高。因此，藉助現代通訊技術，社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這和上世紀初中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當時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對外部事務知之甚少。中共在城市發動革命遭到失敗，但令許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農村竟然成功了。這得益於許多偶然因素，也極大地得益於中國有農民造反改朝換代的歷史傳統。
不過，中國的革命派今天若想再次利用這個傳統來發動下一場革命，已經不可能。這是因為農民造反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有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武裝割據，現代通訊和交通技術已經讓國家獲得巨大優勢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若沒有外部力量支持，靠武裝割據來獲得革命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實例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正因如此，許多中國人早已不相信中國有發生革命的可能，進而相信中共政權是一條不會沉沒的「泰坦尼克」巨輪。而「南周事件」讓我們看到，這種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國獨特的革命機制。當中國許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會發生的時候，靠著奴才哲學幸運地當上皇帝的胡錦濤並不這樣想。他看到大陸急劇拉大的貧富差距，在巡視地方時一再警告地方官說「會上山的！會上山的！」。意思是，中國的老百姓會像歷史上那樣揭竿而起，上山造反。
但胡錦濤對革命的恐懼並沒有促使他賦權與民，推動善治，他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拚命地擴大奴才的規模和人數。這說明一個做慣了奴才的人，就只有這點可憐的想像力。胡錦濤的邏輯其實也很簡單：當天下人都成了奴才，不就沒人會造反了嗎？
可悲的是，胡錦濤不懂得這個邏輯與人性不符。誰想把天下人都變成奴才，他其實就是在逼天下人造反。這是因為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人類在數百萬年的生存競爭中演化出了超過其他生物的合作能力。這種合作能力不可缺少的一個要素，就是人天生具有感知正義和感知尊嚴的能力。這種感知能力的大小可能因人而異，比如胡錦濤就差一些。對個人來說，缺乏這種感知能力不一定無法生存，甚至還可能發達，但一個社會如果喪失了這種感知能力，就必定要滅亡。這就是人類社會為什麼必然會發生對不公平的反抗，為什麼必然有人會為了維護尊嚴會而不惜生命。
為了不許革命，胡錦濤把本來就缺乏自組織能力的大陸社會變成了一個人人都要競相出賣良知、出賣尊嚴才能比別人過得好的社會。「南周事件」讓我們看到的，恰恰是這樣一種社會的合作之痛，合作之難。處在下位的人飽受欺辱自不待言，那些身為宣傳部高官的人又豈有幸福可言？元旦假日，下屬們都在與家人團聚，自己還要苦思冥想修改社評，把字裡行間的反抗火花一個個滅掉。用大陸高官們自己的話來說，「這哪裡是人過的日子？！」
過去中國人不大好理解，為什麼搞了七十多年，物質和文化生活遠比中國優越的蘇聯老大哥，竟然會在一夜間垮掉。我們現在開始明白，「Enough is enough!」，這種遍地都是奴才的社會，不僅會把人逼瘋，也確實是能催生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