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的這個地主的兒子就是我的二舅舅。
二舅舅生於1935年元月，那幾日，天氣特別冷，北風呼號，大雪飄飄，且是早五更，那年是狗年。這是外祖父的第五個孩子，前三個都是女孩，終於第四個生了個男孩，家中大喜。這不，第五個又生了個男孩，按說也是大喜呀，然而外祖父卻一點也不高興。
剛吃完早飯，外祖父就準備出門了。外祖母躺在床上呻吟著說：「他爹，你不看看孩子啊？」「有啥看頭？」說著就頭也不回地離家外出了。
外祖母這輩子生了七個孩子，四女三男，前三個是女孩，接著三個男孩，收官之作又是一個女孩，我母親是老大。外祖母的生育太有規律了，三年一個。生老么時，我母親已經出嫁，第二年就有了我，所以小姨才比我大一歲，二舅舅比我大整整10歲。
周家是祖傳的大戶人家，良田幾十畝，房屋幾十間，子女多一些，也完全不愁吃喝開銷，外祖父不喜歡老二，實在是沒有理由的。「臘月，本來就天寒地凍，又趕上大雪，又是五更天，冷上加冷，早更頭出門的狗，家家人家門戶都沒開，哪有一根肉骨頭，只得自己吃狗屎了，一輩子的苦命。」外祖父後來對家人這樣解釋了他不喜歡老二的理由。
既然注定是苦命的孩子，那麼當爹媽的就應給多一些關愛吧？外祖父卻不是這樣想的，這個脾氣古怪死板的人一輩子都對老二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喜歡」。
解放前，外祖父長年在外給資本家的二姐夫打工，一輩子沒有種過地，沒有經受過農田勞作之苦，但同時也沒有收過租。因此在解放後沒有被評為地主分子，相反被當作職工安排在另一個鄉鎮的供銷社繼續工作了兩年，最後又因家庭的地主成分被解雇回家。
外祖父丟了工作回到家裡來，沒有一分錢的退休工資。他在這個家沒有地位，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外祖母作主，他的兒女們可憐他們的母親一個女人家頂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挨批挨鬥，受苦受難，於是全都同情母親，都是母黨了。
其實，比較外祖父的三個兒子中，老大太老實，老三太木訥，就數這個老二長得最俊秀，最聰明。我現在回憶二舅舅青年時的形象，身材適中，臉部輪廓分明，大眼睛，高鼻樑，無論外貌上還是氣質上都是最優秀的了。
二舅舅上學晚，直至1950年才小學畢業，正是那年家裡被評為地主了。二舅舅長嘯一聲：「完了！完了！一個糞袋子背背上，像一件濕布衫，永遠脫不下來了。」
可不是嗎，這個糞袋子從1949年到80年代中期，一背就背了三十多年，歷經三代人，禍及十餘家，殃及百餘人。
第一代，外祖父與外祖母，以及他們的兄弟姐妹；第二代，我的父母親，我母親的弟妹們，以及他們的配偶；第三代，我這一代，我的弟妹們，我的為數眾多的表弟妹們。
當然，第三代所受的影響相對小一些，但也是很明顯的。比如我，因為外祖母是地主，在考大學時就根本不敢報考清華的保密系保密專業，上大學後也遲遲不能入團。直至1964年的九評學習運動中，我寫的思想匯報將地主階級的外祖母家對我的壞影響徹底地清算了一遍，這才感動了組織，終於混進了團內。
第一代所受的就不能用「影響」這兩個字來描述了，他們受到的是鞭笞與奴役。土改時，外祖母被五花大綁地押上臺批鬥，一個表現積極的鄉村流浪漢打了她五個大嘴巴。1958年民主補課時，又一次遭到批鬥和關押，又遭了一次打耳光，放出來後掃地出門。平常日子也要不時的參加四類分子會議，聆聽訓話和無端斥責，還要經常去掃大街。
但第一代的人畢竟老了，影響最大的是第二代。而第二代中，影響最大的又是二舅舅，影響最小的是大舅舅。
大舅舅生得早不如生得巧，土改那年，已經高中畢業，那時招生工作中的階級路線還不明顯，所以他考上了大學。大舅舅考大學的那年，因為家中已被評為地主，經濟情況一落千丈，家中決定只供大兒子考大學，老二嘛，上了小學也就夠了，讓他下地幹活吧。
大舅舅果然考取了上海交大，遵照家庭的要求，他考的是兩年制大專，而沒敢考四年制本科。他要趕緊出來工作，掙錢養家。
二舅舅原是一心以大哥為榜樣，一心要上大學，但他無法改變家庭的決定，氣憤而絕望地撕掉了畢業證書，扛起鋤頭下園子幹活了。
二舅舅從小身子骨兒單薄，力氣小，可人聰明，鋤地、播種、施肥、收割，他樣樣活兒都行，搭個黃瓜棚子，絲瓜梯子什麼的，也不用學，一看就會了。春天，他在屋後種了幾窩南瓜秧，夏天，他捉上十幾個蛤蟆青蛙埋在根旁，秋天，他又爬到屋脊，用繩網小心地把南瓜兜起來。每年都是南瓜大豐收，屋檐下排了長長的一溜兒，最大的竟有四十多斤重。春夏兩季的夜裡，他打著手電筒筒在河邊插上幾十根釣魚桿，第二天清晨起桿，一準兒能收三五斤鱔魚，家裡吃不完，就上集市賣，換幾個零用錢。冬天下了雪，他用一根帶線兒的竹竿把一個網篩在雪地裡撐起來，遠遠地稀拉拉地撒上一撮米，引著鳥兒一邊啄食，一邊就一蹦一跳地走進網篩的下方，然後把繩頭兒一拉，用這樣的法子罩上個俊鳥兒玩。
外祖母說：「這個老二啊，學啥會啥，做啥像啥，真是個七巧玲瓏心。」
讀者們看過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嗎？那書裡有一個主人翁叫「運濤」，二舅舅就像「運濤」，心靈靈，手巧巧。
但是，二舅舅的心思仍然不在種地上，魚兒鳥兒、瓜兒籐兒，都拴不住他的心，他轉前轉後還是要上學。可他知道家裡沒有錢，於是決心自己去掙錢。務農兩年後，他開始行動了。縣裡招聘小學教師，他去考；供銷社缺會計，他也去考——短短一個月報考了三四個單位，結果全都被錄取了。
他選擇了去小學當教師，工資雖不高，但能邊教書邊複習。兩年內他積攢下了一筆錢，有了這筆錢，他要報考中學了。可是小學的畢業證書已經沒有了，他向一位同族的學生借了一張畢業證書。那人的名字與二舅舅只差一個字。為了上學，二舅舅就從此改叫那人的名字了。家裡人叫他考中專，中專三年，可以很快出來工作，可他偏要考初中，目的上高中、上大學。結果，他如願考取了市二中。那年，他已經十八歲了，才上初中一年級，是班上年齡最大的大齡生。
初中三年，順風順水，年年是優等生，入了團，一直當班長。初中畢業時，他被學校作為特殊優秀的「三好生」保送進省立高中。到了高中仍然年年是優等生，仍然一直當班長。高中的班長不叫班長，叫「班主席」了，我一聽這名兒就覺得他真了不起。
二舅舅的年齡雖然比我大十歲，但我上學特早，他上學特晚，小學畢業後又被耽誤了好幾年，所以，他只比我高三屆，他初中畢業上高中，我小學畢業上初中了。我的文化水平已經足以看得懂他的日記和作文，也基本上聽得懂他與同鄉同學之間的大部分談話。我記得他們談論過蘇聯的保爾和中國的保爾，談論過冬妮亞，談論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特尼娜和渥倫斯基、聶赫留道夫——我在暑假看過他帶回來的全部小說，還常常偷看他的日記和成績報告單。
看了二舅舅的成績報告單，他大概屬於上游裡的下游或是中游裡的上游這樣的位置。比起我的各科都在90分以上的成績還是要差很多。我也能理解，作為一個大齡農村學生，這樣的學習成績已經不錯了。在班主任評語的一欄中，一般都是讚譽的話，但最後都有一兩句莫名其妙的話讓我看不懂。比如有一學期的評語最後寫道：「希望今後要克服人生幾何的消極人生觀」。什麼叫「人生幾何」？那時我就不懂。又有一學期寫道：「希望今後要注意克服我行我素的生活態度」。什麼叫「我行我素」？我也不懂。只知道這都不是什麼好話，大概就是「資產階級人生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之類的。
雖說如此，二舅舅在初高中時期的人生軌跡總算是向上的。
而就在這時，他人生中一個最重要的拐點出現了，從此他的生命軌跡就不可逆轉的向下了。
就在他高中三年級的上學期，家中又出事了。
1958年的秋天，反右派運動剛結束，大躍進開始了。到處都是東風吹，紅旗飄，右派份子土崩瓦解，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卻正在此時又無端搞了一次「二次土改」。年已古稀的外祖母又被押上臺鬥爭了好幾次，更為糟糕的是被掃地出門，祖宅被全部沒收了，外祖母和大姨只帶出了一點點日用品和換洗衣服住在茅屋裡。而家中所發生的這一切，在城裡上學的二舅舅還蒙在鼓裡。
一個星期天，我上城裡去，大姨交給我一個紙條，讓我交給二舅舅。我到了校門口，可是傳達室的工友對我說，他們在上複習課，讓我把條子留下來，由他去轉交。我年紀小，沒長心眼，就把紙條留下走了，沒想到這張紙條子惹下了大禍。這名工友將字條打開看了，內容是說家裡已被掃地出門了，叫二舅舅暫時不要回家。這位有覺悟的工友將紙條子交給了校團委，一位姓龐的團委副書記立即發動了一場對二舅舅的「大批判」。
在關係到階級立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班上的大多數同學都紛紛起來揭發批判了。這其中就出現了兩個比較關鍵的人物。
一位就是同鄉的同班同學龔，他在組織的召喚下，將二舅舅改名字的事情揭發了。這是爆炸性的新聞，立刻引起轟動，原來這個與他們同窗三載，長期竊取「班主席」要職的人居然是個化名。老師和同學們都同仇敵愾聲討二舅舅欺騙黨、欺騙組織的罪行，那些經常閱讀反特小說的同學更將改名字的行為說成是特務勾當，甚至懷疑二舅舅就是特務了。
二舅舅後來說龔同學是公報私仇。龔在高一時偷了食堂裡的飯菜票被當場抓住。二舅舅是班主席，開班務會處理了這件事，雖然也不過是批評一下了事，可龔同學從此入不了團。
說起龔同學偷飯菜票這件事頗搞笑。龔在早晚打稀飯的時候，故意將飯盆子放在桌上有粥濺出來的地方，然後再往有飯菜票的地方移動，這樣在將飯盆拿回的時候，飯盆底就很自然地沾上了幾張飯菜票。他用這個辦法屢屢得手，也不知究竟幹了多少次。終於有一次被他身後的鄰班同學檢舉，當場抓獲。龔同學因為檢舉揭發受到表揚，但他仍然入不了團。
另一位就是那位貧下中農出身的大臉盤子的團支書，她一向暗戀著二舅舅。二舅舅雖也知道她的心思，與她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但他的心裏其實愛著另一位女生，她比她漂亮，比她年輕，比她溫柔，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有女人味，且也是一個成分不太好的，雖然也是團員，卻不是班幹部。團支書覺察到二舅舅的感情傾向，心中很痛苦，也很矛盾。當批判一開始，她的內心是矛盾的，態度也有點曖昧，他畢竟是她愛的人，隨著批判的深入，揭發的材料越來越多，尤其是當改名字一事被揭發之後，她終於擺脫了個人情感，去除了認識上的迷霧，於是她「覺悟」了，終於站了起來揭發批判她所愛的那個人身上的種種地主階級的烙印。
團支書態度的轉化使揭發批判升級了，但再升級能升到哪裡去呢？與一兩個女生保持一種曖昧的關係難道算什麼錯誤，但在那個年頭就可以上綱為「思想意識腐朽，道德品質敗壞」，再加上階級立場反動，於是二舅舅受到開除團籍，撤消班主席的職務，留校察看三種處分。
我始終沒有確切的知道這一切的導火索是否是那張紙條子。但後來，大姨和我母親都曾經就這件事一再責怪我：「你怎麼這樣不懂事？這樣重要的紙條子沒有交給你二舅舅本人呢？」「可是，大姨也沒有告訴我寫的是什麼呀」！我雖嘴上辯護著，心中卻感到無限的內疚。「算了，一個小孩子家懂什麼？」倒是二舅舅從來沒有埋怨過我。
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太深了。多少年了，我仍然認為這是我一輩子中做的最愚蠢、最錯誤的事情之一，我對不起我的二舅舅啊。
1959年，二舅舅高中畢業，可以預料，考大學是完全沒有指望的。但是，二舅舅卻不死心，第一年沒有考取，第二年又考，第三年還考，終於在1961年春天考取了「北京鐵道科技學院」春季班。他的父親看到了他的成功，頗為欣慰。雖然，他還不大相信這是最後的結果。這父子倆雖然一輩子也沒有溫情的時候，但在內心的深處早就和解了。
二舅舅赴京數月後，外祖父餓死了。他從1959年起就一直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最終得了脬腫病死了。二舅舅從北京寫信回來表示了哀悼和悲痛。二舅舅的信中說，他那個學校非常大，起碼有20個高中那麼大，是培養鐵路工程師的搖籃；他說他有助學金，不需要家裡多少負擔。有一封信中，二舅舅對前途做了美好的展望：畢業後將分配在鐵道部門工作，在鐵道部門工作的人有一項特殊的優惠條件，一年有兩張免費的火車票，所以他每年都可以把娘接出來玩一玩。二舅舅還說，黨和政府沒有對我這樣的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弟另眼看待，培養我上了大學，我一定要努力學習，畢業後報效黨和人民——這樣的話在每一封信中都有。
二舅舅的信是我每封必看的，每次看了信，都很激動，腦子裡幻想著一個有為青年，正在首都北京美麗的高等學府裡刻苦攻讀的情景。我為二舅舅感到高興和驕傲，他的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
然而，僅僅半年多，命運卻又一次無情地粉碎了他剛剛開始的夢想。同年秋天，國家以經濟困難為由，解散了一批大專學校，二舅舅所在學校也被解散了。
消息傳來，全家人都被這晴天霹靂驚呆了，外祖母喃喃地說：「死鬼早就說的，二侯一輩子的苦命。」外祖父在二舅舅出生時說的話仍像咒語般籠罩在全家人的心頭。
二舅舅沒有直接回家，對慘遭遣散的命運，他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在悲痛欲絕的情緒下，他打起簡單的行李去了西北。經過西安，他去看望了在那裡工作的大哥。他的大哥大學畢業已經七八年了，獨立支撐著這個地主階級家庭的劫後餘生，每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二都寄回家裡來，三十已過，老婆也找不著，皮鞋沒有第二雙，襯衫沒有第三件。
二舅舅更痛苦地認識到地主成份，這隻濕漉漉的糞袋子的殺傷力，它是永遠背在自己的身上，是再也甩不掉的了，終其一生，負莢而行。他有了「一死了之」的念頭，他想要在死前去看看沙漠，再去看看大海。他繼續西行，到了蘭州、到了天水、到了烏魯木齊，他在那裡看到有很多內地來的漢人在拉沙子，於是他也去租了一部架子車，做起了拉沙子的苦力。
沙漠的颶風捲起沙子，帶著自然的力量擊打在肌膚上，產生一種淋漓的痛楚。稀稀落落的拉沙子的個體在茫茫大沙漠裡就像一隻只螻蟻，二舅舅有了一種眾生如蟻的感慨。既然，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是如螞蟻一樣，自己又如何能不一般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二舅舅由此獲得了活下去的勇氣，半年多後，他回來了。他既然決定不死了，也就沒有再去青島看大海。二舅舅回鄉後，仍然沒有老老實實地下地幹活，仍然複習功課考大學，仍然要與命運作奮鬥。
1962年夏季，他剛從西北回來，沒有參加那一屆的高考。我就是在這一年高中畢業考取了大學。
1963年，他和我的第一年沒有考取大學的初中同學曹××、小學同學施××一起複習功課，參加高考。這一年，曹考取了，施和二舅舅都沒有考取。
1964年，他和施一起複習，參加高考，施考取了，二舅舅仍然沒有考取。1965年，二舅舅還準備再考，報名處的人說你還考什麼考，都三十歲了，不允許了。他哀求，沒用，這是上級的政策。二舅舅就這樣絕望地終止了他的考大學的努力。
從1959年到1965年，長達6年，5次高考，甚至還有一次是真正地闖進了大學的殿堂，終於如南柯一夢。
請問，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們，你們的親戚朋友中可曾有人創造過這樣的記錄？用怎樣的形容詞形容我的二舅舅為了他的升學夢付出了的悲壯的努力，我想了八個字：精衛填海，杜鵑泣血。大學夢想做也做不下去了，熬盡了對生活的希望。
年過三十，還未成家，外祖母和所有的親戚都勸他找個對象吧，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二舅舅無動於衷。他說：「結了婚，就要生孩子，家裡這樣窮，自己一張嘴都糊不飽，哪有本事養家活口。有了孩子，就得讓他們上學讀書，養兒不讀書，不如養頭豬，可哪兒有經濟能力供他們上學讀書呢？」「養兒不讀書，不如養頭豬」，後來成了鄉鄰們的口頭禪。
二舅舅在36歲那年，終於結婚。家裡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又是地主成分，又是大齡，哪兒能找到周周正正的媳婦呢？但是一個三代貧農的老姑娘主動地找了他，這就是我的二舅媽了。二舅媽人長得醜一點，家中一樣窮，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談不上什麼般配不般配的，大家都是沒法，「愛情」兩個字就免了。我這樣寫了，將來二舅媽和那幾個表妹看到了，肯定會不高興，但那是事實，我先道歉了。他們生了三個女兒。大女兒雖說書讀得並不甚好，但人還算精明，智商在正常範圍，勉強上了高中；二女兒則是弱智，長大後勉強能生活自理，讀書識字就無從談起了；只有第三個女兒眉清目秀，比較聰明。二舅舅就把上大學的夢想全部寄託在這個小女兒身上了。
毛的時代終於過去了。80年代，政府終於將外祖母「地主分子」的帽子取消了，還發還了三間生活用房，表示了對「二次土改」的否定，於是二舅舅有了點老樹開花的運氣。他當了民中的校長，有了在農村裡看起來不算太低的工資，加上地裡的收入，日子過得還可以了。學校裡又有一個年輕的女教師和他相好了，那姑娘文明開放，愛二舅舅愛得有點昏天黑地，膽子也大，臉皮也厚，二舅舅又吃得住二舅媽，公然登堂入室，明鋪暗蓋。為此，二舅媽跑到我媽面前來告狀。二舅媽是個直呆子，她告訴我媽說那小婊子年方22，剛從學校畢業，個頭兒不算高，皮膚好得不得了，像粉團兒似的，一笑兩個大酒窩，兩隻眼睛汪汪亮，忽閃忽閃的。二舅媽還感嘆地說那小婊子真少嫩啊，要我是男人也熬不住。我又長得醜，又老了，你家老二和那個小婊子戲戲，我也沒太往心上去，只是不能不要這個家，不能在子女們面前不要這個老臉。我媽安慰她，你是賢惠的，你是在老二最困難的時候嫁給了他，又生了三個孩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一點我們姐妹心裏都清楚，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去勸住他。要是他和那姑娘好上個三天兩頭的，也就算了，要是真要和你離婚再和那個姑娘結婚，這在我們周家是辦不到的事。二舅媽說：「還是大姐姐懂我的心，我就指望大姐姐了。」
過了幾天，我媽就要我陪她下鄉去勸說二舅舅，我們說了一大籮筐的規勸的話。二舅舅默默在一邊抽著煙，長久地不說一句話，末了說：「大姐姐，你放心，我這就斷。」我媽說：「斷了最好，要是斷不了，多給她一些錢，這錢我給你出。」二舅舅說：「那也用不著。」
說斷其實沒有斷，只是更隱蔽了。他們的關係又繼續維持了好多年。這期間，二舅媽也沒少和他吵架，也沒少了向我媽告狀。我媽卻口風有了變化，又是開導又是教訓她說：「男人有時要遭桃花運，運來城牆也擋不住的，過了那陣子，又是好人似的，女人要沉住氣，只要把子女帶好了，攏在自己一邊，對男人的花心不必太在意，他們自己就會回來的。再說，你自己也不好，女兒你生了，可是你動過心思教育了嗎？你沒工作，自留地你好好種了嗎？地裡的活還得老二做，你一天到晚只知道賭錢，飯一吃，碗一推就二五八餅，自己不掙一分錢，還得老二給你賭本，有你這樣當老婆的嗎？有你這樣當娘的嗎？」二舅媽給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說不出話來，就怏怏地走了。
我對母親說你這是公開拉偏架啊！母親說我們姐弟，老二命最苦，我不護著他，誰還護著他。說著眼淚就下來了。
吵吵，吵吵，那姑娘終於出了嫁；吵吵，吵吵，二舅舅人也就老了，事情也過去了。花心就像一盆燃盡的火，不知不覺就滅了。
人是很怪的，只要有機會，青年時期的夢，總要頑強地圓一圓的。那麼頑強的大學夢，最終在小女兒身上圓了；在那姑娘身上圓的是青春夢，有了這兩樣，二舅舅的人生也總算得到了一點補償。
1995年，二舅舅家的三姑娘考取了大學，2000年大學畢業，分配在銀行部門工作。二舅舅那年才開始考慮要蓋房了。改革開放後，四鄰八舍都早已蓋了新房了，可二舅舅一家還住在三間平房裡。又三年，樓房終於蓋起來了，我去看過，兩層三底，很不錯。蓋房後一年，三姑娘結了婚，女婿是部隊上的一個小軍官。二舅舅在鄉下和城裡兩次辦酒席，城裡的那次我去了，二舅舅和我說了幾句話，大有點一生之事了矣之感。
又二年，二舅舅得肺癌逝世，年僅7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