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盛糖時代」:糖尿病第一大國怎麼辦？

【看中國2013年10月13日訊】今天，中國人告別了食不果腹的飢餓年代，卻走進了過飽過甜的「盛糖時代」。調查顯示，中國每十個成年人，就有一個糖尿病患者。至今，我們已超過印度成為糖尿病第一大國。為什麼這個「富貴病」會在中國成為流行病？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素有「富貴病」「美稱」的糖尿病，一向讓人抱有「樂觀」的心態。現代生活中，物資極大豐富，我們告別了飢腸轆轆的年代卻因為過飽過甜而引發健康危害。與此同時，快節奏的生活，不規律的作息與飲食習慣，給疾病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溫床。糖尿病，聽起來就沒有癌症或愛滋病那樣陰森恐懼，然而，它卻以看不見的幾何態勢增長，一點點蠶食著我們的健康。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教授賈雷德&m.i.ddot;戴蒙德曾在《自然》雜誌上撰文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糖尿病將引發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如今，「戴蒙德預言」已經變成了現實——中國成為糖尿病第一大國。

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為11.6%，處於糖尿病前期的人佔總人口的50.1%。也就是說，不到10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糖尿病患者；每兩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屬於糖尿病前期。根據這項開展於2010年的調查，中國糖尿病患病率超過美國（11.3%）；糖尿病患者人數達1.14億，超過印度而成為名符其實的糖尿病第一大國。與2007年開展的前一次全國性調查相比，三年間中國新增糖尿病患者就達2200萬人，幾乎相當於澳大利亞全國人口總數。

就糖尿病的起因來看，罪魁禍首的當屬我們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在全球化、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人飲食結構的快速變遷，伴隨著生活和工作中體力活動不斷減少，體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體重增加和胰島素抵抗在人們身體中廣泛地發生。因此，對患者生活方式的直接干預可以有效地預防糖尿病的發生。

治療糖尿病的傳統方法主要是通過胰島素注射和口服降糖藥物。然而隨著醫學的發展，近年來糖尿病治療的格局正在發生改變，外科手術及其他新療法開始引入糖尿病的治療，例如，胃轉移手術、胰島素泵和胰島移植等，而這些，無疑令人們對這種頑固的慢性病的控制甚至治癒產生了新的希望。

重新認識糖尿病：沉默的殺手

在上海瑞金醫院的病房裡，當寧光醫生第一次見到趙逸航（化名）時，差點以為他和自己是同輩。實際上，眼前這位微胖、戴著眼鏡，頭髮稀薄已初顯謝頂的糖尿病患者，今年才33歲。再看趙逸航的潮流範兒——手腕上纏著一串黑色檀木珠，病床上擺著蘋果手機和一臺Mac電腦，寧光才確信，這位患者的確是位「80後」。

51歲的寧光是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副院長、上海市內分泌代謝病臨床醫學中心主任。趙逸航住院期間的檢查結果顯示，他的運動神經反應有些遲鈍，根據臨床經驗，寧光估計，他患糖尿病至少有一年的時間了，而病人卻是在今年8月因「腸痙攣」住院驗血時才偶然被查出糖尿病的。

之前什麼感覺都沒有，確診糖尿病以後，我去翻從前的體檢報告，才發現當時的空腹血糖已經超過了正常值一點，可是首頁的提示欄裡並沒有提到。」趙逸航的經歷正反映了糖尿病的一個特點：它是一種隱匿的疾病，大部分人剛患病時毫無感覺，而一旦被它纏上，雖不至於迅速丟掉生命，卻終生無法擺脫陰影。如果病情控制不好，有的人會在5年、10年或更久以後，慢慢地失明、被截去雙腳和小腿、出現腎衰竭。它還被稱作沉默的殺手，當很多人因急性心肌梗塞發作而死於急診室時，卻不知道真正的元凶是糖尿病。

糖從來都意味著甜蜜與幸福，加之糖尿病的病程進展緩慢，所以它不會像癌症或愛滋病那樣給人們帶來太多的恐懼感。而「富貴病」的「美稱」，更令人普遍對它抱有一種「樂觀」的心態，從而忽視了糖尿病的危害。

然而，一項最新發布的調查結果指出，中國的糖尿病發病情況已達到「警戒水平」。這份於9月初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上的大型研究，由身為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主任委員的寧光和中國疾控中心（CDC）研究員趙文華共同領導。

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為11.6%，處於糖尿病前期的人佔總人口的50.1%。也就是說，不到10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糖尿病患者；每兩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屬於糖尿病前期。根據這項開展於2010年的調查，中國糖尿病患病率超過美國（11.3%）；糖尿病患者人數達1.14億，超過印度而成為名符其實的糖尿病第一大國。與2007年開展的前一次全國性調查相比，三年間中國新增糖尿病患者就達2200萬人，幾乎相當於澳大利亞全國人口總數。

一種病的流行和它帶動的一個專科

1993年，14歲的鄭翔度過了一個「幸福」的暑假。由於父母出差在外，沒人管束，他終於放開肚皮，痛痛快快地把自己愛吃的巧克力冰淇淋吃了個夠。不久，他常常感到口渴，一下課就跑出校門去買健力寶，喝完又急著上廁所。在當地的一家三甲醫院，鄭翔被診斷為「胃炎「，吊了三天葡萄糖，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卻反而出現了昏迷。當鄭翔被送到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時，專家會診的結果是，他得的竟然是「中老年人的專利」——糖尿病，當時的嚴重病情，就是由於當地醫院根本沒想到這位少年會得糖尿病，因而誤用了葡萄糖而引起的急性併發症——酮症酸中毒。

糖尿病是以血糖濃度升高為基本特徵的一種代謝性疾病。根據發病機理的不同，它主要包括兩種類型。其中，1型糖尿病常在青少年時期發病，必須長期注射胰島素來進行治療，也曾被稱為「兒童型糖尿病」，它是由人體免疫系統紊亂引起的，只佔糖尿病患病人群的5%左右。95%的糖尿病患者都屬於2型糖尿病，主要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與遺傳素質導致，可用降糖藥或胰島素來治療。一般所說的糖尿病實際上指的就是這種類型。

然而，曾經被稱為「成年型」的2型糖尿病近年來有年輕化、低齡化的趨勢。鄭翔最終就被確診為2型糖尿病。醫生近年越來越多地遇到鄭翔這樣的情況。那些胃口好又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小胖墩」成為搶佔成年糖尿病「地盤」的主力。

在鄭翔得病後的第二年，中日友好醫院聯合全國19個省（市）的醫療機構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當時中國的糖尿病病情開始抬頭，患病率從1980年的不足1%上升到2.5%左右。

為應付逐漸增多的糖尿病病人，很多地方醫院開始將內分泌科從大內科中分離出來，成立獨立的科室。實際上，很多地方醫院的內分泌科幾乎等同於糖尿病科。即使像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這樣知名的大醫院，其內分泌科門診也被糖尿病佔去半壁江山。中華醫學會也把「糖尿病學分會」專門從「內分泌學分會」獨立出來。

2000年以後，中國糖尿病發病的增速更加令人吃驚。2007年，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科主任楊文英主持的「中國糖尿病和代謝綜合征研究組」進行了又一次全國性調查，調查結果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中國糖尿病的患病率已升至9.7%，患者人數高達9240萬。

這一結果發表之後，當時的衛生部一些官員覺得「難以接受」。還有人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寫信提出，這次調查主要集中於城市地區，質疑調查數據能否代表中國糖尿病的真實情況。此前，衛生部曾調查得出「中國有2000萬糖尿病患者」的結論，但很多專家認為這個數字偏低。後來，國際糖尿病聯盟又做過一次估算，認為這一數字應是3980萬。而楊文英主持的調查結果，卻比這兩者都高出許多。

寧光解釋說，由於大部分人都是像趙逸航那樣，因其他問題就診時才發現糖尿病的，當被確診時，他們往往已患病一段時間甚至數年，無法確認病人真正的「發病」時間。因此，糖尿病的流行病學調查更多使用「患病率」而非「發病率」來統計。

實際上，楊文英等人得出的9.7%的患病率，後來一直是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字。

你並不知道，你可能在闖糖尿病的「黃燈」

2010年，美國糖尿病學會（ADA）發布了最新的診療指南，重新規定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診斷標準。寧光等人於同年展開的這項全國性調查，就採用了ADA的最新標準。近10萬人的樣本總量使之成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糖尿病流行病學調查。這些樣本抽自國家CDC的慢病監控網點，綜合考慮了地區、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年齡段等要素，使之能夠更真實地代表中國人口的組成。還有一點重要的是，國內過去的幾次糖尿病調查，大都是問卷式的。而此次調查對被調查者都做了抽血測試，這就更加保證了調查結果的真實性。

如果你到醫院去查糖尿病，醫生一般會為你檢查兩個項目：一是空腹血糖，二是口服葡萄糖（餐後）兩小時的血糖。如果這兩項檢測值高於規定的數值，就會被診斷為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ADA最新的診斷指南則下調了對糖尿病前期的診斷指標門檻。同時，在對糖尿病的診斷中，又增加了一項被稱為「糖化血紅蛋白」的標準。該指標反映的是兩三個月中人體血糖的平均值。

不要小看這些細微的變動，它是經由醫學界多年的大量研究才確定的。這些變動意味著糖尿病前期的門檻被降低了，篩選病人的網格更細，因而也會有更多的人被認定為糖尿病患者或糖尿病前期。寧光研究團隊成員、上海瑞金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王衛慶解釋說，「這次調查的結論尤其是糖尿病前期的數據看起來比較驚人，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採用了新的標準，這樣既有利於與國際上同類的調查相比較，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喚起國人對糖尿病的關注。」

事實上，由於糖尿病的起病隱匿，就連醫學界也曾對糖尿病發生的起點究竟劃在哪裡有過爭論。但醫生們的一個共識是，對糖尿病的控制措施開始得越早，病人今後發生併發症的風險就越小，因此提出了「糖尿病前期」這一概念。這個階段的血糖水平介於正常人與糖尿病患者之間，類似於在交通「紅綠燈」之間設置的「黃燈」。

根據過往的研究，如果一個人的血糖水平已經亮起「黃燈」，卻仍不採取預防措施，那麼，他幾乎百分之百會發展成為顯性糖尿病。這份調查報告分析道，「中國欠發達地區的糖尿病患病率低於發達地區，但糖尿病前期的發生率高於發達地區。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還不很清楚，但它提示，糖尿病的預防措施需要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全面展開。」

作為一種典型的老年病，糖尿病的患病率會隨年齡而顯著增加，因而中國糖尿病增長的勢頭顯然和整個社會的加速老齡化有關。但是早在2007年的那次調查中就已經發現，糖尿病在青年人群中的增長更為迅猛，比如，與1994年的全國性調查相比，25?34歲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加了8倍，而在55?64歲的人群增加了3倍。

哈佛大學營養與流行病學教授胡丙長是頗有成就的糖尿病流行病學家，他說，在經濟快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急遽轉變的刺激下，全球糖尿病的「震中」正在向亞洲轉移。和西方人相比，亞洲人糖尿病發病的一個特點就是，發病年齡更年輕，而且是在肥胖程度並不嚴重的情況下就發生糖尿病。

最後一張「骨牌」，你看不到不等於它不倒下

醫學界一般認為，如果父母有一方有糖尿病，則子女患糖尿病的風險就增加約30%。身為一所中學的教導主任，趙逸航的父親在不到50歲時，體檢就發現血糖超標。但他並未在意，也從未去醫院看過。趙逸航記得，父親當時只是問了患糖尿病的同事在吃什麼藥，自己也去開了一些，並斷斷續續服藥，就這樣過了好幾年。

糖尿病讓人們大意，很大程度是因為在早期發病時，患者並無明顯不適的感覺。「如果患者感到手腳發麻，那起碼發病有一兩年了；如果出現所謂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狀（多飲、多食、多尿、消瘦），那起碼得病有5年了。」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專業首席專家李光偉說，如果不定期體檢，一般很難及時發現自己有糖尿病。正是由於病程漫長，很多患者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也不以為意，照吃照喝，與正常人無異。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糖尿病的併發症會「殺人」。

在中國，有很多像趙逸航父親這樣的病人。根據寧光的調查，中國患糖尿病的人群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0.1%）的人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只有約四分之一（25.8%）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了治療；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多（39.7%）的患者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報告認為，這種狀況意味著，如果不對人群採取干預措施，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可能出現糖尿病併發症的大規模流行。這些併發症包括：心血管疾病、腦中風、腎臟病等。

趙逸航的父親55歲那年，突發心肌梗塞，被送到醫院搶救，差點丟了性命。在冠狀動脈裡裝了一個支架後，醫生警告他，再不治療糖尿病，心梗還會發生。他從此才開始了正規治療。然而，即使血糖得到了控制，糖尿病併發症的發展卻未能有效地被阻止。一天，趙逸航父親在洗腳時無意間碰到了自己的腳，趾甲就掉了一大塊，全家人都嚇了一跳。去醫院檢查，醫生說這是「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狀，要小心不能讓腳再受傷，不然傷口很難癒合，容易潰瘍，整隻腳都會爛掉，嚴重時甚至要截肢。不久，他小腿的血管也開始堵塞，為避免截肢，只好在小腿血管裡又安裝了一個支架。

長期失控的血糖，會慢慢腐蝕人體的血管和內臟器官。併發症與糖尿病的關係，就像多米諾骨牌，即使扶起了最初倒下的那一塊，也很難阻止骨牌效應的繼續。

在中國，有60%的血液透析（一種治療腎功能衰竭的體外血液濾過療法）病人來自於糖尿病；60%-70%心臟支架的安裝與糖尿病有關；在糖尿病病人中，有近一半的人一生至少發生過一次心肌梗塞；有16%的糖尿病病人失明。

與疾病的長期抗爭，也令這些人的生活質量大大受損。據調查，糖尿病病人患抑鬱症的風險是正常人群的3倍，而在有併發症的糖尿病患者中，同時患有抑鬱症的機率高達53.2%。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胡善聯等於2008年在《中國衛生經濟》雜誌發表論文稱，中國糖尿病的直接醫療費正在以年均19.9%的速度增長，超過同期GDP以及全國衛生總費用的增長。而81%的糖尿病相關醫療費用，都被用來治療各種併發症。在被調查的有併發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其治療成本都超出了當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西安市糖尿病併發症的治療費用甚至高達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

因此，如果不對病人的血糖進行有效控制，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的治療，不論對一個家庭還是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個沈重的負擔——而這個負擔是完全可以通過對糖尿病的早期預防得以避免的。

寧光說，「我們的調查結論強化了這樣一個信號：如果再不採取措施遏止糖尿病的發展勢頭，未來糖尿病會在中國出現井噴式的增長，這將給醫療體系乃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中國人易得糖尿病？

一直到今天，周明（化名）還在為沒能搞清自己患糖尿病的原因而耿耿於懷。

1992年，在接受膽囊切除手術的時候，39歲的他意外發現血糖偏高。雖然生活在北京，但當時糖尿病病人還不算很多，醫生除了給他開降糖藥、讓他複查血糖，也沒有更多的解釋和叮囑。在大學同學裡，周明是第一個與糖尿病「親密接觸」的人。出於科技工作者的職業習慣，他經常蒐集各種與糖尿病相關的資料，研究起這個對他來說還很陌生的疾病。

就在周明被確診為糖尿病的那一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教授賈雷德·戴蒙德在《自然》雜誌上撰文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糖尿病將引發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戴蒙德的這個預言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最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是曾獲普利策獎的科普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

如今，「戴蒙德預言」已經變成了現實——中國成為糖尿病第一大國。周明也發現，自己的同學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糖尿病患者的大軍。和當初不同，現在網際網路上充斥著有關糖尿病的無法分辨對錯的信息，還有各種各樣的糖尿病「之友」「聯盟」「群」之類的網站，但是作為一名「資深糖友」，周明還是常常向別人傳授控製糖尿病的經驗。

「如果你得了糖尿病，那應當是你的體質與生活出現了一個或幾個問題。」這是周明自己的體會。但他沒有想過，為什麼糖尿病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流行病。

我們的「可口可樂化」的生活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1982年畢業時，周明被分配在某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出入高檔酒店開會、吃飯。面對滿桌的珍饈佳餚，這個出身於貧困省份普通家庭的年輕小夥，難以抵擋誘惑，一頓能吃三大碗飯。就這樣只過了一年，周明就發現，他過去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腰圍從73厘米增到84厘米。

就在周明身居北京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全國還有很多地方尚未解決溫飽問題，但有一個例外是，遠在黑龍江的大慶人卻因當地盛產石油而提前進入了小康。那時候，大慶人頓頓有肉吃，每天吃完晚飯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這種令人羨慕的生活，使當地很快就出現了很多胖子。時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斷言，用不了5年，大慶就會進入糖尿病高發期，而大慶的境況，將預示著未來20年中國人的生活圖景。

潘孝仁的預見，來自於醫學史上的一個經典案例。

20世紀初，南太平洋島國諾魯與世隔絕，島上人祖祖輩輩靠以農業和漁業為生，過著原始但富有活力的生活。後來，英國人來到這裡，發現島上遍地都是珍貴的礦產——一層厚厚的石化了的鳥糞。伴隨著外來殖民者的開發與磷酸鹽的開採，諾魯一夜暴富。

西方人不僅給諾魯帶來了財富，還帶來了垃圾食品——可樂、炸雞、漢堡包。很快，島上大胖子隨處可見，以至於經常有肥胖的諾魯人乘飛機旅行時，一個人要佔兩個座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諾魯成為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國家——有一半人都有糖尿病。糖尿病成了當地人非意外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諾魯人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壽命最短的有錢人——平均壽命只有50歲。

諾魯人的這種高熱量飲食與缺乏運動的生活方式，被醫學家們稱為「可口可樂化的生活」。生活方式的快速轉化，是大慶人與諾魯人得糖尿病的相同原因。周明的情況也一樣，只不過，他的生活被置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和時間跨度下。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飲食是與糖尿病關係最密切的因素。2012年，一部名為《舌尖上的中國》的電視片火起來，正是由於它契合了中國二三十年來社會生活的急速改變，體現在它從一個吃飯需要糧票的國家膨脹為一個饕餮大國的進程。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風盛行，以至於需要官方出面發起一個「光碟行動」。

但是，一種蓄積已久的社會風尚，恐怕很難靠一道禁令就能夠控制住，每一個被裹挾其中的人也難以自主。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專業首席專家李光偉說，他的一個病人是企業老闆，在自己創業成功後，又給兩個孩子各辦了兩個公司。一家人為了做生意，沒有機會坐在一起吃頓飯，各人整天在外吃飯、喝酒。最終，這位企業家與他的太太、兒子、女兒一家四口全胖墩墩的，全都有糖尿病，成為名符其實的「糖尿病之家」。這位在國內糖尿病領域名望很高的醫生說，「我還接待過一個省委秘書，30多歲就得了糖尿病，他告訴我，有時一天要跑8個飯局。這些人就算有心控制病情，迫於環境也身不由己。」

除了「吃得多」之外，「吃得好」「吃得精」也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的原因。中國疾控中心（CDC）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對1989年到2009年中國人膳食營養素攝入狀況及變化趨勢進行的研究顯示，20年來，在居民飲食結構上，動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攝入量迅速增加，而穀類食物消費量不斷下降。

在食品與糧食生產和供應進入全球貿易體系後，不僅各種含糖飲料、西式快餐食品、加工食品大量湧入中國，而且食用油、糖類、肉類都變得廉價可得，精米、白面廣泛地取代了粗糧。比如，在針對上海女性進行的一項食用精白米與糖尿病危險性的研究中發現，每天使用50克糙米代替精白米，可使糖尿病發病危險性下降16％，這是由於糙米僅經過最基本的加工，引發的胰島素反應較少。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人飲食結構的快速變遷，伴隨著生活和工作中體力活動不斷減少，體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體重增加和胰島素抵抗在人們身體中廣泛地發生。

就像紐西蘭醫學家彼得·格魯克曼在《錯位：為什麼我們的身體不再適應這個世界》一書中所寫得那樣：在發展中國家，「營養轉變」幾乎是瞬間發生的。僅僅在60或90年前，很多這樣的社會中的人們仍在食用工業革命前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農業食品，現在，這些人們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西式食物。糖尿病在這些國家蔓延開來，快速的營養轉變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久坐一代」的流行病

在患上糖尿病以後，周明也曾嚴格遵醫囑，節食、鍛練。可是沒多久他就放棄了。由於工作忙、熬夜多，他發現象醫生說的那樣嚴格忌口，根本不能滿足自己的熱量需求。他的血糖也因此一直控制得不好，直到最近退休，清閑下來，血糖也跟著穩定下來。

「在美國，是窮人得糖尿病的多；在中國，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李光偉分析說，但這裡的「富人」要打引號。美國的有錢人注意飲食健康，流行打理家務、去健身房鍛練，把身體練得精瘦，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而經濟狀況較差的美國人為了省錢，吃便宜而高熱量的食品，也沒有錢去鍛練，所以大胖子多，得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的也就多。

以中國的醫生為例，他們不僅處於富裕階層，而且還懂得醫學知識，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群體，也難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國疾控中心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對中國醫生吸菸行為的調查就顯示，中國男醫生的吸菸率為47.3%，醫生平均每天吸菸10支。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菸草生產國和消費國，而吸菸是導致糖尿病的獨立風險因素。上海瑞金醫院內分泌科主任王衛慶也感嘆說，「我們常和美國的醫生一起開會。我就發現，美國那些有名的專家，沒有一個人是胖子，體型保持得非常好。」

但在中國，李光偉說，雖然經濟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未真正達到西方國家那樣的富裕程度。同時，社會的文明程度也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面對糖尿病，同樣脆弱的還有在中國社會剛剛形成的中產階層。

畢業於同濟大學的趙逸航生活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這位有房有車的白領的工作節奏非常緊張，全天24小時都要保證手機待命。有時候夜裡12點下班，第二天早晨5點又要去公司。他曾是大學裡手球隊的主力，可如今工作繁忙，根本沒時間運動。由於熬夜，還常常吃宵夜補充能量。畢業幾年後，趙逸航從一名普通員工升為部門主管，人生正處於上升階段，可體重也上升了40斤。

哈佛大學主持的始於1976年的「護士健康研究項目」以歷時長、參與人數多而出名。該研究發現，每天看電視兩小時，可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風險14%。分析認為，看電視是所有靜坐活動中健康風險最高的一種，原因可能是由於看電視的過程中往往很容易吃東西、喝飲料，而且電視中的食品廣告可刺激觀眾對加工食品的消費。

近年來，中國人開始普遍地享受家庭小汽車帶來的舒適和便捷，但是這不僅造成遍佈全國的道路擁堵和空氣污染，而且也在給人體帶來不易察覺損害。據統計，一位男性在擁有小汽車以後，體重將平均增加1.8公斤，達到肥胖標準的可能性將增加一倍。

一份中國健康與營養狀況調查顯示，自1991年至2006年，中國成年人每週體力活動水平下降了32%。另一項類似的調查說，15年間，中國人在職業場合的體力活動量下降了40%，每日鍛練、騎自行車、走路時間超過30分鐘的人群比例，從1997年的46%-51%下降到2006年的28%-33%。

工作環境加上交通工具的變化，令中國中產階級和白領階層的體力活動明顯減少，一個龐大的「久坐群體」的形成，是糖尿病廣泛流行、發病年齡呈現年輕化趨勢的重要因素。

鑒於父親的糖尿病由於延誤治療而落下了一身的併發症，趙逸航在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以後，就積極行動起來。他放棄了開車，轉而步行一段坐班車上班。考慮到去健身房辦卡太貴且難以堅持，他還網購了一臺運動健身遊戲機，以方便在家鍛練。本想住進瑞金醫院做全面檢查，可剛住進來沒幾天，他就苦著臉問醫生，「我領導馬上就要休假了，我週日必須回去值班啊！」

為了「節儉」的身體記憶

周明對食物的慾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童年的陰影。他記得6歲那年，家裡來了十來位客人，一頓飯就吃掉了全家一個月的口糧。此後一個星期，他們只能靠喝稀飯維持。後來，幸虧路過的鄉下親戚給他們帶來了一些豆腐渣與雜糧。此後的兩三年，用豆腐渣做成的餅就成了他的日常伙食。「我對吃有一種反彈性心理，總想著等我有了條件，一定要大肆享受一番。」

周明的這段經歷，發生在1959-1961年中國的飢荒年代。比他更「不走運」的是，還有人在尚未出生時就已在娘胎裡遭遇了飢荒。周明所說的「反彈」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早年的飢餓經歷，是否會致使一個人在步入成年以後更容易患上糖尿病？這個假設聽起來很大膽，可是它的確是科學上已經在探討的問題。

1960年代，美國遺傳學家尼爾首次提出「節儉基因」學說。他認為，人類祖先曾長期生活在食物匱乏中，生產力低下與人口過度繁殖導致飢荒頻發。因此，那些具有「節儉」適應性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將食物轉化為脂肪儲存在體內的人，才能更容易生存下來。因此，這些具有節儉基因的人，原本是自然進化的勝出者，但是在穩定富足的現代社會，卻因為更容易囤積脂肪而患上糖尿病。

節儉基因可以用來解釋諾魯的現象：貧窮而又勤勞的島民祖先把節儉基因一代代傳給諾魯人，當外來的西方生活方式被帶進島上的時候，諾魯人身體裡的這種基因一時無法適應突然降臨的富足生活，而歐洲人則由於早已習慣了現代生活方式，節儉基因在他們體內已經逐步消失了，所以同樣的生活環境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糖尿病。

實際上，雖然節儉基因的假說很有吸引力，但科學家花了很大力氣來尋找這種基因，卻一直不很成功。1998年，《柳葉刀》雜誌發表一篇文章稱，科學家對出生於1944-1945年間荷蘭飢荒時的一批人做了研究，結果發現，與之後一年食品供應正常時出生的孩子相比，這個人群在成年後更容易發胖，並伴隨有胰島素抵抗和餐後血糖升高。這就是著名的「荷蘭飢荒研究」。

這一發現修正了尼爾的理論，即飢荒確實會影響人類的進化，但並不是通過祖先遺傳下來某個或幾個基因的遺傳來實現的，而是在懷孕母親的子宮裡開始的。也就是說，當胎兒在母體內遭遇飢荒時，它會據此來調整自身的生命策略，在成年後，這些改變將使其更容易罹患糖尿病。具體說來，胎兒期的營養不良會影響胎兒胰島細胞與功能的發育，同時也會影響胎兒的骨骼肌肉發育，從而導致外圍組織的胰島抵抗。此外，飢荒造成壓力還會影響胎兒神經內分泌介質的分泌，以至於其在成年後更容易發生心血管和新陳代謝方面的疾病。嬰兒期遭遇飢荒，也有類似的效果，但影響稍弱。

2010年，中國疾控中心馬冠生等人在《糖尿病》雜誌上發表了名為《遭遇中國大飢荒的嬰幼兒成年糖尿病風險增加》的論文。他們通過2002年中國國家營養和健康橫斷面調查，找到了1954-1964年出生的農村受試者7874人，結果發現，遭遇過1959-1961年三年中國大飢荒的胎兒與兒童，成年後患高血糖症與糖尿病的風險增加，其中，又以後來營養過剩者更甚。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與流行病學教授胡丙長主持了一項同樣針對中國三年大飢荒年代胎兒的研究，結果明確表示，胎兒時期嚴重的飢荒與成年後高血糖的發生風險有明顯的相關性，而且，越是成年以後飲食習慣西方化和經濟條件好的人，這種聯繫越強烈。

早年飢荒因素的影響，或許也是中國人沒有美國人那麼胖，卻擁有更高的糖尿病患病率的原因。身高一米七的周明最胖時也只有140斤，就已發展成為糖尿病。過去10年，中國人確實在長胖，增長的體重幾乎等同於西方人在過去30年增長的體重。然而，中國人的體重指數（BMI）往往還沒到世衛組織定義的肥胖標準，就已得了糖尿病。對此，醫學界普遍認為，由於人種不同，亞洲人更傾向於腹部肥胖或內臟型肥胖，當BMI接近肥胖標準時，就已經增加與肥胖相關疾病的危險性。

對此，寧光說，「原來我們認為，中國人會對糖尿病更抵抗，但後來發現，當時的糖尿病病人少，只是因為營養水平還沒達到。現在應當說，雖然還沒有證據表明中國人對糖尿病更易感，但起碼我們不比別人對糖尿病更抵抗。」

糖尿病預防的「大慶精神」

1986年，當潘孝仁預料到大慶的糖尿病發展趨勢時，做了一項大膽的實驗。之所以稱大膽，是因為實驗時間長達6年，萬一失敗，將一無所獲。他帶領李光偉等人，在大慶找了576個處於糖尿病前期的居民（與糖尿病相比，糖尿病前期完全沒有症狀，也更不受重視）。潘孝仁將這些人分為對照組與生活方式干預組兩部分，對照組的人只接受一般的健康教育；而干預組又被分為3組，分別讓他們進行節食、運動以及節食運動相結合。在接下來的6年中，每兩年評估一次這些人的糖尿病發生情況。到1992年實驗結束，與對照組相比，3個干預組的糖尿病發生率降低了51%。這說明生活方式干預可以有效地預防糖尿病。

大慶研究，與芬蘭的糖尿病預防研究（DPS，2001年）和美國的糖尿病預防項目（DPP，2002年）研究一起，被國際糖尿病聯盟譽為「糖尿病預防的里程碑」。而大慶研究要比後兩者早8?10年，是世界糖尿病預防的第一個隨機臨床試驗，也是隨訪時間最長的糖尿病預防試驗。

潘孝仁因病去世後，李光偉繼承併發展了老師的研究，自1992年開始隨訪上述的受試者直到2006年。2008年5月，李光偉等人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大慶糖尿病預防20年後續研究」一文。研究顯示，對糖尿病前期人群如果不加干預，20年間有92%的人患上糖尿病。但在接受了為期僅為6年的生活方式干預之後，在20年後仍可降低糖尿病發生率43%。李光偉說，對於糖尿病前期這一人群，以前業界的看法是有1/3可能不會發展為糖尿病，但大慶研究證明了，如果不干預，幾乎所有人都將發展成糖尿病，而生活方式干預是行之有效的預防。

為什麼後續14年不做任何干預仍能預防糖尿病？李光偉解釋說，相比於代謝的記憶，行為記憶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與藥物干預不同，藥物干預在停藥後，效果可能就結束了。但採取生活干預後，這些人在6年的干預期中養成了健康的生活習慣，因此從中受益。

而大慶研究的受試者能夠在干預結束後仍堅持運動和控制飲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同伴的相互激勵與監督。大慶是在油田上建設起來的城市，受試者們都是以勘探隊、煉油廠等為單位聚集在一起的。「他們都是結伴一起去鍛練，因此，運動的習慣就很容易堅持下來。」李光偉指出，從大慶的經驗可以看出，小組教育是預防糖尿病的有效辦法。

不過，大慶研究雖然在國際上頗具名氣，但在國內卻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大慶6年項目申請時，衛生部前後撥款10萬元，大慶市給了27萬元，剩下的資金缺口由世界衛生組織的5萬美元貸款填補。而李光偉的20年後續研究，其45萬美元的經費則全部由世衛組織提供。

大慶研究很難被複製。李光偉說，如今做科研，追求的是發SCI論文、評職稱、報院士，都看重做研究的「性價比」。如果一個課題做上十年二十年，等到成果做出來了，人都該退休了。「但我們當時很傻，沒想那麼多，就是要解決實際問題。這個領域是潘孝仁在國際上最早開始做的，應當說他非常有遠見。」

如今，當人類對「眾病之王」癌症的戰爭已經取得了局部勝利的時候，卻沒有人敢宣稱可以根治糖尿病。目前已有的治療方法，都只能控制病情的發展。對付糖尿病的最好辦法就是——不得病。

而根據寧光等人所領導的此次調查的結果，中國成年人中有一半人已經處於糖尿病前期。「你想像一下，如果這些人未來全都轉為糖尿病患者，那將會對中國的醫療體系帶來多大的衝擊？」李偉光說。對於糖尿病前期，世衛組織的診療指南並不推薦藥物干預。唯一能夠阻斷他們繼續演變成糖尿病的辦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預。而這就需要糖尿病教育。

「預防比治療更好，教育即預防」，李光偉說，糖尿病教育的主旨，就是要讓人們回歸到過去的簡樸生活，吃得更少，體力活動更多。

正如《錯位》一書所說，「如果人類沒有盡力去與環境相匹配，作為一個物種就不會存活到今天。但是，如今我們已經改變了環境的很多方面，而且改變的速度非常快。我們的身體已不再適應我們自己建造的這個世界。我們經過去的環境進化選擇而來的基因，限制了我們適應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能力。而我們患上的糖尿病、心臟病與肥胖症，都體現了這種錯位。」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國際糖尿病聯合會今年提出的口號是：保護我們的未來！★

有哪些方法可以治療糖尿病？

誰都知道，糖尿病作為典型的慢性病，屬於內科治療的範疇，傳統療法主要是胰島素注射和口服降糖藥物。然而隨著醫學的發展，近年來糖尿病治療的格局正在發生改變，外科手術及其他新療法開始引入糖尿病的治療，令人們對這種頑固的慢性病的控制甚至治癒產生了新的希望。

胃轉流手術

這種手術最早用於治療肥胖病，但在臨床實踐中發現，肥胖伴有2型糖尿病患者經胃轉流手術後，肥胖和糖尿病症狀均出現好轉。這種意外的發現，使手術治療糖尿病成為可能。進一步研究表明，該手術通過胃部分阻斷、胃腸吻合等改變了食物的生理流向，使患者身體的胰島素抵抗現象消除，並且通過改變腸道神經內分泌，促進患者體內胰島素分泌，使胰島功能恢復，從而達到治療糖尿病的目的。

全球糖尿病醫學領域經過近20多年的研究和實踐，胃轉流手術已經發展為成熟的糖尿病治療方法，同時也是目前可能實現臨床治癒2型糖尿病的唯一方法。2009年1月，世界糖尿病治療的權威機構美國糖尿病學會（ADA）正式將胃轉流手術列入《糖尿病防治指南》，將其確定為糖尿病的常規療法。今年3月，國際糖尿病聯盟正式發表聲明，認可減重手術（即糖尿病胃轉流手術）可以作為治療肥胖2型糖尿病的手段之一，並推薦早期進行干預治療。

經胃轉流手術後，大多數患者停止胰島素治療，也不必服用多種藥物，即可解決血糖問題，而且高血壓、肥胖、血脂紊亂和高尿酸血症等代謝綜合征的組分均有顯著改善。外科微創技術的日臻成熟，又為臨床開展此項手術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手段，美國每年大約有兩萬多糖尿病患者通過外科手術得到有效治療。

今年7月，綜合國內相關學科權威專家的臨床研究成果，由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與中華醫學會外科學分會共同發布了《手術治療糖尿病專家共識》。中國醫師協會、中華醫學會、中國醫學繼續教育中心等權威機構把胃轉流手術作為重點推廣項目。

胰島素泵

目前，胰島素注射仍是治療1型糖尿病的主要方法。但是，由於不能嚴格按照生理需要給藥，導致了一系列問題：藥量小則療效不好，用藥過量又會導致嚴重的低血糖，同樣危及生命。為了更好地模擬人體胰島素分泌，人們設計了一種專門用於胰島素注射的裝置——胰島素泵，它又被稱為人工胰島，是一系列持續注射胰島素的裝置的總稱。由於胰島素泵能穩定地提供基礎胰島素，模擬正常人胰島素分泌模式，故使用胰島素泵的好處很多。

英國科學家研製的一種新型智能裝置則由一個感測器和一個紙片大小的胰島素注射器組成，感測器通過與人體皮膚相連的電極實時監控患者的血糖水平，當發現患者血糖高於正常標準，感測器的內置電腦晶元就會向注射器發送指令，為患者及時注射胰島素。另外，新型的人工胰島還裝有記憶晶元，可以記住病人所需注射胰島素的劑量。為防止感染，人工胰島需要每隔三四天就更換一次，不過，和注射胰島素相比，它還是方便多了。

胰島移植

自1977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報導了首例胰島移植治療1型糖尿病患者以來，胰島移植的臨床應用逐漸增多，然而整體效果不盡人意。2000年，加拿大的Shapiro及其同事改良了免疫抑制治療的用藥方案，並採用多供體來源的胰島進行移植，取得了成功，患者完全脫離胰島素治療達1年以上，這是胰島移植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隨著外科移植技術的發展和胰島分離純化技術的改進，作為胰島素替代療法的胰腺和胰島移植被認為是當今糖尿病治療的比較理想的手段。近年來，胰島移植在短期、長期效果方面已取得巨大進步，體現在1型糖尿病完全脫離外源性胰島素、血糖的良好控制、避免嚴重低血糖的發生以及生活質量的改進等方面。最新的結果顯示，胰島移植受者能保持正常胰島功能超過5年。作為糖尿病的一種治療手段，胰島移植擁有良好的前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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