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11日訊】有人說，土耳其伊斯坦堡塔克西姆廣場的地位，相當於「紅場」之於莫斯科、「特拉法加廣場」之於倫敦，甚至是「維園」 之於香港，「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之於臺北。廣場上，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帶領將士衝鋒的青銅浮雕銘刻著歷史，塔克西姆軍營的舊址上覆蓋綠樹、噴泉和鮮花；它不但是共和社會自我表述的象徵地標，也是承載了市民精神生活的多元空間，但如今只因政府的毀滅計畫，竟成了醞釀全國遍地開花抗爭的焦點。作為橫跨歐亞兩大陸的國家，土耳其在這塊「小亞細亞」半島上所聚合的強大多元性，曾讓舉世稱羨，從東羅馬帝國的拜佔庭基督教文明、鄂圖曼帝國的米利特宗教自治和泛突厥主義，及凱末爾現代化極端的「脫亞入歐」，到20世紀末兼備東西方文化的浪漫與深邃，其中文化革新持續近百年，使它可以標榜為伊斯蘭世界最有包容性的國家。
令人震驚的抗爭
然而自從上月底開始，近十萬土耳其民眾在塔克西姆廣場展開一連數天的激烈抗爭，騷亂短短一個週末就蔓延到了土耳其67個省級地區，工會更在4日聯合24萬人罷工，一天就導致股市重跌10%。
萬頭攢動的遊行民眾、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空氣中嗆鼻催淚的胡椒水和瓦斯、燃燒物瀰漫的白煙，將塔克西姆廣場的優雅和動人一掃而光。18到30歲的年輕示威群眾高呼「獨裁者下臺」、「塔克西姆無所不在、反抗無所不在！」他們在人行道四周以石塊和雜物築起路障，阻止警方推進，警方則大量使用催淚瓦斯和裝甲車粉碎路障，並對被認定為滋事份子的民眾以棍棒、拳腳相向，造成大約1500人受傷。
這場名為「佔領戈茲公園」的運動，是在「佔領華爾街」開始的後一年半橫空出世，表面上是因政府不顧民意拆建戈茲公園樹立新商場所引起，但對於那些聚集在塔克西姆廣場和的青年抗議者來說，經濟新自由主義導向的都市建設，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場圍繞城市空間的鬥爭，已在各個族群團體的裂痕之中埋下引信，代表的是更為深遠的國族政治和信仰抉擇，足以醞釀新一波爆炸性的「土耳其之春」。
安卡拉政府的強硬態度和粗暴執法的作風，嚇壞了許多這一次參與社會運動的初生之犢，尤其讓他們聯想起關於往日鄂圖曼帝國的封建統治，那些只能從歷史課本上讀到的伊斯蘭神權哈里發，原來都是自身文化中道地的意識型態遺緒。
文化反噬幽靈
很多傳統文明深厚的國家，在獨立建國之際，對文化大刀闊斧地除舊翻新，然而傳統的力量，總是在受到一定壓抑的時候扑天蓋地反彈而來，以致於社會在不到百年間，彷彿又回到一世紀前的起始點。過去時代的幽靈總是藉著新一波的民氣和「時代精神」借屍還魂，成就了黑格爾所言：「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歷史上學不到任何教訓。」
土耳其這波抗議浪潮所反應的，正是這種「文化反祖」和對傳統復辟的失望。艾爾段上任十多年來，被譽為是繼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後，最具影響力的領袖，卻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施政方向。
艾爾段政府所代表的宗教復興力量，其實是繼承自鄂圖曼帝國從阿拉伯世界帶來的伊斯蘭文化 。它在極盛時期，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強盛帝國，統治者被尊為上承真主阿拉和先知的「哈里發」（caliphate，伊斯蘭宗教世界領袖）。同時，鄂圖曼土耳其的建築、醫學、造船、兵制等等，都遙遙領先歐洲，以高度的文明稱雄於世界。
但就像中國一樣，當歐洲列強打通新航路，並開展海外貿易和殖民的同時，鄂圖曼帝國也變得自大、守舊與因襲傳統，使之先後敗於西班牙、義大利、匈牙利、奧地利、俄羅斯，以致成了和滿清末年中國難兄難弟一般的「西亞病夫」。
重振民族尊嚴
在上世紀初，由「青年黨」推動的「土耳其版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後，君主立憲的現代化道路已徹底無望。幸而有強人凱末爾將軍領導的人民革命，避免土耳其一戰失敗後淪為協約國的殖民地。
在1919年至1923年，四年之間雷厲風行的改革，廢除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法律條文，重新立憲和建立共和制度、廢阿拉伯文改採羅馬拼字系統、廢除宗教法庭、提升婦女權利，嚴格政教分離和全面西化「脫亞入歐」等等，成為重振民族尊嚴的當世奇蹟。
只是在民主制度中，軍人干政的弊端明顯可見。凱末爾挾著獨立戰爭打下的聲望和功勛統領了全國兵權、政權，民主社會所賴以茁壯的公民價值卻沒有滲透到社會菁英階層以外的農村和鄉下，宗教的力量依然得以透過民主的選票和軍事力量互相制衡。
凱末爾1938年去世之後，軍方多次靠著兵變瓦解民選出來的伊斯蘭執政黨，讓國家勉強維持著合於世俗憲政體制的運作。土耳其民眾盛傳著：「當代土耳其政治史的兩條線，就是清真寺和軍營的角力。」
宗教對抗軍事
但自80年代起，伊斯蘭宗教教育中興起了一批人才精英，個個都是關注東西方社會與文化、出身現代最高學府的學者專家，他們足以作為楷模的宗教敬虔和積極參政，帶動了一波全面性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包含80年代厄扎爾（Turgut Özal）總理任內符合伊斯蘭教法精神的經濟改革方案、公務體制革新方案，並在埃爾巴坎前總理率領下，接連打贏了伊斯坦堡和安卡拉兩個指標大城的市長選戰。
在1994至1998年四年伊斯坦堡市長任內聲名鵲起的艾爾段，更匯聚了自己所創見的公正與進步黨（AKP）和開明的自民黨（LDP），在2002年大選以3分之2多數國會議席登上總理之位。
公正與進步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有伊斯蘭根源的政黨，近十年卻是靠著轉向中間立場以及注重民生經濟而取得穩定執政根基，特別是在健保和住房方面。因此不但得以避免重蹈60到90年代之間的伊斯蘭政黨被兵變倒臺的覆轍，反而在2007和2011兩次連任選舉中的得票率扶搖直上，達到了單一政黨全國半數的優勢執政權。
軍方勢力遭清算
艾爾段自從上任起，就沒有停止在台面上下與軍方勢力鬥法， 2004年他和軍方於申請加入歐盟與賽浦路斯的議題上就針鋒相對，並利用軍頭內部的不合成功地壓制了一次軍變。2007年4月，他又在面臨軍方放話恐嚇軍變時，採用提前解散國會選舉的做法，最後以47%的單一政黨得票數，壓倒直承自凱末爾軍系的共和人民黨（RPP）。
2008年，共和人民黨掀起推翻艾爾段的違憲訴訟以區區一票之差敗陣，強弩之末的軍方勢力開始遭到大舉清算，不但虛位總統的黨團位置被拔除，國防安全委員會的名單也被塞入敵陣人物，更失去了高等教育委員會、媒體廣電委員會的席位。
數年間有超過330位、相當全國7分之1的高階將官鋃鐺入獄或訴訟纏身，猛虎沒了爪牙只能退求自保，在2011年7月和2012年更引爆了兩波軍官退休潮。這在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聞，但百姓期待著軍人的退場，能夠迎來民主健全化和正常化的共和新紀元。
露出真面目
豈料，失去了天敵的艾爾段，跋扈的面貌立刻顯露了出來。對外，艾爾段儼然以新的伊斯蘭國家哈里發共主之姿，積極地介入敘利亞內戰，將邊境供作反抗軍基地，以推翻偏什葉派的阿薩德政權。甚至在2004年後加入歐盟計畫連連受阻後，安卡拉政府對歐盟的態度也漸漸轉為不屑。
近幾年，歐債危機重挫了歐元區的銳氣，土耳其卻仗著十年內將人均所得從2800美元拉抬到上萬美元的經濟榮景，讓那些在阿拉伯之春中垮臺的中東北非穆斯林國家只能馬首是瞻。此消彼長之下，這隻「安那托利亞之虎」更遠交美國，和歐巴馬眉來眼去，在迦薩的以巴邊境衝突中成為區域性的掣肘。
然而對內為了增強掌控和推行計畫，艾爾段與人民的溝通愈來愈少。敘利亞戰火連天，反抗軍的活躍和數十萬難民入境土耳其東南部都造成民生騷動，也遲遲沒有解決。他對庫德族獨立和自治的要求開了許多政見支票，卻陽奉陰違地密謀庫德族中的溫和派，藉此分化激進的獨派勢力。他更將媒體當中的異見者紛紛打入黑牢，濫用司法機構，獨攬宣傳工具。
從一開始討好遜尼派穆斯林選民，艾爾段將國家「伊斯蘭化」的作風也愈來愈明目張膽，日前艾爾段發表執政十週年政績談話，宣布已新建了1萬7千座清真寺，總計全國清真寺多達9萬3千座，未來還將在伊斯坦堡興建一座大清真寺，以及世界最高的宣禮塔，「全面復興伊斯蘭教」。
人們這才發現，一個在文明認同上屬於亞洲而非歐洲的「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回來了。
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藉由將《可蘭經》和「穆罕默德生平」納入學校必修課、廣設伊斯蘭銀行、五星級穆斯林旅館，還在4月底於伊斯坦堡舉辦81國伊斯蘭學者代表的「公議與集體覺悟」研討會，在5月出版了指導國民生活行為準則的〈聖訓集〉，艾爾段的執政黨逐步收攏人民日常生活的選擇，包括禁止全國夜間賣酒、禁止空服員特定顏色擦口紅、禁止情侶當街擁吻、禁止墮胎等等。
終於在上月底，「戈茲公園」拆遷項目的騷亂迅速泛政治化，成為土耳其反對力量對這個變質政府巨獸的「總清算」。戈茲公園的「爆紅」不是偶然；這個座落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的城市花園不但是伊斯坦堡市中心僅存的綠地，更供應了引爆多股抗爭動能的文化符碼。
早在還是市長時期，艾爾段就有計畫地淘洗伊斯坦堡的歐洲精英氛圍，他將許多保守派農村人口移入，把這個1453年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的拜佔廷之都「伊斯蘭化」，並不斷地實施都市更新和改建，使得1400萬居民必須在這擁擠的都會區並存。
戈茲公園作為最後一塊供市民喘息的淨土，不但在過往塔克西姆軍營舊址上樹立了新的民主自由價值，更是環保人士捍衛的家園。
最後一塊淨土
軍方和世俗派人士，挾帶著對國家日益穆斯林化、去歐化與中東化的憤怒，試圖阻擋塔克西姆廣場未來變成清真寺的下場；土敘邊境的古城安提阿也趁勢抗議艾爾段，讓敘利亞人摧毀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全國大批庫德族人不滿執政黨政見跳票；市民不滿自己在都更計畫中被當成棋子；在鎮暴警察以棍棒、拳打腳踢、催淚彈和胡椒粉對待示威民眾後，伊茲米爾、安卡拉街上更出現了大量的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社運人士，高呼人權、民主和言論自由。
土耳其的民主化雖從上世紀就已開始，但它業已積累的社會發展成果，顯然仍不足以平衡各方族群、宗教，和意識型態的撕裂。
艾爾段的統治之路是伊斯蘭政治勢力生聚數十年教訓，鬥垮軍方而來；他這十年間挾著亮眼的經濟數據、外交的漂亮突破，在國內持續地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遂行宗教理念和哈里發的野心，未曾遭遇阻礙。然而等到社會多股分歧的力量如壓力鍋同時炸了開來的這一刻，人們赫然明白，縱使名義上的穆斯林佔了全國 97.5%，但在這個國家裡，原來大家要的都不一樣。
艷麗豐滿的舞孃如流水波浪般的土耳其肚皮舞（Gobek dans）、伊斯坦堡的水煙館、迦帕多加的紅葡萄酒，到紅遍世界的沙威瑪。過去憑藉著對伊斯蘭國家的刻板印象而造訪土耳其的人，都會對他們眼前所見的感到驚訝，這裡的婦女不必蒙面，文化開放，經濟成長率高，並且民主選舉行之有年。
然而骨子裡所見的，是凱末爾主義對伊斯蘭化運動、宗教對決世俗、西方對決東方、左派對決右派、農村對決都市中產、泛突厥主義對決亞美尼亞和庫德族群分離運動。艾爾段不願真心接受凱末爾以來所推動的西方憲政道路，轉而從土耳其深層文化積載中尋求的權威，卻成了一種極權式的穆斯林政治神學，把土耳其帶入了發展的死胡同。
近年來，土耳其從一股腦地尋求入歐、一股腦地發展經濟，再到一股腦地追尋哈里發，它們所刮起的風潮或許帶來了片刻暈眩及麻醉。然而，在戈茲公園的街頭政治中得到的意外啟示是：縱使人們極力從「土耳其之父」和「阿拉」身上汲取精神資源，但那足以從根本上彌合「小亞細亞」族群裂痕的包容性敘事，早已從這片土地的政治上缺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