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秋，《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報導全國各地農業生產大豐收、產量放「衛星」的新聞。7月12日，《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平均畝產7320斤的最新、最高記錄。因7月以後小麥已經過了收穫季節，看來西平縣小麥高產「衛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還是《人民日報》，報導青海省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小麥畝產8585斤6兩。西平縣小麥高產「衛星」被打破了。
柴達木盆地平均海拔約3000米，屬於高原氣候，春天播種，9月收割。在這個時候放的這顆「衛星」，別的地方要趕超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已經過了小麥收穫季節，要趕超只能等來年。在全國各地農業生產放「衛星」的「凱歌」聲中迎來1959年。春節剛過，飢荒就開始蔓延，越來越嚴重。到了夏、秋收糧食收穫季節，沒有什麼地方放高產「衛星」了。所以，賽什克農場1958年放的這顆小麥高產「衛星」，是全國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筆者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16年，到過全省所有的勞改農場。賽什克農場就是省公安廳勞改局的一個直屬農場。在柴達木盆地的諸多勞改農場中，它的生產條件並不好，好的年景小麥畝產量最高也就是兩三百斤。那麼，8000多斤的畝產量是怎麼來的呢？
1962年10月11日，筆者隨領導到賽什克農場檢查工作，詢問該場生產科科長（1958年放「衛星」時他是副科長，對放「衛星」一事很瞭解），瞭解1958年小麥畝產放「衛星」情況，下面是對話記錄：
問：1958年第一生產隊小麥畝產8585斤6兩是怎麼來的？
答：領導吹的唄！
問：怎麼能上《人民日報》？他們的記者來過嗎？
答：《人民日報》有個記者住在西寧，我們場長給他打個電話，發了個電報，沒想到報紙就登上了。
問：第一生產隊1958年小麥實際畝產量是多少？
答：292斤。
問：畝產才200多斤。你們報了8000多斤，太離譜了，不感到心虛嗎？
答：那時候報紙上天天報導農業生產放「衛星」，哪一個是真的？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省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水稻畝產14萬斤，我們小麥畝產才8000多斤，和他們比差遠了，為什麼心虛？！
我無言以對。
下面讓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青海省勞改單位「大躍進」、糧食放「衛星」情況。
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從內地將20多萬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對「大躍進」不滿而被判刑勞改的）調入地處高原、乾旱少雨、氣候惡劣的青海省。為了響應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號召，青海省勞改系統積極開展「大躍進」運動。青海省是個長期缺糧的省份，每年需要從其他省調入大量糧食，這麼多犯人一下子調進來，吃飯成了大問題。於是開荒種地就成了「大躍進」的切入口。省裡領導人不問青紅皂白，不管有水、無水，不管氣候異常能種不能種，不管種了是否有收穫，也不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下同）身體吃得消吃不消，大規模地開荒種地。提出「以開荒為綱，邊開荒邊播種，開一畝種一畝」，「不吃也得種；不打糧食也得種；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種」，「不種，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在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錯誤口號指導下，在全省範圍內，大規模地墾荒種地。
1957年，省勞改局直屬勞改農場全部耕地20萬畝，到1960年達到211萬畝，增加了近10倍。但是，開荒越多，死人越多，經濟損失越大，開墾出來的耕地很多不能種莊稼，把草原變成了荒漠，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1958年播種面積由1957年的20萬畝，開荒擴大到430751畝，糧食總產量為130948304斤。單位面積產量為304斤；
1959年播種面積為820997畝，糧食總產量為209353235斤，單位面積產量為255斤；
1960年，播種面積擴大到2115086畝，糧食總產量為105754300斤，單位面積產量僅為50斤，僅僅是1957年單位面積產量266斤的19%。
以上是這三年的實際產量，可是報上去的產量比實際產量平均多2∼3倍，國家按照上報的糧食產量徵購。徵購後，農場所剩糧食不夠「三類人員」吃，怎麼辦？壓低口糧。於是從「三類人員」口中奪糧開始了：
1957年，「三類人員」糧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糧——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嚴寒、缺氧的環境下，從事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這麼低，結果造成「三類人員」大量死亡。從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勞改、勞教單位（下同）共死亡「三類人員」49604人，佔這四年「三類人員」平均人數164340人的30%。
按年份分：1958年死亡「三類人員」4415人；1959年死亡「三類人員」12652人；1960年死亡「三類人員」20988人；1961年死亡「三類人員」11549人（1961年死亡時間主要是在春天）。
在死亡的這些「三類人員」中，有刑滿就業人員2375人，勞教人員4159人，其餘都是服刑的犯人。
青海省從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辦勞改農場、工廠，到1957年底的7年時間，共死亡「三類人員」1363人，佔這個時期「三類人員」平均人數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類人員」佔平均人數的30%，死亡率增長3.7倍。創造小麥畝產「世界記錄」的賽什克農場，1958年死亡「三類人員」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佔「三類人員」總數35.2%。創造「奇蹟」的第一生產隊共死亡「三類人員」357人，佔「三類人員」總數的40%
不僅勞改農場「三類人員」大量死亡，勞改工廠同樣大量死人。因為同是「三類人員」，享受同等的糧食定量。在省會西寧市周圍有十幾家勞改工廠，死亡「三類人員」8000多人。青海省西寧新生第二磚瓦廠，共死亡「三類人員」2601人，佔該廠原有「三類人員」4465人的58%。這個廠死亡人數這樣多是因為每人每天只能吃幾兩糧食，沒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當時磚瓦生產卻是原始的手工勞動，是最容易消耗體力、熱量的重體力勞動。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磚瓦毛坯進入高溫的窖裡，有人當場倒下，永遠也爬不起來，被人拖出來，扔到山上了事。
人死了以後，不通知家屬，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無人煙的曠野，任由野狗、豺狼、禿鷲享用。唐格木聯合企業公司共死亡612名「三類人員」，其中沒有通知家屬的538人。該公司鐵基農場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類人員」中，就有48具屍體沒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餘75具屍體叫犯人掩埋，而每個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後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來年拖拉機開荒時被帶出。
青海湖畔的江西溝漁業公司（青海湖盛產湟魚，肉嫩味美，省勞改局在這裡設一個勞改單位，專門捕魚）共有「三類人員」706人，從1960年5月到1961年4月共死亡318人，佔總人數45%。死的這些人都沒有通知家屬，也沒有掩埋，多數被胡亂扔進青海湖了事。1962年在部分死者家屬來信、來訪的強烈要求下，王昭下令打撈遺骨，結果打撈出52具殘缺不全的遺骨，無法鑑定，集體掩埋，在墓碑上寫上所有死者的名字。文革中這也成了王昭包庇、同情反革命的一條罪狀，墓碑被紅衛兵砸爛，遺骨被焚燒。
西寧市周邊都是山，有十幾家勞改、勞教單位，2萬多名「三類人員」中死亡8000多人，屍體都是在山上處理掉的。
西寧新生第二磚瓦場死亡的2601人中，通知家屬的597人，沒有通知家屬的2104人；有棺材、有墳墓、有標誌的只有51人，挖大坑集體掩埋的2550人，一個坑一次埋幾十人、幾百人不等。
青海省新生第二建築公司，犯人剛開始非正常死亡時，死一個埋一個；後來死人多了，掩埋死人的犯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氣挖坑，於是用浮土蓋一下，或用石頭壓住，最後沒有辦法，用挖掘機挖了幾個大坑，一次埋下305具屍體。
從1963年起，青海省直機關幹部在周邊山上植樹造林，從上海調到青海省高級法院擔任院長不久的鄭文卿看到山上有很多人骨頭，不禁感嘆：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當他瞭解這些拋撒在山上遺骨的來源後，向省委反映，王昭指示公安廳勞改局派人將這些骨頭收集起來焚燒。
在此我要特別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從內地送往青海的勞教人員2.5萬多人，分散在38個勞改、勞教單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為右派問題被勞教的，他們沒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說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滿，應該釋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卻是「多留少放」，刑滿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無期徒刑」，否則那2000多人也不會死在青海高原。
作者註：本文所涉及的僅僅是省勞改局直屬勞改單位的數據，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也不包括州、縣辦的勞改、勞教單位。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