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注定是上海政法系統極不尋常的一年。先是公安局長張學兵「辭職」而由中央空降白少康代之，後是高級法院院長應勇辭職而由貴州調來崔亞東接手。張學兵「辭職」原因眾人皆知，應勇辭職則頗為蹊蹺，至少按年齡論，他比接任者崔亞東還年輕三歲。
據滬上官場可靠消息稱：應勇二○○七年入滬，至今才六年，與滬上政法黑幕牽扯較少，「他不願捲入最近被媒體高頻報導的‘兩梅’兄弟冤案複查有否的爭執。這個案子舊話重提已經讓朱達人坐臥不寧，不得不請‘小老弟’吳邦國出來說話。」
江澤民點戲引出新嚴打
朱達人是一九九一年至九七年之間任上海市公安局長、市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政法要人，久在滬上官場，一九三六年出生年齡介於江澤民與吳邦國之間，且與曾慶紅、黃菊（已故）私交頗深。曾慶紅在上海時對朱達人特為敬重，私下裡稱之為「老大哥」。因著曾慶紅這一私下之敬，吳邦國亦不敢怠慢。
江澤民雖然與朱達人沒有直接的私人交情，但一九九三年其回上海消閒時，舉辦私人京劇沙龍，時任上海市公安局長的朱達人應邀參加。當時，江詢問誰人會唱《打漁殺家》，在坐者有人推薦老戲迷朱達人，朱達人改唱自己熟悉的曲目應對場面，在沙龍上唱了一段傳統劇目《甘露寺》，頗得江的讚賞。
名義上江是去上海消閒，實則是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吳邦國商談吳進京之事，以及吳本人對接任者的人選考慮。吳邦國當時比較為難，一是進入中央後當朱鎔基的助手又會受壓抑，且未來（一九九八）做常務副總理代江制約朱恐不勝其任；二是自己的鐵桿搭檔黃菊在他走後升任書記無多大問題，但人望太低，黃菊何時能離開上海成了其最頭疼的問題。消息人士稱：已得江偶然好感且身為上海市委常委的朱達人，向吳黃建議在上海開展不公開的嚴打，藉此來緩解市民對黃菊的不滿情緒。
正是在吳走黃升的背景下，上海開始低調嚴打，此舉也確實讓上海治安大有好轉。黃菊在上海基本穩住局面後，江澤民借鑒所謂黃菊經驗，佈置全國大規模嚴打。在這次大規模嚴打中，上海有先期經驗，順利地爭得全國頭功。為此，上海社科雜誌《探索與爭鳴》一九九六年第十二期刊出對朱達人的專訪，大肆宣揚嚴打政績。
領導急功意志鍛練成獄
嚴打製造冤案是中共政法體系運行的巨大成本，上海「梅氏兄弟殺人案」就是最具代表意義的冤案。該案發生於一九九五年七月，次年二月提起公訴，九七年二月作出一審判決，同年十一月終審。在上海市政法委寫給中央政法委的匯報材料中，該案是重大引述案例，寫成了「嚴打的重要成果」。
今天，雖然「兩梅」冤案已經納入公共視野，但是與此案相關的受益人均已經升遷。彼時，作為上海市的大案，市委書記黃菊親自過問並限期破案，孟建柱在其「聯繫公安局」的副市長分工內督辦，公安局長朱達人親臨一線指揮。「兩梅」大案當時被上海電視臺當作法制節目播出，而梅吉揚在節目中痛哭流涕，否認自己殺人。公訴機關有人發現此案的嫌疑人「無作案動機，無作案時間，無作案證據」，建議領導慎重從事。但是，在黃孟朱三人的意志下，擔任該案公訴人的王慶芳威脅證人，使對「兩梅」兄弟有利的證詞完全模糊化。
目前，對於此案的媒體「翻案」聲浪，上海一位退休檢察官表示：「當年一些辦理這個案件的人已經升到重要崗位。現在，要他們自己推翻自己太難了，更何況涉及到現實的政治利益呢！」比如，中共十八大開完後，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孟建柱進了政治局。雖然說中央政法委降格即不再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但以一個政治局委員專任，可以說更為專職化。
孟建柱面臨吳邦國壓力
孟建柱亦深知周永康時代政法委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因此力求通過揭露一些重大冤案來收刷新效果。發生於十年前浙江的張高平與張輝叔侄強姦殺人案，叔侄倆坐了十年冤獄後的今年三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得以昭雪的，但是錯案責任人無一受到追究。同樣，河南省的冤案受害人李懷亮雖然被無罪釋放，但所有造就冤獄的責任人亦未受到追究。
在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治理中國期間，政法委系統權重過大，一些在地方影響較大的案子往往由其掛牌督辦，而具體辦案人除了對嫌疑人濫用酷刑外，還以銷毀或篡改對嫌疑人有利的證據為能事。現任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試圖刷新政法委，但他本人就是造成「兩梅」冤案的責任人之一。這個矛盾讓不少知情人對其在政法委的刷新舉措表示懷疑。
孟建柱（資料圖片）
吳邦國（資料圖片）
據可靠消息稱：孟建柱本人也承受到了巨大壓力，因為吳邦國聽取有工作人員匯報，知道「兩梅」冤案被媒體熱炒，指責「一些人讓死人不安，讓退下來的老同志心煩」。其意思是說，當年過問此案的黃菊人已死了，在一線指揮的朱達人已經離休了。吳邦國的身邊人還放風說：「糾正冤案固然好，但要小心被國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很顯然，吳邦國只有力保朱達人無事，他與黃菊的名譽才不會受到影響。
消息還稱：由於孟建柱所承受的壓力巨大，沒出席四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法委宣傳工作會議。確實，孟關於「政法機關要第一時間回應社會關切」的指示，是由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王其江在會議上傳達的。
周強指令複查一批冤案
孟建柱被夾在歷史責任與圈子利益之間，畢竟作為上海市的市長後備人選之一，他得益於吳邦國與黃菊的鼎力舉薦，在二○○一年由上海市委副書記升任江西省委書記，而後又在胡溫第二任期內出任公安部長並晉位為國務委員。但是，刷新政法委與整頓司法以平抑民怨，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善意決策，作為習李新政的一個重要方面，需要全體政治局委員都得盡一份職責。
由湖南省委書記調任最高法院院長的周強作為李克強的親信，在中央政法委宣傳工作會議後，高調表態「促進案件公平正義審理是最高法院的未來工作主線」。北京相關消息也表明最高法院方面打算在未來兩年集中精力，複查一批像浙江「兩張」之類的案例。周強已經關注了上海「兩梅」案，指令將該案全部卷宗調最高院「詳細研究，以求復現原來的整個審理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