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參與紅十字運動的時間並不晚。國際紅十字會正式成立於1875年，二十四年後的1899年（即光緒二十五年），大清駐俄公使楊儒與總理衙門便建議清政府簽署《紅十字會公約》，並盡快籌辦中國的紅十字會。清廷對此也表現出興趣，只是由於庚子事變，加入公約一事遂擱置下來，直至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才完成了入會手續，獲得成立紅十字會組織的資質。
而中國民間社會對紅十字會的響應就更早了，光緒二十五年初，已經有許多民間慈善團體在借用「紅十字會」的名義，或者「酌照紅十字會章程辦理」。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極具開放性，這便是一處例證。中國紅十字會的前身——創立於光緒三十年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也是民間士紳創辦的。當年日俄在中國東北爆發戰爭，製造了大量中國難民，上海的瀋敦和等紳商決定組建一個中立的慈善團體救助難民，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協助下，瀋敦和徵得英德美法四國駐上海領事及公共租界官員的同意，中外合辦了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募捐善款（清政府也撥款資助），派員進入東北戰地救濟和運送難民。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具有臨時救急的性質。日俄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便有意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基礎上，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紅十字會組織，並於宣統二年（1910）任命盛宣懷為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但此時清政府與上海的紳商出現了理念上的衝突：清廷試圖強化官方對紅十字會的控制，上海紳商則要求維持「民捐民辦」的地位。雙方意見相持不下。不久發生了武昌起義，盛宣懷丟了官，紅會會長一職由原陸軍部尚書呂海寰接任。但上海方面不願意紅十字會變成官辦組織，於是自行委託日本赤十字會代為向國際紅十字委員會註冊，由瀋敦和領導上海紅會的工作。
按照國際紅十字會的章程，一國只能有一個紅十字會。但由於歷史原因，清末的中國出現了兩個紅會，一南一北，各行其是，各自發展會員，募集資金，開展救濟。
待到民國成立，南北兩個紅會才展開合併的談判。以呂海寰為會長的北京紅會得到了袁世凱政府的承認和支持，而瀋敦和主持的上海紅會雖未獲政府承認，卻有上海紳商界的支持。雙方談判的關鍵問題便是，以北京紅會模式合併，還是以上海紅會模式合併？這個問題的實質則是，紅十字會應當官辦，還是民辦？
談判的結果不是北京紅會吞併上海紅會，也不是上海紅會吞併北京紅會，而是官、紳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創設了一個獨特的「二元組織構架」——合併後的紅十字會設總會，駐北京，負責與政府、國外的交涉等虛務；設總辦事處，駐上海，負責組織救援等實務；設常議會，由36名常議員組成，執掌管理、審查紅會資產、賬目以及修改紅會章程的大權。這個組織構架，既尊重了北京紅會的正統地位，也保持了紅會的民辦慈善性質，可以說是中國早期紅十字會的創舉。
當然北洋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干預紅十字會的努力，但設於上海的總辦事處、常議會均頂住了官方的壓力，堅持守住紅會的獨立性與民間性。如在1922年召開的全國會員大會上，常議會議長楊晟回顧了中國紅十字會最早由紳商倡辦、捐助而成的歷程，強調紅會乃是「公共組織之慈善團體」，而非「國家組織之慈善團體」，因此，「自非詢謀僉同，即無可施行之準則」。楊晟這麼說，意在抗議北洋政府此前徑行頒布了強化政府干預、削弱常議會權力的「紅十字會條例」，楊晟認為，這些條例未經紅會會員表決同意，因而是無效的。
1922年會員大會通過的新章程，再次確認了紅十字會的民間慈善定位，確認了早期紅會的組織構架：將總會會長定位為「完全之名譽職」；由總辦事處負責紅會的一切實務；常議會為紅會的最高權力機關。紅會的會長、副會長、總辦事處理事長均由常議會選舉產生（北洋政府的任命狀，只是一道照章批准的程序，而不是實質的人事權）；常議會的常議員則由全國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說到這裡，有心人或會發現，這個組織構架跟現代議會制國家的政制非常相似：會長好比是虛位的元首，總辦事處好比是掌握實際治理權的內閣，而常議會則相當於議會。相對於官方的獨立性，以及內部的分權制衡，是這個組織構架的最大特點。我曾看到有網友在網上問道：「中國紅會有百年歷史，為什麼一百多年都不能健全紅會制度？需要一千年？」這麼問，顯然是不瞭解中國紅十字會的早期歷史了。
整個北洋政府時代，中國紅十字會一直保持著這樣的組織構架，並保持著民間慈善的獨立地位。一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強勢的國民黨當局才實現了對紅十字會的改組，強化了對紅會的控制，紅會獨立性大減，不過仍得以維持民間團體的面貌。
堅持民間慈善定位的中國早期紅會，並未因為拒絕政府的介入而失去公信力；恰恰相反，早期紅會既然不打算依賴政府權力，當然會更加註重自身的信譽。中國紅會的早期領袖本身便是一群有名望、有抱負、有操守的士君子——這是一個秉承著士紳傳統、活躍於清末民初的群體，中國近代社會的諸多進步，都是他們推動的，如紅會創始人瀋敦和，紳商出身，是上海著名的慈善家，創辦過華洋義賑會、上海時疫醫院等知名慈善機構。
早期紅會也建立了一套有分權、有制衡的制度來保障整個組織的公信，除了前面我們介紹過的權力結構，紅會也注意運作的透明性，定期登報、造冊公布賬目——說起來，這也是中國民間慈善的傳統做法了，以前的「徵信錄」，便是指民間公益組織向社會公布善款收支情況的報告書。如果你有機會閱讀民國時期的《申報》，便會看到很多早期紅會刊登的「徵信錄」。
回顧中國紅會的早期歷史，我發現了這個慈善組織初誕生時的風華：有士紳君子主持之；有優良制度維持之；有民間本色保持之；有獨立地位堅持之。這樣的民間慈善特點並非近世才出現，實際上，從南宋時朱熹創置社倉，到晚明時東林士子設立同善會，中國的慈善傳統均是如此，只不過這一慈善傳統後來中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