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14日訊】讀歷史的最大樂趣在於，你總能在現實中找到歷史的影子。
美國因槍擊案頻發，掀起民間是否應該持槍的大討論，歐巴馬雖然對自有持槍深惡痛絕，卻又在平衡各方關係中焦頭爛額。
讀史的最大樂趣，就在於總能在現實中找到歷史的影子。美國這一幕，在中國漢代已經上演過一次。民間持械、惡性凶殺頻發、官方討論是否要禁止民間持械——這個事件的主人翁就是公孫弘以及漢武帝。
在漢武帝召開的廷議中，吾丘壽王的意見，與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穿越遙遠的時空，不謀而合：「挾弓弩是天賦人權，殺人的是人而不是弓弩，好人為了自保必須擁有弓弩。」
民間持械「殺長吏」
從過去有信史的2000多年來看，相較於歐洲大都依靠貴族領頭才能鬧事的情況，中國人的反抗精神顯然更強——歷朝歷代農民起義層出不窮，只不過好萊塢的編劇對中國歷史不瞭解，否則華萊士在當今世界上的名聲一定不如陳勝、吳廣響亮，「freedom」一詞也沒準早被漢語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所替代。
當然，反抗精神是要有武力做後盾的——不過這似乎難不倒當時的國人——從歷史記載上看，中國秦漢時代，人民持械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例如韓信就是在街市上行走時佩劍，才被人挑釁。
另據史記記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為楚王，遣武臣、張耳、陳余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
要知道秦代的郡縣行政區劃是政治、經濟、軍事三合一的國家機關，武備並不差。更何況據現在的考證，中國自東周以來，射程、威力和準確度均遠超電影《勇敢的心》中英格蘭長弓的複合角弓，就已經是中國軍隊的「制式武器」，因此史記中記載的「殺長吏」的農民，手中用的應該不是種地的鋤頭。
這種民間普遍持械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代仍未好轉，於是本文的主人翁，公孫弘，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禁槍」的人物出現了，他上書漢武帝，要求「禁弓弩」。
公孫弘
公孫弘是齊國人，年輕時當過薛縣的監獄官員，因罪免官，一度淪落到在海邊放豬的地步，四十多歲開始學習儒學，並以孝聞名——這在沒有科舉的漢代，是做官的最大資本。
因此，在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60歲的公孫弘歷經坎坷之後，以賢良的身份當了「博士」（相當於現在的社科院院士）——不過這也使他養成了拍馬屁的習慣——即從不與皇帝爭論，即使已經與同僚商定某事，廷議時一旦覺察皇帝與此意見相左，也馬上改變態度。
因此公孫弘在同僚中的名聲很差，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他說，「為人意忌，外寬內深」，是個王熙鳳式的人物，但漢武帝卻認為他寬厚，提拔他做了宰相，封為平津侯。
按說，他這樣既缺乏真才實學，又頗為牆頭草式的人物，在漢代那個實行普遍兵役制，國家練兵費用負擔很大的時代，不應該提出「禁弓弩」的主張——也許這正是人性的複雜所在——他真的這麼做了。
他的理由也算光明正大：長吏頻頻被殺，政令難及四海，如果能禁弓弩這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於民間，則能大大提高犯罪門檻，從而改變這一局面（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
西漢青銅弩機
廷議
漢武帝見奏，並沒立即表態，而是招來群臣進行廷議。廷議中，吾丘壽王的意見，與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不謀而合——他認為挾弓弩是天賦人權，殺人的是人而不是弓弩，好人為了自保必須擁有弓弩（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考慮到吾丘壽王是公元前100多年說的這話，而美國建國不過幾百年，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懷疑美國的國父們是看了《史記》之後，才對美國憲法進行了修正——這是標準的「盜版」行為。不過中國自古以來講究王道、聖化，不像美國那麼小家子氣，暫且就不追要版權費了。
當時，漢朝正和匈奴交戰，複合角弓因其威力強大，是漢政府軍的標準制式武器——李陵當年只是帶了5000押運糧草的步兵，就因為裝備了這種武器，匈奴的幾萬騎兵一時都奈何不得，最後還是因漢軍矢盡，才得以獲勝，卻也付出了數倍於漢軍的傷亡代價。
但複合角弓製作工藝複雜，材料又必須「取其時」，按節令採集，因此生產週期很長，價格昂貴。再加上與匈奴作戰主要靠騎兵，馬匹的餵養、士兵訓練、弓弩等軍備生產，都是天文數字，即使漢武帝實行了國家壟斷的鹽鐵專賣，仍感開銷過大，國力不支。
因此如果後備役能夠熟練使用弓弩，對漢武帝而言是減輕了一大軍費開支負擔——故此，漢武帝支持了後者的意見。
後果
在這裡如果八卦一下，我們還能為此找到更多的證據：《木蘭辭》的問世年代本無定論，之所以被收錄在「漢樂府」中，其實就是因為收錄者和支持者都認為，《木蘭辭》內容所體現的年代就是漢代。原因是漢代不但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而且在兵源短缺的時候，也徵召成年女性入役，因此漢初的女性地位很高。
從《木蘭辭》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國家對後備役的徵召，其軍備是後備役自帶的，也能自由買賣——這也能間接說明當時民間持械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
但漢武帝的這個決定，也導致了比較嚴重的後果：
首先是地方豪強對於中央官吏的普遍輕視，這為漢代中後期各種動亂不斷，埋下了禍根——王莽被殺，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作亂，以及黃巾起義，曹操起兵等各種動亂層出不窮，也有武備獲得門檻很低的原因在內。
到了東漢末年，情況就更為惡化：像三國名將杜畿，這樣出身顯赫、隨從甚多、隨身攜帶兵器的世家子弟，大白天強盜都敢打劫，原因就在於強盜們手裡有威力強大的複合角弓武器。因此杜畿認識到對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強盜，不但硬拚不行，打「110」也不頂事——估計沒人敢來，因此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堂堂名將選擇了以大義喻賊，可巧這夥強盜不像「天下無賊」中的範偉，不願意幹沒技術含量的活，於是放了杜畿，不然《三國誌·魏書》中就會少一章內容。
更可怕的是，在這種局面下，漢代直到滅亡也始終沒能完成丈量土地、統計人丁的工作。及至漢代滅亡，兩晉難振強漢雄風，不但沒能完成漢代遺留的「土斷量地」工作，而且部勒豪強更是大肆收養弩兵，導致鄉間堡塢林立，村各為戰、人各為戰的情況始終難以消除，政令不行不說，稅收工作開展也極為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漢代以後的政權都認識到，民間持械危害很大，各代都大力推行「禁槍」政策，但進展緩慢——一直持續到隋文帝和隋煬帝時期，中國才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初步完成清查人口土地的工作。
及至唐貞觀初年，因唐太宗「禁械」的力度極大——別說弓弩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連帶刀夜行都是十分嚴重的罪行——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才開始走向完善，社會治安明顯好轉，「長吏被殺」的情況也大大減少，但後遺症是「弱民」之後，「石壕吏」就顯得尤為可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