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華民國時，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那時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更近，崛起近在咫尺！那時的中國，有如下今日中國不能比擬的輝煌——
1，有全球外交戰略：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立刻獲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國、英國、法國、俄國（蘇聯）、德國、日本、義大利、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丹麥、瑞典等國的承認，並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些國家的疆域連同其殖民地基本覆蓋全球。
2，有經濟高速增長：北洋軍閥和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據約翰·K.張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5.6％；在1923—1936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7％；在1912—1942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4％。換而言之，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國現代工業和礦業實現了8—9％的高速增長。
3，廢除了清末全部不平等條約：對晚清延續下來的不平等條約，北洋政府採用修約方法，而不是革命外交廢約——因為廢約也意味著斷絕交往，不能從科技、經濟、軍事強國那裡獲得發展本國實力的基本條件，實際將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經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不斷努力和談判，至北洋政府末期（1927年），已經奠定了廢除全部不平等條約的框架，大約已經廢除了一半的不平等條約。1943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廢除了全部不平等條約。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廢約」以後，不僅實現了與各國的平等關係，還與世界上各個國家維持十分友好、和諧的關係。
4，有利的經濟發展環境：1946年，中美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該約規定雙方互享最惠國待遇、可相互開放內河、領海航行權、「中國公民自由往返美國」……其中很多待遇，共和國現在想要都要不到。實際上該條約是基於中美盟友關係簽訂的，對中國在1940年代就「大國崛起」相當有利。此外，中華民國於1945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始國，1947年成為「關稅和貿易總協定」（WTO前身）創始國。（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加入WTO，還有人覺這是多大的成功，國際地位提高了，十分自豪，呵呵）
5，抗日衛國戰爭獲勝：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了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1945年7月中、美、英舉行波茨坦會議，蔣介石與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並列，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中國亦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6，聯合國五大創始國之一：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署，蔣介石帶領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7，基本確立民主憲政制度：1912年，中華民國締造了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框架，中間由於袁世凱不明智選擇，中國民主道路發生曲折，但是，1935年，國民政府已經實行訓政，並著手制定憲法，準備向憲政過度，遺憾的是，日本此時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意外中止了重建民主的進程。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立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坐下來傾聽自己宿敵的意見，終於完成了至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好的一部憲法：1946憲法。這部憲法接受了共產黨大部分意見，可以說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重新確立起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後來，正是在這部憲法基礎上，中華民國臺灣沒有費多少周折就順利實現民主過度，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造就富足、繁榮的臺灣！！
8，新聞自由是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標誌，就此而言，民國時期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國家，因為那時的新聞自由已經可圈可點。辛亥革命後，隨著專制制度的倒臺，中國的民辦報刊進入了一個興旺的發展時期。1931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言論的自由度更是相當發達。當年，針對袁世凱欲復辟稱帝的圖謀，《北京時報》曾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順天日報》也曾不斷刊登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的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還絞盡腦汁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的《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可見，當時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要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從中也可看出當年新聞言論的自由度有多大。
民國時期的言論自由，足可以感動整個中華民族。比如戴季陶在《民權報》發表鼓吹殺總統袁世凱、總理唐紹儀的文章，無罪！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權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為「天仇」的短文：殺。「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靈，義也；弭無窮之後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兒，以全國之國民，而無人敢誅此四賊，以救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以保五千年之榮譽之歷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誣我國民也。」。5月22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閱報者殺袁唐熊章應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釋了。6月13日，租界會審公廨公開宣判：「捕房以鼓吹殺人具控到案，迭經訊明，應以中華民國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條妨害秩序罪，減五等處斷，著罰洋三十元。」就在戴季陶被捕的當天，上海日報公會提出抗議：「查言論自由，凡文明之國無不一律尊重，即報章之中有措詞稍涉激烈者，亦寧置之而不為過。」「此次無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據何種法律？」5月23日、24日，《天鐸報》又以《戴天仇被捕記》、《戴天仇被捕再志》為題連續報導。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揚言要「殺」的唐紹儀，也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公開為戴季陶說情：「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無論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恐怕都沒有比唐紹儀此舉更能感動民族言論史的一幕了。
唐紹儀（1860——1938），又名紹怡，字少川，廣東香山唐家灣人。父親唐巨川是上海的茶葉出口商。唐紹儀自幼隨父到上海讀書，較早學習外語並接觸洋務知識。1874年，唐紹儀經清政府選派到美國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學習。唐紹儀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備至。1911年12月，唐紹儀出任北方議和總代表，為中國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唐紹儀任首屆內閣總理，為在中國真正實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
而到國民黨真正當政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抗戰以來，「各方之宣傳刊物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據統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1945年抗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並沒有以戰爭剛剛結束，國內局勢尚不穩定為名保留新聞檢查制度，而是立即廢除了這個制度，於是《新華日報》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黃金時期的《新華日報》的辦報方針，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對這個允許它自由辦報，自由言論的政府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1946年2月，重慶大渡口鋼鐵廠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和示威，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廠被戒嚴。《新華日報》發表了21條消息和大量來信，在社論中把這場工潮定性為「民主與獨裁的鬥爭，文明與黑暗的鬥爭」，呼籲「立即喚起輿論制止國民黨屠殺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動」，否則這種恐怖「會光顧到我們每個人頭上」。在《新華日報》的帶頭下，重慶各界輿論一致譴責國民黨政府，聲援罷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在從戰爭向和平過渡的時期，由於產業調整，失業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新華日報》要把它歸結為政治問題。1946年秋《新華日報》發起讀者討論，在10月30日發表編者文章，指出「造成失業災難的不是別人，正是貪污腐敗，把人民不當人看待的國民黨政府當局」，「他們腐敗的統治存在一天，失業的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1946年6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讓老百姓有飯吃」！社論說現在國統區人民「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飢餓普遍地使年青婦女走向賣淫……產糧食的地方，然而卻最缺乏糧食，這的確是人造的飢荒」。社論的結論說：「現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是大多數人民沒有飯吃的區域。現在國民黨區域人民的自發鬥爭，是向國民黨當局要飯吃的鬥爭」。
不但在經濟上暢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華日報》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工人農民起來推翻國民黨，而且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國軍軍隊對政府反戈一擊。早在抗戰剛結束時，《新華日報》一方面要求國民黨裁軍，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軍人說成失業軍人，以反映他們生活無著為名，大量刊登有關報導和來信，甚至為這類來信開闢專欄。有些來信完全像是出自新華日報編輯自己的手筆，例如：「過去只知道為黨國而生，為黨國而死，哪知道今天黨國對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保障。現在我們才知道，黨國是囹圄，高呼這把戲的，都是置我們以死地的」。《新華日報》還大量刊登有關軍屬的報導和來信，把他們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獄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雜稅的盤剝，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務的欺凌，妻女淪為娼妓，父老貧病而死，幼小凍餓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內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和談仍在名義上進行，國民政府仍然允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發行。這時《新華日報》的宣傳手段更上了一層樓。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開闢了「被俘國民黨軍官介紹」，共刊發35期，介紹了484名被俘軍官的簡歷和在何處被捕的情況，要親屬通過《新華日報》在上海、南京、重慶、成都和昆明的通訊聯絡處和他們聯絡。這個專欄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既顯示了共產黨的力量，又顯示了共產黨的溫情，真是剛柔並濟。在刊登了這個專欄後，《新華日報》在國軍軍屬中的讀者和影響顯著增加，為瓦解國軍的士氣立下了汗馬功勞。1947年1月，當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不可開交時，《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熱熱鬧鬧地慶祝創刊9週年紀念日。郭沫若、張瀾、瀋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的號角，民主的喉舌」。
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鮮明標誌，作為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它早已在現代國家得到了普遍的確認。美國前總統傑斐遜曾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為人類開放。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聞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這條路封起來。」傑斐遜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說到底，之所以要扼殺新聞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嗎？而也正是這種「怕」，把它見不得人的真實面目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立功、立德和立言群體來，創辦報業成為了他們三者畢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實現途徑。這條實現知識份子使命的途徑，導致民國產生了一個近代社會的「知識份子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秉承獨立精神的知識份子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政黨和政治家。這個集團不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學生，從康有為、嚴復、王韜、梁啟超、汪康年，到胡適，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途經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等，可謂代代相傳，脈絡不斷。
最近，南京有位叫馬翼翔的語文老師，開辦了一家民國課堂，很受追捧。這位馬老師使用的教材，就是當年葉聖陶、豐子愷所編的《開明國語課本》。民國老課本在這個新時代，竟然會有極大的市場，以至出現井噴式的熱銷，如此教育現狀，最近也引起了人們很多思考。民國課本受追捧，最簡單的判斷，無非也就是老課本仍有價值，新課本太讓人失望。
語文說到底，就是人文教育。葉聖陶、豐子愷是大師，本身從事過小學教育，他們編的民國語文課本，貼進人的內心，體現生活常識，沒有太多道德說教，強調人的自然天性，主張獨立思考，包裹的人文價值元素，仍然是這個時代極其需要的精神養分。
這些價值元素，恰恰又是今天語文教材最嚴重缺失的。這些年，語文教育問題太多，頻頻遭受炮轟，最主要的弊端，也就是不接地氣，與生活脫節，不但成為應試教育的工具，而且還過多承擔著「政治教化」的功能，既不能提供很好的審美教育，也不能傳遞應有的人文精神。在這種背景下，學生和家長才會選擇用腳投票，選擇民國的老課本，表達對現在語文教育的失望。必須強調的是，選擇民國的老課本，但並不宜進行過度美化。時代在發展，今天語文教育，也不能簡單留守在舊時代，如果不能及時添加上這個時代最需要價值文明，這樣的語文教育，仍然無法承擔人文教育與公民教育的使命。
民國作為一個歷史的過度轉折期，留下了很多值得懷念的美好的東西，特別是在文化與教育方面，有過太多的探索。民國教育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在延續傳統的同時，迎來了一個更加尊重多元價值的開放時代。比如，民國小學課本很注意古代禮俗，通過修身教育，來告知人們如何融入社會。民國教育在精神啟蒙方面，也迎來了新的突破，被後來很多人都視為教育的黃金教育，那時，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都演繹出太多的歷史傳奇。今天人們常常對張伯苓的南開，蔡元培的北大、梅貽琦的清華津津樂道，也就是因為民國教育在成體系地傳遞人文價值。遺憾的是，此後中國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現了太多斷裂與偏執。作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載體，語文教材的傳統不續，開放不夠，還充滿階級鬥爭哲學，灌輸敵我思維意識，過度政治教化也帶來愚民效果，扭曲了公民的精神人格。這樣的現實尷尬，才讓民國課本受到追捧。
民國是歷史的，可以用於懷舊，說到底，民國又必須是現實的，民國熱的正確價值指向，也就是從那段歷史轉折的特殊時期，來尋找到一種答案，來更好地著眼於未來。同樣，在現在這個新的社會轉型期，民國課本受到追捧，就應該從中梳理出傳統的人文價值，同時，又能懂得及時注入時代價值元素，來為未來一代提供更好的公民教育。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這句話，對1950年代以來的大陸人是不陌生的。只是1980年代以後，這樣的特色言語才不經常地出現，似乎被人遺忘了。所謂「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意思，無非是要人們記著感謝目前這個所謂的「新政權」，也無非要人們記住舊社會如何的不好，青天白日旗如何地醜惡而已。對比的效果，就修辭而言，是很明顯的。但是，不對稱的對比，或者是比較虛偽的對比，那效果，一旦被揭露，就更明顯了。
倘若要談談「新」中國「新」在哪裡，很多經歷過兩朝的老人是熟悉的，沒有經過兩朝的，通過浩如煙海的各種資料，只是略一研究，便也能看出「新」得讓萬代耀眼了！比如說，政權新。舊朝尚要選舉大總統，儘管他們說這很虛偽，但是畢竟還是召開國民大會，競選總統和副總統，甚至副總統也不能按照蔣介石的意願選出，儘管他很不樂意，但是也無法用武力取消這個結果，或者索性，給新副總統按上某個罪名，然後讓他某明奇妙地死掉了。而毛澤東就不耍這樣的把戲，索性就公而告之：我們就是要獨裁。這個政權不「新」嗎？
至於手段，不僅是新，而且是花樣百出，新奇得很。一個國家政權，公然用公開欺騙的手段引誘別人上當--竟然美其名曰「陽謀」，然後將有知識而不肯做奴才，或者有知識沒有做好奴才的很大的一群人打入社會的底層，成為這個社會的另類，受盡了人類所能想到的，甚至於不能想到的屈辱。這手段哪怕是希特勒，甚至斯大林，也不曾用過。如此手段，自中國有政權以來，除了明末張獻忠在屠戮四川人的時候用過，其他人也不曾用過。就這一點而言，這個中國的確是很「新」的。區區中國，當時的小學以上文化的人口，也不過百萬而已，將其中的一半打入地獄，而另一半只有觳觫終身，學做奴才而已。
「新中國」也是一個充滿夢想的國家，這也是毛時代「新」的地方。第一個夢想，就是要超英趕美。為了這個偉大的夢想，死了3755萬人，這個夢想是血紅的。第二個夢想，就是要做世界領袖。毛時代沒有科學技術輸出，也沒有仁慈正義輸出，輸出革命血腥和暴力。既然要做世界領袖，首先要肅清內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方面做一個光輝的榜樣。於是五千年的文明一掃而光，於是五千年的道德一掃而光。……
「新中國」，到底「新」在哪裡，人們實在看不出來。倘若稍微懂一點歷史就會發現，自從前清皇帝退位以後，中國無論如何折騰，也未見其新。即便是乙醜年以後，他們自命為新的中國，人們也未見其新。所以，所謂的「新中國」，其實仍舊只是在被奴役的奴隸的夢裡而已。有資深的學者說，前清皇帝退位以來，中國變化不大，上面仍是慈禧太后，下面還全是義和團。話很尖刻，但引人深思。
所以，儘管早在中華民國時，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但歷史循環往復，「新中國」卻不曾真正「新」過。要想將中國「新」過，就需要不做奴隸的人們和不做主人的人們一起努力才行。現在，我們不願意做奴隸了，那些以主人自居的人們，是否能放下主人的身份，和奴隸們一起建設新的中國呢？！
期望如此，但是，未必！否則，中國那可就真的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