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2日訊】8世紀的沙龍一般被視為思想交流的場所。在1750年以前，很多沙龍以擁有哲人(philosophe，他們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而是持有一點自由思想的文人)而自豪。在18世紀前半葉，沙龍一般是上流社會和文學界的場所，討論的是思想和趣味問題，並不涉及社會生活和政治，不過也有人認為沙龍文化太造作。
伏爾泰在葛芙琳夫人的沙龍中朗誦法文版「趙氏孤兒」
沙龍像當時的咖啡館、俱樂部(出現得較晚)和共濟會一樣，是一種社交場域，它對新思想的傳播，對政治批判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然，各個沙龍之間可能存在競爭，而且不是所有沙龍主人都是啟蒙運動熱情的支持者。卡斯特蘭夫人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和君主主義者，但不妨礙她的沙龍裡接待狄德羅和孔多塞等人。在當時，名流哲人是各個沙龍之所以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當富蘭克林在巴黎時，所有知名的沙龍都以邀請他出席為榮。
在18世紀60年代之前，宗教方面的話題較為流行，但此後政治話題比較熱；不過文學藝術品位方面的探討始終存在，往往跟宗教和政治結合在一起。不少大貴族的沙龍是很出名的政治沙龍，客人最多的是拉羅什福柯、昂維爾公爵夫人、博沃夫人和卡斯特蘭伯爵的沙龍。沙龍是個小團體，存在派別鬥爭，有時也許涉及思想矛盾和輿論的分化。例如，參加若弗蘭夫人的沙龍的人，肯定不會去德芳夫人的沙龍；而在萊斯皮納斯小姐家聚會的人，也不會經常光顧德芳夫人的沙龍。沙龍活動對文化生活的影響，最主要的是發展出一種交談藝術，一種得體的儀態和風度。但也有人認為這種文化生活太過做作。
人們關於法國文化中的所有消極印象，都可以從中找到根據：虛榮自負、矯揉造作、輕佻放縱，等等。從社會背景而言，沙龍文化的興起跟一個悠閑無聊的貴族階層的產生直接相關。整個凡爾賽就是一個大沙龍，那些百無聊賴的鍍金貴族奴僕以精緻的思想娛樂來打發時光，而沙龍的社交便是最好的方式。進入沙龍的賓客都應言辭優雅、舉止得體，這被視為品位的標誌；即使是那些並不見得光彩的慾望，也要以高雅的字眼、委婉的措辭包裹起來。風流韻事以半遮半掩的話語表達出來顯得更撩人，更有品位。
在沙龍裡，男人最不關心的人是自己的妻子，反過來也一樣。日常生活也是一樣，「不生活在一起是種優雅的風度」，雙方都完全容忍對方全身心地投入社交。沙龍中的用詞是非常考究的。這方面的標準，據說通常是由某位貴婦人制定的。在大革命前夕，盧森堡夫人若要譴責某個人用詞不當，就足以將此人打入「另類」，因為良好得體的用語始終是體面舉止的關鍵。
這種社交文化導致的後果是，沙龍完全成了一個人工的世界：人造和乾澀，這就是社交生活的兩大特徵，這種生活越是完美，這兩個特徵越是明顯，它們之所以被推向極端，是因為社交生活之考究已臻極致。首先是自然性被排斥，一切都是改造過的、彫琢過的，從裝飾、服裝、儀態、聲調、話語、觀念到情感，莫不如此。「行走、就坐、招呼、收手套、拿叉子、獻物品的方式，乃至一個完整的模擬動作，都要花上個小時去教孩子，好讓孩子養成習慣，讓這種行為方式成為他的第二本能，在舊時代社交界的男女名流之中，這種成規十分重要，今天的演員即使努力鑽研也很難再現出來」。沙龍裡雖然在談論文學藝術，但它的效果簡直是在扼殺文學藝術，它讓法語變得蒼白空洞，讓文風變得做作乾癟。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麼盧梭這樣的人無法融入這樣的社交世界，他是最著名的「另類」，因為他嚮往的自然、真誠和孤獨感，全都是沙龍要扼殺或反對的；他把「藝術」斥責為自由情操的枷鎖和人的慾望的增值，對於沙龍世界倒是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