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黨的理論工作又有了新的飛躍。有位法國人為黨的理論刊物《求是》撰寫了一篇文章，熱情謳歌偉大的黨，高度讚楊了中國模式，科學論證了我黨權力交接方式的合理性。姑且不論這篇文章是否靠譜，黨的頂級刊物能夠打破慣例刊載一個除馬恩列斯之外的外國人的文章，這本身就是個進步。當然，您也許會指出，那位作者並非一個真正的法國人，而是個中國人，混吃騙喝的馬屁僑領。您甚至會引用黨對他的稱呼「旅法學者宋魯鄭同志」來證明他其實是旅居法國的中共黨內同志。我認為那不是問題。任何人只要入籍宣誓效忠法國了，就是法國人。雖然我無法核實這位「旅法學者」在法國拿過任何學位，也沒找到他在法國的任何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任何學術論文，但他確實多年如一日用中文撰寫了無數篇歌頌黨，抨擊自由民主制度，批評西方國家的文章。就憑這個，不叫他一聲學者於心何忍。一個法國人如此熱愛我黨，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種精神！這也說明我黨在全世界的影響力是何等巨大。
（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那位法國人的文章題為「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原文在這裡。文章發表後，海外各大中文網站紛紛予以轉載，但卻把標題改為「中國最高權力更替有‘禪讓’色彩」。本文姑且稱該文為「禪」文。為什麼「禪」文受到如此重視呢？因為它深度論述了「三個自信」，提出了「一個禪讓」的新學說，把黨的理論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禪」文一開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1840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這三個事實判斷，就構成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堅實基礎。」此言一出，驚天地泣鬼神。甭管此話是否當真，誰都知道，「三個自信」的始作俑者乃是那個玩了女人還倒過來收人家嫖資的大流氓衣俊卿。儘管有人指出越是狂喊自信的人越不自信，但我卻認為敢於接過一個大流氓的口號繼續忽悠下去，這本身就是一種自信。
說起自信，我黨很多年前比今天可NB多了。那時候我黨的口號就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當年偉大領袖認定資本主義制度「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說法曾激勵著多少革命青年赴湯蹈火。雖然改革開放後全國人民都意識到那都是些騙人的鬼話，但改革前我確實堅信不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還生活中水深火熱之中，而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今天看到「禪」文中如此堅定不移地抨擊挖苦資本主義世界，揚言「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好的國家」，彷彿又在閱讀1976年前的「兩報一刊」。宋魯鄭同志讓大家穿越到了改革開放前，讓讀者恢復了對資本主義世界每況愈下，社會主義中國蒸蒸日上的那種堅信。不言而喻，既然中國已經是「全球發展最好的國家」了，那還要繼續改革做什麼？
為了使讀者確信中國是全球最好的國家，宋魯鄭同志例舉了很多事實以證明「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宋同志說「在五大金磚國家中，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GDP）遠超其他四國總和」。但不知是因為宋同志的數學太差還是他的邏輯太混亂，他顯然故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些數據。例如，在1840年那個時候，中國的GDP在世界經濟的比重為32%，比今天可高多了。宋同志羅列了大量的史實，用以說明中國共產黨才真正讓中國實現了主權獨立，重建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可他這個文科高才生就是無法把那些史實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兩者之間劃上一個等號。而且他顯然故意忽略了一些更重要且十分明顯的史實。例如，1840年那個時候中國的版圖比今天要大很多。甚至1949年前的中國政府公布的中國版圖都遠大於今天中國政府公布的版圖。這裡還沒有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把長白山天池的一半以及分水嶺東側的三座山峰贈送給朝鮮，把白龍尾島以及附近水域贈送給越南的那些事實。
宋同志激情高昂地大談「重建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但他卻故意迴避蔣中正領導的八年抗戰。我在「禪」文中就搜不到「抗日」二字。沒有八年抗戰，中國談何主權完整？不談抗戰也罷，肆意歪曲歷史就有點下作了。宋同志振振有詞地說:「二戰後，同盟國英美蘇仍然侵害中國的主權，三國均在中國有軍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權」。而事實卻是，在1942年蔣中正就廢除了英美的在華治外法權，而蘇聯從來就沒有過在華治外法權。宋魯鄭同志說起謊來真是臉不變色心不跳！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相信宋同志「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這個說法的。不過稍微留心一下，我們會發現，在1840年那個時候，清王朝的鼎盛時期（乾隆中期）早已過去。1840年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代。而宋魯鄭同志卻說今日中國趕超了上一個王朝的走向沒落的某個時段，這豈不是拿偉大的特色社會主義開玩笑？這讓那些高喊「盛世中國」的同志們情何以堪？拍馬屁不是他的錯，但至少要拍出點水平啊。
我一向欽佩中文專業的同胞，因為他們大都精通中國文化。宋魯鄭同志也是中文系畢業的，但他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卻貧乏到了驚人的地步。海外各大中文網站之所以把宋魯鄭同志原的文標題換成「中國最高權力更替有‘禪讓’色彩」，是因那篇大作的高潮就在於「禪讓」那兩個字。宋同志是這樣談「禪讓」的：「中國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侷限，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替。」這一駭世驚俗之說雖然沒有讓《求是》的編輯大人們看出破綻，但確實讓稍有歷史知識的國人驚掉下巴。
後來中國的王朝更替，也有一些是以禪讓之名，行逼宮奪權之實的。例如，《三國》中就提到：曹丕想篡漢自立，使計唆使華歆等人威逼漢獻帝起草「退位詔」，獻帝害怕性命不保，只得在「受禪壇」上交出皇權。即便那種禪讓發生了，也不是歷史的進步。這是因為無論「禪讓」是多麼崇高，那還是為一己一私一黨謀利。我們設想一下，最近熱門的連續劇《後宮.甄嬛傳》中的那個雍正皇帝在他活著的時候就把王位主動交給他的某個兄弟或者子嗣，甚至交給一個近臣的後代，難道歷史就進步了嗎？難道社會就進步了嗎？沒有，半點也沒有！那種權力交接還是發生在一個皇族、一個特權階層之中，還是君臨天下，還是家天下。人民有任何決策權嗎？老百姓會因為「禪讓」而幸福起來嗎？所以，毛先帝就從不提「禪讓」，而是高呼「立黨為公」。中共如果在1949年前提「禪讓」兩個字，那豈不暴露了立黨為私的真面目，還能打得天下嗎？
這也就是為什麼宋同志的「禪讓」說讓人們驚掉下巴。這所謂的禪讓，不過是中華醬缸文化中的另一塊臭爛咸菜。這樣的權力交接，不過就是你提拔我的兒子做官，我讓你的後代接班，把權力在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紅N代之中一代代傳下去。所謂堂堂大中國不過就是那幾十個、幾百個家族的私家花園。這豈止是徹底摧毀了我黨「為人民服務」的光輝形象，簡直就是徹底砸爛了「人民共和國」這個招牌。這世上有哪個共和國的權力是在幾個家族之間、一個黨內「讓」來「讓」去的？這世上有哪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黨不相信人民，不准人民選舉，甚至連自己的黨員都不信任，只在高層內部搞「禪讓」的？
儘管宋魯鄭的「禪」文中假話連篇，儘管他的邏輯極度混亂，儘管他的歷史知識幾近於零，但他的「禪讓」之說卻道出了真相。今日之中國，有誰還在提政治改革？有誰還在搞民主法治？有誰還在為人民服務？這六十年的新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一夜之間就「禪讓」到堯舜禹那個時代，退到了五千年前，退回那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
《求是》雜誌以前叫《紅旗》雜誌。那是一家沒有道德底線的刊物。誰在台上，就為誰造輿論。「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曾經是那個雜誌的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也曾是那個雜誌的口號。那裡的筆桿子們比著說瞎話，比婊子還濫。那個雜誌曾經有兩個主筆，一個叫張春橋，另一個叫姚文元。他們已經是中國現代史中最沒有道德底線的筆桿子了，但和宋魯鄭同志相比他們簡直就是清純玉女。張春橋和姚文元無論如何說假話、大話、空話，他們畢竟還堅持把「人民」二字掛在口頭上。請諸位到「禪」文中數數他有幾次提到「人民」二字。
一個維穩經費比軍費還高的國度，一個不敢公布官員財產的國度，一個無官不貪的國度，一個「癌症村」遍佈各地的國度，一個美女還必須向馬列主義學者奉上嫖資的國度，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國度，在宋魯鄭同志的筆下居然成了一個「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看過不要臉的，確實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見過無恥的，還真沒見過這麼無恥的。婊子都想立牌坊，這可以理解，但不是這麼個立法。你以為中國老百姓都是白痴嗎？既然「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那為什麼那些高官們個個都把子女移民到海外？既然「中國正迎來自己的自信時代」，那你宋魯鄭同志幹嘛不回去建設那個自信時代卻呆在毫無希望的法國受苦受難？
這位宋魯鄭根本稱不上是「知識份子」，他屬於毫無忠誠的卑鄙文人那一類。若納粹黨當政，他照樣會無恥肉麻地吹捧。若汪精衛得逞了，他一樣會為汪偽政權搖旗吶喊。這個出身低微的文人，就為了從權貴那裡得到一口剩飯，連狗屎都歡快地吞下。一個不知羞恥的精神太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