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給毛的右派李慶霖與文革知青命運(圖)

2013-07-25 12:20 作者: 姜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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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07月25日訊】在我的一篇關於文革的文章中,我提到一件事——文革中有些女知青在招生、招工回城時,遭到一些有權決定她們命運者的玷污。這激怒了一些人,她們跟帖時罵了我好一通,然後反駁說,玷污女知青當時要受到重罰,誰敢做這種事?

我這裡要指出一下網友的邏輯瑕疵:一種行為,因為會受到處罰,就沒有人去做嗎?殺人放火之類,自古就不被允許,輕者坐大牢,重者殺頭,難道這些犯罪絕跡過嗎?說一種行為不被允許,會遭到處罰,就無人去做,不存在這種現象,邏輯上說不過去。

重要的是,這幾位網友沒有搞清楚一個事實:文革中玷污女知青為何要重罰,有關政策是何時出臺的?實際上,這一政策的出臺,已經是很晚的事了,那時有些早早(文革前)下放農村的知青,已經在鄉下呆了五六年、六七年,在此之前,官方並沒有這方面的嚴格規定。而這一政策之所以會出臺,恰恰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玷污女知青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引起了知青家長和親屬的極大不滿,並驚動了高層。用如今的話說,當時某些基層權力者對女知青的玷污,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維穩」的政治問題,高層必須採取措施予以打擊了。

這從文革中到處張貼的判刑佈告中,亦可看出一斑。現在有些人,把文革吹得天花亂墜,胡謅什麼文革的中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文革中那些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刑事佈告,恐怕就能使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些公開張貼的刑事佈告清楚表明,文革中的刑事犯罪現象同樣非常嚴重,正因為如此,那時的各級專政機關,才會每判決一批刑事罪犯後,就把判決印成一張張白底黑字的大佈告,大街小巷到處張貼,以震懾其他潛在的犯罪份子。這種佈告隔三岔五的就會張貼出來,有時一兩張,有時三四張,有時一長溜的有七八張。每張佈告上約印有三四位罪犯的姓名、犯罪事實簡述,判決結果,相當於壓縮版的判決書。這些佈告都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上往下排列,排在上面的經常有死刑犯。有時判死刑的人很多,整張佈告上全是死刑犯,姓名上面都打著紅叉叉,遠遠望去一片紅彤彤的,令人觸目驚心。那時刑事犯罪的主要種類也跟現在差不多,無非是殺人、強姦、團夥搶劫、偷盜等等。有意思的是,那時的佈告上也出現過組織賣淫罪,雖然只是極為罕見的個案,並且,主謀「媽咪」和幾位主要的賣淫者,無一例外的都叛了死刑。湖南益陽一家旅店的女負責人,就因為組織服務員賣淫,吃了槍子。

文革期間的刑事佈告中,有一種與性相關的犯罪,經常會出現,也因為在那個禁慾的年代中,這種犯罪粘上了「性」字,佈告圍觀者眾。這即是破壞軍婚罪,指男人誘姦和通姦了軍人家屬。在文革的中前期,涉及男女關係之事的犯罪行為,除暴力型的強姦(包括性侵犯未成年人)罪之外,主要就是破壞軍婚罪了。至於誘姦或通姦女知青,文革中早期的刑事佈告上,幾乎找不到這類判決案例。

但後來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除破壞軍婚罪外,張貼在大街小巷的刑案判決佈告裡,開始出現以「破壞知青上山下鄉」為主要罪名的「流氓犯罪」案例,而且犯罪事實也與破壞軍婚罪相似,指男人誘姦和通姦、而不是強姦了女知青。尤其是到了文革晚期,在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之後,將誘姦和通姦女知青與破壞軍婚罪等同視之,加重處罰這類犯罪的案例便越來越多,在當時的刑事佈告中,有關判決也越來越顯眼。為何到了文革晚期的時候,因玷污女知青而受到刑事處罰的案例越來越多?就因為知青問題之嚴重,在李慶霖事件之後,已徹底浮出了水面。

李慶霖是福建莆田人,年輕時曾當過中學校長,1957年劃為右派後,被貶至一家鄉村小學任教。1972年12月20日,李慶霖因自己當知青的兒子在農村口糧不夠、無錢購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冒著膽子冒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傾訴知青生活之悲苦。他的信不算長,現全錄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署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一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貴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萊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萊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半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們這裡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

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謹此致傾。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很快,也就是李慶霖的這封信發出四個月,毛澤東給他回信了,如下——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4月26日自由、幸福

李慶霖是個右派,教小學的小人物,他給毛澤東寫信,不使用「最敬愛的」或「敬愛的」尊稱,而是「尊敬的」這種不帶情感色彩的稱呼,現在看起來無所謂,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就是大逆不道了。他在信中說自己叫天不應、叫地不靈,還用給毛上課的口吻,多處告誡毛應該怎麼樣,這些加起來,足以叫他掉腦袋。我知道的那時許多以「惡毒攻擊」為罪名的反革命,大部分人的「惡攻」用語都沒有李慶霖這麼嚴重,但其中的不少人都判了死刑。李慶霖被劃過右派,知道自己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但他還是發出了這封信,這表明當時的他已經絕望悲憤到了何等地步,他無疑是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收到信的毛沒有不悅,還很快給他回了信,給了他30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更奇怪的是,這封信竟然到了毛的手上。文革中,給毛寫信的人何止成千上萬,這些信能到毛手上的鳳毛麟角,絕大部分都在中間被過濾或擋住了,李慶霖的信可以說是個奇蹟。

這其中的原委,就在毛回信中「全國此類事甚多」的話語裡。這段話表明,在李慶霖寫信之前,毛已經非常清楚知青的狀況,知道知青生活的種種不堪,已經是全國範圍的事。所以他才會說「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行事向來善於抓典型,現在李慶霖的信來了,毛立馬抓住了這個典型,也接受了李慶霖的滿腹牢騷。李也因此躲過一劫。

毛已經知道的基層社會之事,他周圍那些高層大員自然也早已瞭然於心,清楚知青問題已經有多嚴重。因此,他們沒有攔下這封信,而是把它交給了毛,也就合情合理。

後來披露的資料表明,李慶霖的信是四人幫呈報給毛的。這也好理解,以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當時守在毛身邊,能夠把李慶霖的信直接送到毛那裡的人,也主要是四人幫那幾個了。而四人幫願意這樣做,有一個政治上的算計,那就是他們想借日益嚴重的知青問題,打擊剛重新上臺的鄧小平,以及周與鄧重新扶持起來的一批「正在走的走資派」。說實話,文革中的知青問題是長年累月累形成的,鄧小平當時剛上臺,把知青問題與他含沙射影地扯在一塊,借李慶霖打鄧,確實不怎麼地道。但宮廷政治就是這麼骯髒,不骯髒就不是宮廷政治了。

在這場宮廷政治的大戲中,最可憐的還是小人物李慶霖、李給毛寫信,雖然躲過了第一劫,沒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可後來他被四人幫利用,到處作報告「反潮流」,反擊走資派的「右傾翻案風」,四人幫一倒臺,他終究還是以現行反革命的名義被判了無期徒刑。

李慶霖寫給毛的信,語言完全與當時的風格相反,充滿悲情和絕望,還不乏冷漠、諷刺、挖苦和自嘲,對毛也缺乏任何感情表白。他的信中披露的知青生活狀況,完全可以用一貧如洗、走投無路來形容。讀完這封信,人們很難迴避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當年知青的生活有多麼艱難;當時的中國農民,日子過得是多麼的困苦。此外,他的信還披露了一個情況:文革中的中國官場,也已經很腐敗了。這些腐敗表現為「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表現在「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也表現在底層民眾「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如今的中國,腐敗已完成「轉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貪腐的錢財越來越多。但就腐敗形成的權力結構,腐敗的世襲與小圈子特點,甚至腐敗者所用的藉口、託詞、高調語言等等而言,現在中國官場的腐敗,在政治上可以說與四十年前一脈相傳。

李慶霖的信,用今天的眼光看,就叫做「文革原始資料」。這種原始資料還包括上面所說的大街小巷張貼的佈告、當時的大字報,知青所創作的小說。詩歌、段子等等。它們與高層集團文革中的文獻一起,構成了關於中國文革的最真實的歷史畫卷。現在的中國人,為文革爭破了頭皮,可它們爭來爭去的東西,大都是一些基於意識形態的隔空喊話,遠不如這些原始資料來得生動而又靠譜。依我看來,大傢伙還是做點實事,多收集和整理一些這類原始資料為好。有了大量的這些原始資料,大傢伙再來認真讀一遍,心裏就會明白,文革是怎麼回事,知青又是怎麼回事。

来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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