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間發生在中國大地，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那場大飢荒，雲遮霧障幾十年後，人們終於撥開雲霧，拭去塵埃，看到了飢荒的真相。一直以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原來根本上就是人禍所為，而非天災所致，如今已成如山的事實。但仍有一問題，值得追問，一場持續三年、波及全國、奪命千萬的重大的社會災難現象，在作為社會生活反映的當代文學這面鏡子裡，竟然見不到任何的映像！說起來實在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這一重大災難現象未能得到「鏡子」的觀照，或者說作為當時知識份子最敏銳也最具發言權的作家們，到底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在這一重大社會災難現象面前竟啞然無聲，保持沉默？
散文和詩歌是最易快速反映現實生活面貌，最能傳遞作家對生活感受的文學式樣，無論是「當代散文三大家」的楊朔、秦牧、劉白羽，抑或「那個時代的最具代表性的詩人」郭小川還有賀敬之，在其創作於那一時期的作品裡，我們沒有讀到些微「餓殍遍野、流民千里」關於飢饉景象的寫照，也沒有看到點滴「窮年憂黎民，嘆息腸內熱」有關悲憫情懷的流露。我們讀到的是生活在《荔枝蜜》裡與置身於《花城》中對美好生活的放聲歌唱，看到的是徜徉在《桂林山水》間與暢遊《長江三日》時對《鄉村大道》《蓬萊仙境》的優美抒情與熱烈讚美。
這些大都從延安窯洞裡走出並走進共和國的革命文學家們，執著於抱定的高昂的理想信念與文藝美學追求，當然應該而且可以不遺餘力地對自己認定符合這一理想信念的生活發展方向做出正面的表現與歌頌。但問題是，當理想觀照下的現實被嚴重的扭曲，當數以千萬的生命死於飢餓，城鄉到處病於浮腫，置身於這樣嚴峻的現實，難道還是繼續夜鶯的歌唱，或者可以鴕鳥般地埋頭沙中，甚至轉過身去，完全置慘像與苦難於不顧，視民瘼與民生於無睹，將作家的良知與職責高高地懸起嗎？
來自辯護者的辯護是，當時的資訊比較落後，加上基層政府的封鎖，身居高牆大院內、生活相對優渥的作家們難以知曉發生在社會底層的事情。這樣的辯護不經一駁，因為長時間、大範圍的飢饉不僅止於鄉村，它像瘟疫一樣已傳染到城裡每一個角落，食品供應的嚴重短缺影響到每一位城裡人，即便是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也概莫能外，同樣是高幹作家的韋君宜在《思痛錄》中就提到過北京郊區餓死人和城裡人出現浮腫的現象，以及自己家中生活因此開始變樣的情況。何況在突出強調文學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的年代，作家被要求經常深入基層體驗生活，因此，對發生在九州大地用哀鴻遍野形容並不為過的飢荒景象，不可能不有所耳聞目睹，對飢荒所導致的嚴重後果也不可能不有所感同身受。
對現實生活的敏感，對社會現象的敏銳，是作家寫作所依賴的基本的要素。那麼，是什麼因素阻隔或切斷了中國作家牽動社會生活的敏感的神經，是何種原因干擾或遮擋了他們對社會現象敏銳的目光，使他們面對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變得麻木不仁？
一種解釋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規定下，作家實際上只能是歌頌光明，不允許曝露黑暗，在那樣的年代，社會的陰暗面和殘酷的現實不能觸及反映，不允許的是不能寫的，即使寫了也無處發表，因此，不能求全於前賢。這樣的解釋很輕易，也很浮淺，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是的，一種嚴厲的制度約束下，真實大膽的寫作的確十分不容易，但不容易並不等同於不可以，寫作困難，對優秀作家而言更不是寫作迴避的全部理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美國作家威塞爾，在談及寫作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的苦難所受阻力時曾說過：「我知道寫作是不可能的，但惟因其不可能才必須寫作。」他說的是作家的良知與勇氣，對真相與真理的持著追求。在不能寫作時堅持寫作，在一片歌功頌德中保持一點獨立的清醒，在真理被歪曲時堅守良知不泯，如實地記下所處的時代，這不是求全，這是真正的優秀作家的職業道德要求。一個作家可以十倍地投情於理想的讚美，但對支撐理想的現實至少也得有眷顧悲憫的一回。
1930年代蘇聯的大飢荒，也導致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現象，這一時期在文學上的反映，以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詩歌《春草園》極盡粉飾歌頌農業集體化為代表，而曼德爾施塔姆卻與其相反，秉持詩人的良知與勇氣，面對哀鴻遍野的現實，寫下了「我們活著，感不到國家的存在」的批評詩，並廣為示人。儘管詩人因此而遭受厄運，卻在文學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筆，贏得後人的肅然起敬。至於索爾仁尼琴在極其困難環境下寫作揭露社會陰暗面的《癌病房》和記錄蘇聯人民苦難的《古拉格群島》，獲得世界聲譽更是眾所周知。
我們的作家詩人們是這樣或有這樣做的嗎？大飢荒年代早已成為過去，關於它的傳說與研究也不再設為禁區。如果作家詩人們在當時敢於忠於道德良知，堅持寫作的基本原則，對那場曠古未聞的大飢荒有所描寫，有所反映，哪怕是偷偷地私下地，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人們一定會將其作為他們的亮點，他們的美德而予以公開出版與張揚的。很遺憾，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任何這樣的跡象。
中國的知識份子自古就有一種感時傷世的憂患意識，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使命精神，這種憂患意識和使命精神如同一根柔韌的絲線貫穿於千年知識份子文化精神的始終，並形成一種偉大的優良傳統，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白居易的「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到鄭板橋的「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無一不是這種精神與傳統的鮮明反映。正因為此，在古典文學同一優秀作家的作品裡，我們既可以看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美好回憶，也可以看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再難述」（杜甫）的沉痛寫實；既可以看到正常年份「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的歡快景象，又可以看到災荒年間「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攲棟。老農釋耒嘆，淚入飢腸痛」（蘇軾）的悲景愁容。
那麼，為什麼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沒有了這樣呢？為什麼他們筆下流出的只有歡樂頌而沒有悲苦吟呢？是千年知識份子文化精神的偉大優良傳統到此出現了斷裂還是文學的表現對象和內容發生了改變？
波普爾曾指出二十世紀一種名為「全面社會工程」的現象：要在一種預先設想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完全徹底地使世界變得更美好，這種意識形態自稱弄通了歷史發展的所有規律，並描繪了一種最終可以實現這些規律的事態。哈維爾在「知識份子的責任」一文中以切身經歷支持這一看法，進而指出「全面社會工程」也就是烏托邦主義對社會道德、政治和經濟的毀滅性後果。
這種烏托邦主義在中國的直接惡果便是大躍進的狂熱以及狂熱導致的災難──三年大飢荒。但是，當時的人們並不是這樣認為。在革命取得成功和共和國建設初時顯示的成就的鼓舞下，在充滿激熱又不無虛幻的意識形態傳教下，人們普遍地懷抱一種高邁激昂的理想，真誠地相信自己正置身於一個嶄新而偉大的時代，並從事於一項偉大而壯麗的事業，這項事業是如此的偉大和壯麗，它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把人類帶進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最美好的社會。在這項事業面前，任何個體和個體生命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唯有國家（集體）和國家（集體）力量才是強大的，可為依靠的。為了這項事業的早日建成，須要做出貢獻乃至犧牲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於是，在這項偉大事業的旗幟下，集合了人間所有的樂觀、熱情、堅強、勇敢、光明、歌頌與讚美，獻身事業是革命者的崇高職責，歌頌光明是文學家的最大任務，堅強表現為對死亡的漠視，勇敢意味著對悲苦的拒絕，樂觀情緒淹沒了憂患意識，遵命思想覆蓋了使命精神。這就是偉大事業所要求的時代精神與理想。用這樣一種精神去鼓舞民眾，鼓舞民眾的同時又被自己的這種鼓舞所鼓舞，用這樣一種理想去讚美生活，讚美生活的同時又陶醉於這種讚美，作家詩人們於是在歌頌和讚美中變得更加的熱烈、高亢乃至迷醉，對發生在腳下的苦難與死亡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漠然也就是勢至必然。因為在高昂理想和時代精神觀照下，飢荒及其導致的死亡和苦難，比較於正在建設的偉大事業，只是萬里晴空浮現的一朵烏雲，康莊大道上出現的一個泥坑，是暫時的，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既然微不足道，也就沒有價值和意義，沒有價值和意義（更不用說負面價值和意義），當然就不能得到表現。時代要求的是鼓舞人心，事業規定的是一片光明，而飢荒、死亡和苦難又意味著陰暗和灰心喪氣，於是，在獨立精神被遺棄，自由思想受擠壓，樂觀傲慢地睥睨卑微的憂患的時候，價值判斷開始走樣，良知與勇氣跟隨失去了份量，它們（飢荒與苦難）的不再觸動作家詩人敏銳的神經，不再進入文學的視域，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順理成章。
追問文學對大飢荒的失語並不意味著懷疑文學在這一時期表現的真誠，相反，我們相信這些作家詩人們對時代的歌頌和生活的讚美是一種發乎內心的真誠。但真誠之於文學並不一定意味著真實之於生活，尤其是狂熱時代的這種真誠，多少包含了朦昧的成分，它沒有了認真的獨立思考和深刻的人性關懷的支撐，到底有些盲目與稚嫩，是一種近乎童年期的真誠，表現在文學上必然就是達致不到一種深刻的全面的真實。就此而言，對這些作家詩人們在這一時期的創作表現，我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遺憾。就中國文壇而言，對大飢荒的整體失語，不能不是一大歷史恥辱與污點。
然而，寫作家止於寫作的地方，思想家開始了思想。顧准這一時期的日記，對飢餓及飢餓導致的死亡有著真實的記錄及思考，為後人解讀歷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原始資料，李慎之稱「他給整個一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挽回了榮譽」，或許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這一事情上唯一的可聊以自慰。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