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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07月14日訊】（看中國記者穆一然綜合報導）郭美美引發的中國紅會公信力危機餘波未平，中國紅會近日又陷認捐器官醜聞——憑藉掌握捐獻器官資源要求醫院捐款，從中牟取暴利。備受爭議的中國器官移植供體來源也隨之再次受到關注。
中國紅會掌握2/3捐贈器官
中國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在10日的發布會上公開表示，從2010年3月公民捐獻器官至今，全國共有公民器官捐獻918例，獲取大器官2495個；進入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執行自動分配的捐獻器官為720個，約佔總獲取器官的1/3。
據瞭解，中國的器官捐贈主要是由中國紅會、器官獲取組織（簡稱OPO）、衛生管理部門及醫院統籌完成。中國紅會協調、指導器官捐獻，掌握潛在的捐獻器官的信息，之後將相關信息告訴OPO，與OPO、醫院協商後，分配捐贈的器官。雖然原則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負責管理國家器官分配與共享的計算機系統，掌握器官分配權，但實際上很多省份都是由紅會負責分配捐贈器官。
廣東省紅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副主任李勁東日前在談到廣東紅會參與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的工作時也間接承認主導捐獻器官分配一事，「我所知道的是，很多（器官移植資質）醫院，都向紅會承諾，肯定上這個系統」。他同時承認廣東省捐獻器官非100%由系統分配，「雖然不是100%，但起碼說明，我們一直在向100%的目標努力」。
變相進行器官買賣 中國紅會又陷信用危機
《新京報》8日的文章《人為干預」器官分配引發利益之惑》中曝料稱，中國紅會要求獲取捐贈器官的移植醫院捐款，有明碼標價，紅會稱此捐款將用於救助捐助者。
文中引述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器官獲取組織（簡稱OPO）工作人員姚林的說法表示，這家醫院已經幾個月都沒有獲取深圳紅會提供的潛在器官捐獻者信息，而之前深圳紅會總是在有資源時第一時間內通知他。姚林說：「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們醫院不捐款有關」。他還透露道：「這筆捐款用途的明細，深圳紅會從未公開過」。該醫院的另一內部人員表示，紅會要求醫院捐錢的理由是要建立人體器官捐獻人道救助基金。
廣州一家移植醫院的OPO工作人員還表示，他們每成功完成一例器官移植，要向提供捐贈器官信息的深圳紅會捐款10萬元，「但這筆錢具體怎麼用，社會並不知情」。
而深圳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表示，他們提供給捐獻者家屬的喪葬費等人道救助資金不超過2萬元。
對此，深圳紅會副會長趙麗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認捐一事，但否認平均10萬捐款的說法。她還解釋說，紅會定期為捐款的醫院制定一個表格，告知所捐款具體的收支情況，但認為沒必要向大眾公開相關訊息。
但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姚林對此回應道，醫院尚未收到紅會關於捐款具體用途的報告。他同時表示，如果捐款是用於器官捐助者的救助，應公開使用明細。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究主任王海波曾在5月份首屆中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培訓會議上對捐贈器官資源的爭奪表示擔憂，他表示潛在供體之爭會令器官成為稀有資源待價而沽。也有專家提醒道，一旦有了掌控資源的權力，就會產生權力尋租的「黑洞」。
備受爭議的移植器官供體來源
中國紅會器官認捐門事件也再次將神秘的器官移植供體來源拉回公眾的視野。
中國目前被認為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國，中華器官移植學分會常委、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曾透漏2005年中國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有2萬例。
2009年8月26日的《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說大部分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黃潔夫也在2010年3月說，「從已死的捐贈者上移植的器官，有90%以上來自被處決的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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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外明慧網的文章《「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中指出，2003-2006年中國出現移植器官的瘋狂攀升，用相對穩定的每年死刑犯器官數量、小幅度增加的親屬間活體移植比例和微乎其微的死亡自願捐贈是解釋不了的，而真正的原因在於在這幾年瘋狂的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文中採用了反對濫用死刑的那些機構對中國死刑犯數據的估算，上限為一萬人。根據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的比例、一個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數量（腎和肝）及器官能同時都被利用的比率，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數量為6,750個，遠遠低於官方統計的1-2萬例。
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及前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常被稱為「大衛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一書中也指出，根據中國公開的移植數據在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在2009年11月底發表的第三版調查報告中，他們收集到52類不同的證據。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幾乎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像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