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賈闊採訪報導】中國著名民主人士張林的十歲女兒張安妮近期被迫失學的遭遇受到了全世界媒體的高度關注。看中國記者日前電話採訪了張林，他向記者介紹了他個人一生追求民主的坎坷之路和安妮失學的經過。
大學時組建社團
張林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他於1979年以安徽蚌埠考區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之後畢業於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
張林告訴記者，「在我上初中12、13歲的時候，就覺得灌輸的那一套唯物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很荒謬，我與這些理論格格不入。經常和政治課老師辯論，也多次被趕出教室。所以在我1979年到了清華唸書的時候，很快進入到一種更深的思考當中，然後有幸的又接觸到西單民主牆，我經常到那裡去看文章、買雜誌，回去後和同學們分享。在西單民主牆被徹底取締後，又爆發了校園民主運動，我又很熱烈的參與到其中，幫助一些候選人進行競選，那時我才17歲。」
張林與前妻、女兒合影
「隨後我組建了一個學生社團‘清華大學歷史地理學社’，1981年這個社團已經成為清華人數規模第三大的學生社團。從那以後我就一直沿著這樣的思路，我認為人活著首先是要有一個思路、一個想法、一種理念、一種追求，不能像動物一樣僅僅是為了吃穿。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真的觀察中國社會的問題，深刻的去思考，逐漸形成了我的一些觀念和想法，發現現實社會很荒謬。」
組織民主運動 六四入獄
「在那之後，我很快就走入了民主運動，86年我在蚌埠建立了一個民眾自發的組織‘輿論沙龍’，一直活動到六四，被當成當地最反動的組織被鎮壓。88年我在廣東，雲南從事民主運動。89年我成為蚌埠民運的主要領導人，建立了多個組織，如‘絕食團’、‘市民聯合會’等，當時的高自聯其實也是我指揮的。之後我被關進監獄，當時他們起訴我的罪名有五條：反革命宣傳罪、反革命破壞罪、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罪、破壞社會秩序罪和破壞交通秩序罪。他們羅列這些罪名就是想隨時把我槍斃，當時我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打算。」
1989年，張林因組織和參與民運，被判刑兩年。張林在獄中染病，他說：「後來患了重病，末梢神經炎，最嚴重的時候，下顎以下全身麻木，而且還疼痛。尤其是手指尖和腳趾尖，比牙疼還厲害，是不間斷的劇痛，每天疼十幾個小時。這是由於當時獄中的飲食和環境造成的，我幾乎差點死掉，後來得以保外就醫。如果不是這個病，我可能要在裡面呆很多年。」
「出來後我繼續從事民主活動，90年在北京再次被捕，當局以流氓罪的荒唐名義把我勞教三年。我在那裡面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絕食，對身體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一度流亡美國
「在那三年裡，在死亡在線掙紮了很多次，97年在從勞教隊出來以後，我仍舊從事民主活動，突然有一天當局對我說，有好消息，可以去領一本護照去美國。後來才知道當時是江某為了改善國際關係，在訪問美國之前釋放幾個政治犯給國際社會裝樣子看。我就在那個中美互動的特殊時期，幸運的到了美國。
在流亡一年後，感覺海外民運圈裡非常複雜，而且處在爭吵和無所作為的狀態，令我非常傷心和失望。1998年我返回中國大陸，隨即又是被逮捕關押。」
無悔前行的小卒
張林在對自己從事民主活動33年來的歷程和感受總結到：「在我13年的牢獄生涯中，我始終是抗拒被奴役，我可以做政治犯、良心犯，但我決不做奴隸。」「不論是付出多大代價，我感覺我是在踐行一個做人的實踐，也就是說我要做一個人，不是一個奴隸。我要按照自己的願望生活，按照自己的願望走自己的道路。同時我要把中華民族從目前的狀況中儘可能的早日擺脫出來，走上一條有希望的，能夠向著自由、向著尊嚴、向著道德的目標前進。這也是我從十幾歲開始就形成的一種理想。不管我為這個理想付出多大的代價，我沒有浪費我的生命，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不管我有多大能力或做出多大貢獻，我覺得我就像像棋盤上的卒子一樣，每天都在拱，一直拱了30多年，我對我自己感覺還是滿意的。」
妻子離異 無家可歸
兩年前，張林的妻子因不堪忍受長達9年的被監控的生活，患上了恐懼症，不得不與張林離婚。張林擔心妻子未來的生活，把家裡唯一的財產一套小房子分給了妻子，他與兩個女兒淨身出戶。張林從此拖著因長期坐牢而患各種疾病的身軀照顧著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生活異常艱辛。
在張林的大女兒考上安徽合肥的農業大學後，為了一家三口能有個照應，張林渴望能夠搬到合肥去。當張林的朋友得知這個情況後，把在合肥的農業大學附近的一套空房借給張林暫住。今年年初，張林一家三口搬到了合肥相依為命。
女兒安妮被株連失學
今年2月27日，在張林十歲的女兒張安妮辦理了轉學手續剛剛入學不久的琥珀小學裡，安妮被四名不明身份的大漢強行非法綁架，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裡20多個小時，沒有吃喝，不許通知家屬，也不被告知父親的下落。之後，張林和女兒安妮被強行押送回了老家蚌埠張林前妻的住所。
4月7日張林父女倆被20多位從全國各地趕來的聲援者和律師朋友們從蚌埠被監禁的家中營救出來，返回到合肥辦理安妮的復學手續。張林說，「在被驅逐出合肥的住所以後，我們就沒有了固定的住所，就是和網友和律師們住在一起。在蚌埠時我們遭受了一個多月的軟禁，並要求不能離開蚌埠。在蚌埠其實也是暫住在前妻的家中，因為前妻不忍看到我們流落街頭。在被律師和網友們從蚌埠營救出來以後，我們就一直住在琥珀小學附近的家春秋旅店裡。」
4月8日在張林送女兒返校的過程中，遭遇到十餘名警察的圍堵和阻攔，同時學校迫於當局的壓力，以無法保障安妮的安全為由拒絕安妮在琥珀小學的繼續學習。
張林向記者介紹，「琥珀小學一直找一些理由，說轉學手續中的一些文件還沒有提供。但事實上，按照教育法和安徽相關的教育規定沒有要求非要提供那些文件。其實入學的手續已經辦理了，只是學校需要到教育局加蓋一個公章。不存在他們說的那些問題，他們之所以中斷安妮的學業，就是因為受到當局的脅迫。」
張林認為，今年2月份接受境外媒體關於民主問題的採訪可能是導致近期他和他的女兒遭受當局打壓的真正原因。他感嘆道：「我覺得在21世紀這樣的事情能夠公然的發生，太不可思議了。我從事民主活動已經有33年了，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的親人會受到如此嚴重的株連。以前被抓進監獄，家人為我擔心、焦慮、傷心、難過，都是間接的對他們構成傷害。這次直接了當的對我的女兒進行傷害，我感到非常的震驚和憤怒。自從安妮被綁架以來，一個半月了，我每天生活在一種很不正常的情緒和狀態中。」
外界聲援 當局恐慌
十歲女孩安妮被迫失學的消息傳出去後，陸陸續續從全國各地有超過500多名不同職業的人們趕到合肥聲援。聲援者們在琥珀小學外面的小廣場上對當局侵犯孩子的受教育權進行抗議。在校方、教育局和公安機關的一再拖延和不作為的情況下，聲援者們的抗議活動升級，在小廣場上搭起了帳篷、拉起了抗議的橫幅，進行接力絕食抗議併進行演講、燭光晚會等活動。同時全國各地的律師也紛紛趕到合肥組成律師團為張林父女在法律上提供援助。
張林說，「我們大家都受到了非常嚴重的騷擾。很多身份不明的人在我們住所的附近轉來轉去，後來在旅店的走廊裡轉來轉去，不時的敲每個人的房門，甚至到了凌晨3點多仍然進行騷擾。後來江天勇、唐吉田律師實在無法忍受了，向他們詢問身份來歷，並警告他們的騷擾行為，在經過一翻鬥爭後，他們才離開。第二天監視的便衣更多了，到處都是，而且有幾個不明身份的人衝到我們的群體裡尋釁滋事，差點發生嚴重的衝突。」
「第三天，相對進入了平靜的狀態，我們每天到小學外的翠竹園裡進行接力絕食抗議，來自各地的教師和博士們還為安妮補課，同時我們還召開了一些研討會，討論人權問題，談論孩子的教育權問題，婦女兒童的保護問題，公權力應受到制約的問題等。」
「雖然從第三天開始，當局不在對我們進行貼身的跟蹤和面對面的挑釁，但是他們在暗中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蚌埠、蕪湖、阜陽幾個城市的國保都集中到了合肥。對各地來聲援的人們進行威脅，脅迫他們離開，很多情況他們都是通過威脅聲援者的家庭成員，讓人們被迫返回自己的家中。其中來自阜陽的李慧，她的家人遭受的威脅最嚴重。」
強行清場 父女押回蚌埠
3月16日上午9時許，安徽警方出動了大批警察，7、8輛中巴和數輛警車，將張林父女和眾多的聲援者們包圍，採用無線電干擾設備屏蔽了所有在場人員的手機信號，對抗議活動的現場和聲援者們下榻的賓館進行了清場。其中幾十人被捕，上百人被驅散，聲援者們的帳篷和抗議的條幅被拆除，被捕的人們至今下落不明。現場只有大批的警察還在原地看守。
當記者再次獲得張林消息的時候，他和女兒安妮已經被再次押送回了蚌埠老家前妻的住所，而且獲悉張林在被抓捕的過程中，被抓破和扭傷。
記者試圖再次和他通話，已無法接通，張林給記者的留言是「警察就在旁邊，無法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