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山西運城紀委幹部「房媳」張彥被曝出擁有北京、山西雙戶口後，人們的關注不全集中在其有多少房產上，而是對房媳一家官員為了自家的特殊利益肆無忌憚地造假感到震驚。進而引發一個社會思考：全國還有多少造假官員家族存在？成窩的造假官員又如何管理一個真實的社會？
我們已知主角「房媳」張彥是山西運城市紀委效能監察室工作人員，此前擔任科級檢察員工作。張彥的丈夫孫紅軍是夏縣公安局原局長，張彥的公公孫太平此前為運城市財政局局長。
能當公安局長的前提，本人必須是警界人士。孫紅軍步入警界，就是他父親孫太平違反規定「幫助辦理錄警手續」的，同時還實施了年齡造假。人們知道，在持續多年的「延遲退休攻防戰」中，力挺延遲退休的一方，大多是官運亨通的實權派人物。作為財政局長的孫太平，當然希望幹到底，為了達到延遲退休目的，等不及攻防戰分勝負，先下手私改了自己的檔案年齡。此外，網曝孫太平在北京、海南等地有十幾處房產，價值不菲，說明老先生的工資收入也不是真實的。
父輩的造假傳統，被第二代繼承併發揚光大。
2000年進入運城市紀委工作的兒媳張彥，為了多生一個孩子，決定將戶口遷往北京。這一決定大出常人意料，人們普遍認為，大城市計畫生育管理更嚴。而實踐證明張彥的選擇很「明智」。
2005年，張彥在北京順義區楊鎮投資小城鎮並購房，創造條件以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北京市郊區小城鎮建設試點城鎮戶口管理的相關規定」，經楊鎮鎮政府和順義區政府審批同意，並由公安機關人口管理部門「審核無誤」後，於2006年將戶口遷移到楊鎮派出所，成為「北京市小城鎮戶口」。2012年，又憑一紙山西省運城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為其造假的「失業證」，張彥將「北京市小城鎮戶口」再遷入海淀區中關村，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北京」人了。
張彥在戶口遷入北京後，果然生育了第二個孩子。辦理出生登記時，持有順義計生部門開具的處罰收費票據和出生證明。不管這回由順義計生部門開具的處罰收費票據是否有假，畢竟她第二個子女的北京市戶籍也將「符合北京市戶籍管理規定」。
戶口入京後，人還在山西做官的這一家子為了「辦事」方便，2009年3月，時任公安局長的丈夫孫紅軍挾同當時夏縣裴介鎮派出所負責人、現任夏縣公安局督察大隊負責人薛俊龍，為張彥辦了一張夏縣的身份證。據傳，這個名為「冬岩」的身份證，是專為孫紅軍、孫太平父子買賣房屋、轉移資產所用的。
隨著調查的深入，這一窩子造假官員被徹底地暴露在陽光之下。有媒體說，公眾疑惑，一個運城市紀委在職工作人員緣何「失業」？一個具有失業證明的人緣何還能在北京投資落戶？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分屬於權力與制度兩個方面。張彥是紀委「效能監察室」科級檢察員，管的是「效能監察」，山西省運城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效能」如何，是不是要接受紀委的「監察」呢？檢察員想要「失業」該不該為其「失業」呢？更何況還有公安、財政做後盾呢，這是權力失控。而「投資落戶」本來就是一種量體裁衣的蘿蔔規定。試想，除了貪官和富人，哪個底層百姓有資本到京城「投資落戶」？這樣的富人俱樂部式的管理規定再添上一些照顧「失業者」的慈善顏色，自然就不倫不類了，這是制度缺陷。
當造假的「權力」被進入投資落戶的「制度」籠子裡時，才會有北京警方的「山西房媳北京戶口及二胎均合規」的結論。這是中國現階段官場和制度上的怪現象，並非北京市公安局的強詞奪理。真正讓人憂慮的是，一個真實的社會讓成「窩」的造假官員管理則何以貫徹科學發展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