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09日訊】
文革中的「特務」是層出不窮的，不時就可以抓出一個來。
1、1975年學校組織我們去土左旗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的房東老漢1960年去外蒙古種過菜，屬於國家組織的勞務輸出。他沒文化，在那裡呆了好幾年，後來回來趕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蒙古特務」。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蒙語，在那裡和蒙古人也很少接觸，只是經年累月地蒙倒頭種菜，不知為何給他也戴上了特務的帽子。
那個老漢姓羅，是個漢族，說是老漢，其實當年他也就四十來歲，只因經年在地裡勞作，面相顯老。據說，他去外蒙務農好幾年攢下幾個錢，回村就蓋起三間大正房，青磚漫地、紅瓦覆頂，炕圍子油畫的非常艷麗。那時，大隊書記也想蓋房，錢有點不湊手，找他來借，只因他蓋房已把錢花得精光，拿不出手，從此與大隊書記結下樑子。文革來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壞右都被揪了出來批鬥，他也被順勢揪出來整肅。
那個老漢是個鰥夫，老婆因為此事的驚嚇而亡。那天派飯到他家，飯後，他端坐在炕頭不停地抽旱煙，和我們說起此事長吁短嘆。他和兒子兒媳在一起生活，孩子們對他還算孝順。
2、我有個朋友，精通俄語，文革前，前蘇聯有人來內蒙古訪問，因為缺少翻譯，拉他去臨時救場，就因為這一次翻譯，他被打成了「蘇修特務」，文革中受盡摧殘。
活該那天他話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動力學院讀書，會議之餘，他向蘇聯的同志打聽起該校的情況，並拜託他們回去向老師們問好。他後來非常後悔自己一時興起，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訓。
3、文革時，內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個「日本特務」，姓什麼我記不清楚了，只聽說他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抗戰後回國。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一同回來，因為沒有離異，他在國內一直獨身，中日沒有建交，他也無法去日本探親，過著無望、淒苦的日子。中共建政後，就因為他有個日本妻子，一直說他裡通外國，歷次運動也說不清楚。文革來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務」，天天被批鬥，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結束兩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終於沒有等到這一天。
1973年，他的兒子和女兒來中國領取他的骨灰，我永遠無法忘記那兩個青年懷抱父親的骨灰盒離去時悲哀的目光。
4、我在包頭406工地時，土建工地木工班也有一個「英國特務」，他原是從香港來大陸讀書的青年，畢業後沒有回去，自願留在大陸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57年因為給黨提意見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從水電部下放到了內蒙古，又從機關下放到了工地做苦工。
他很悲哀，每天無話可說。他所有的親友都在香港，他在大陸是獨身，因為沒有女人敢嫁他。三年「自然災害」時，他好像餓得不算厲害，因為他的媽媽不時給他從香港寄些食品過來。聽他說，衣物在那邊只要穿過幾次，也可以按舊衣物寄過來，因為新的是要打稅的。
他很善良，每逢休息時，他總是靜靜地蹲在角落裡吸菸，一副孤單無助的樣子。師傅們有時候拿他取笑，說是要給他介紹個對象，他只是苦笑一下，也不說什麼，不知他心裏是如何想的。
四十年過去了，不知道他還是否還活著？估計他後來一定回到香港了，我只有暗自為他祝福。
5、說起特務來，還真的有一個，不知道嚴格說起來算不算。內蒙古衛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個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蘇，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60年，中國醫療代表團訪問蒙古時，他有幸成為團員。就在代表團到達烏蘭巴托的當晚酒會後，他就離開賓館，不知去向，後來才知道他「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國進行嚴正交涉，蒙古國曾讓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員見了最後一面，見面的地點在一個很大的會議室裡，中間還隔著一堵玻璃幕牆。外交部的人員勸說他立即隨團回國，但是他執意不肯，他說，他的主要直系親屬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國內隻身一人，實在餓得嗆不住了，不想回去了。我方再三勸說無效，無功而返。
戲劇性的是，後來這個大夫官運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國衛生部部長，1963年，他還率團來華考察，最後一站蒞臨他的原工作單位——內蒙古衛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裝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說話也拿拿捏捏。有一個和他當年很要好的同事，在會議之餘，竟悄悄和他打趣說：「圪泡，你還認得爺不啦？」他尷尬萬分，我方翻譯聽到後掩口而笑，蒙方翻譯則一頭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