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16日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文革」組成部分，我們這一代，生正逢彼時，正所謂時也命也。
我1968年底至1977年初到位於海南黎族苗族通什自治州的樂東縣某農場(生產建設兵團時期稱三師十四團)屯墾開荒種橡膠。年輕人聚在一起，青春年少，發生許多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知青聚會，均以回憶當年農場的人和事為話題，重重複復，在此僅記二、三事，與知青共享。
初到海南，五指山區的原始風景令人心曠神怡，少年輕狂，我也曾寫「我們的路」的文章，極其輕浮高呼口號式地寫道：「……大地為紙，汗水作墨，鋤頭做筆，譜寫我們壯麗的青春詩篇。」抄在生產隊的牆報上而洋洋自得。
但現實卻十分嚴酷。
首先，農場是新建場，我們的工作是砍原始森林開荒種橡膠，清晨踏著山嵐瘴氣出工，冒海南熱帶40度高溫，頭頂如火的烈日作業，砍原始森林，震裂虎口，放火燒山、開荒、挖環山行、挖80×80×80的洞穴種橡膠。橡膠種下了，更要命的是挑水上山澆樹苗，知青們歪著脖子，扭著腰，咬牙搖搖擺擺將百十斤重的水挑到山上，晃蕩得所剩無幾，為此不少知青留下腰椎歪曲的病患。如此超負荷的勞動強度，即使是農民出身的農場職工也吃不消，對於在城市長大的十七、八歲的年輕學生更是苦不堪言，收工回來，滿手血泡，渾身酸痛，像被剝了一層皮，肩膀皮開肉綻，體力嚴重透支，散發著汗酸臭味的衣服都懶得洗，根本無法完成每天的工作量。難得休息一天(當時是兩星期休一天)，也要挖地瓜、收花生、割甘蔗，上山扛木頭抬茅竹蓋房子，累得站不直，用知青的話形容是：「北斗都朝南」。
其次，生產隊處於黎、苗族山寨的深山大嶺之中，生活條件較漢區更差，伙房似乎只會煮空心菜、耶菜、茄子，而且十來天固定不變只供應其中一種。信不信由你，空心菜老得可以用來捆柴火挑回家，茄子皮像塑料薄膜，大會戰增加一頓木薯湯，當隊裡種的蔬菜一旦接不上，就把豆醬倒鍋裡用開水調稀，將浮在上面的蟲子撈出來，撒幾把鹽，每人給一杓淘飯，整天飢腸轆轆，餓得雙腿發軟兩眼發光。
隨後，接踵而至的是海南濕熱氣候及瘴氣所帶來的特有的潰瘍性皮膚病、瘧疾、肝炎和各種傳染疾病，個別知青為此長眠於海南大地。還有各類勞動工具及樹頭竹刺荊棘造成的嚴重創傷，出入會與無孔不入聞到任何氣息即飛奔而來的山螞蝗、紅頭黑尾比黃豆還大咬人劇痛的螞蟻、30餘公分長比大拇指還粗呈鮮紅色的蜈蚣、或樹上吊垂下來或挺起達一米高吐舌的毒蛇、藏在樹洞裡密密麻麻的蠍子相逢，尤其晚上去茅廁，經常會在手電筒筒的光圈裡看見手臂粗的眼鏡王蛇盤坐在糞坑裡，恐怖之極。
幾下招式，將「天高地廣，中華兒女志在四方……」所激發的豪情壯志拆解得片甲不留，毫無「戰天鬥地學大寨」的壯志。
偏偏遇上我們隊長老康是個十分賣命的四川人，當兵復員到農場，沒有多少文化，個頭不高，頗為壯實，肯干而又帶頭作用，老康有的是力氣，掄起3磅半的鋤頭輕鬆瀟灑，如舞水火棍，遇到有樹樁大石頭的穴位，我們避之不及，老康「哼呀、哼呀」輕而易舉就把它幹掉，每天按質按量挖十來個穴，誰也不敢跟他較量。每當放火燒壩、燒防火帶，老康總是第一個高舉火把，擺出一付赴湯蹈火的架勢，而我們一但點著乾枯的樹木，馬上掉頭便跑，管他是否已點燃全部著火點，老康卻認真檢查火場，總是最後一個灰頭土臉地衝出已猛烈燃燒的火海。知青們都盼望下雨，只下一少會，也可以歇一下，但老康卻不干，遇到下雨，就在山上大吼：「打於流打漢，抹於拚命看(大雨流大汗，沒雨拚命干)，」氣得我們咬牙：「跟著老康干到死為止」。
為了取得喘息的機會，想方設法裝病是最普遍的手段，無病裝有病，小病大呻吟。知青們各式各樣的小病不斷，今天這個，明天那個請假，老康十分生氣，大聲嚷嚷：「生病有什麼了不起，完全可以幹活。」終於有一天，他拉肚子，瀉得他臉色發青，氣若游絲，他在隊裡宣布：「什麼病都不許請假，拉肚子除外。」其後，腹瀉是隊裡發病率最高最常見的流行病。
當時，農場使用一種中草藥製劑注射液，用於消炎，注射後，大部分人的針口處會紅腫化膿，嚴重者要到場部衛生院住院開刀，得悉這一情況，不少知青如獲至寶，相約商量安排好得病與痊癒的時間後，都報自己「屁股紅腫」而得到休假，之所以能得逞，得益於隊裡衛生員梅縣羅知青的配合，此君面慈心軟，對知青一貫採取「包庇縱容」政策。但好景不長，不幸地被老康發現眾多號稱痛得不得了的知青，有的腆著「紅腫屁股」到處串門，談笑風生，有的一整天坐著打牌而屁股不痛，十分惱火，想找羅知青算帳，找出未注射而「屁股紅腫」者，羅知青知大事不妙，馬上迎上去：「隊長，我正想找你匯報，現在有一情況十分嚴重，他們都注射了這種藥，通通屁股紅腫流膿，以後可能不會腫了吧?」老康乾瞪眼，同時結束了知青們靠屁股而混得的逍遙日子。
當年在海南的知青，沒人會忘記上世紀70年代正面襲擊海南的那場颱風。風從早上就一陣緊似一陣地刮，中午，已吹得人左右搖擺幅度超過40度，隊裡要求每個知青負責背一個家屬小孩，趁風勢較弱的間隙跑過小橋，集中到河對岸養豬場的山坳避風。下午，颱風怒刮，山洪暴發，衝垮小橋，沖塌小發電站的堤壩，捲走豬場大小豬只，老康眼看全隊一年到頭唯一指望的豬肉被沖走，狂叫：「會水的，下去救豬娃。」眼前狂刮的颱風就像一隻無情的巨手，撥倒樹林，捏塌山坡，抽打混濁的河流，使其掀起惡浪，繼而扭出漩渦，人被籠罩在烏天黑地、電閃雷鳴、狂風暴雨的蒼穹裡，肝膽俱裂，恐懼地發出「人定不能勝天」的哀嘆。曾經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暢遊五隊水庫的知青，蜷縮在裡外全濕透的軍用膠雨衣內，誰也不敢承認自己會水，任憑老康嚎叫，裝聾作啞。好不容易颱風喘著粗氣漸漸平息，我們若干個會水的知青，沿著山坡往上遊走，從菜地下水，順著水勢斜游到伙房的門口上岸，鑽進部分尚未倒塌的茅房睡覺去也，老康在對岸被氣得哇哇叫。
我們聚會，談到老康，一致認為：老康是個老實肯干的人，本質不壞，只不過處於那個年代，他也只有這樣。
生產建設兵團時期的副連長是老高，山東退伍兵，他口頭禪是「夥計」，我們也就叫他「夥計」。
某日，中午開工之前，全隊聚在生產隊的老野荔枝樹下，等待天天讀，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傳著小道消息，稱某農場的一個會計，因經濟問題，在批鬥會的前一天，逃入深山老林，兩天後找到他，吊在樹上，已被螞蟻、山螞蝗吃得差不多之類的流言，廣州招知青提出：各種自殺手段中，上吊是最無稽的，因為吊的過程中，如果後悔不想死，可以隨時雙手抓住脖子上的繩子，引體向上，即可自行解脫。此言一出，大家紛紛加入辯論，有的認同，有的卻認為：繩子一套進脖子，兩眼即翻白，只有掙扎之功，再無舉手之力，引體向上談何容易。爭論越趨激烈，招知青為證明自己的立論正確，挺身而出，願在荔枝樹上以身試行，但條件是一旦他翻眼，無論如何也要解救；二是打賭的賭資由原來的一罐梅菜扣肉罐頭加碼，改為兩罐紅燒鵝罐頭，雖然賭資較貴，但十分刺激，大家馬上來了精神，七手八腳把籮筐的繩子解下來，掛上荔枝樹，在一陣高過一陣的起鬨聲中等看一場好戲，節骨眼上，老高從人群背後一聲斷喝「幹嘛,幹嘛，還不趕快天天讀？」大夥作鳥獸散，戲還沒開演即謝幕。若不是老高這傢伙，這場戲演下去的後果如何，至今仍無法想像。老高已回山東，「夥計，你在家鄉還好嗎?」
1969年來了一批梅縣知青，老曾混在其中。起初我們誤以為是知青家屬或帶隊的，原來老曾是社會人員，原在廣州某工廠工作，文革前被送回梅縣老家，沒落腳的地方，隨知青到海南。
老曾雖人到中年，仍安排到伐木班，與年青人上山伐木。班裡有的人在山頂發現蜂窩，想掏點蜂蜜補補，誰知一動，群蜂攻之，捅蜂者不吭一聲自己跑掉了，群蜂向山下狂湧，老曾與其他伐木人被追上，蜇得抱頭鼠竄，有的跳進魚塘泡在水中躲避，有的伏倒地下用衣服蓋頭裝死，仍無一倖免，伐木班滿營傷兵，只好下山撤回生產隊，看見他們完全走樣不成人形的五官，腫得奇形怪狀的腦袋，我們毫無同情心地捧腹大笑，可憐他們痛苦不堪，呻吟不已。
過後，老曾走在鄉寨小路，見一堆黑糊糊的東西，跨過的瞬間，「嗡」聲驟起，老曾怪叫一聲，拔腿狂奔，但不見「嗡」聲追隨，驚魂之下細看，原來跨過的是一堆牛糞，驚動了伏在上面的一群綠頭大蒼蠅，他癱在地上哈哈大笑。老曾是「一朝遭蜂蜇，十年怕蒼蠅」。
1976年中秋前夕晚上，老曾與廣州李知青和普寧方知青，跑到花生地，點燃鞭炮丟進隊裡的雞棚，將雞轟出，抓之煮之，又煮了一鍋花生，三人光著膀子，披潮汕方巾，喝雞湯，吃花生，飲糯米酒，跳自編的黎族舞，相互取笑打鬧，自取其樂。正當他們準備向大夥炫耀中秋之夜偷雞未摸狗之事，傳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合指一算，恰是他們載歌載舞飲酒食肉之時，三個傢伙嚇得再也不敢吭聲。
其後，老曾隨知青潮返回梅縣，又再重返農場，總沒安定，據梅縣知青提供的信息，老曾已逝數年，不知他享年是否過六十?
我們到農場已是深秋，生產隊的坡地長滿了金黃的菠蘿，某日清晨，尚未開工，老康扯著喉嚨大喊：「全連集合」大夥衝到球場集合，神情凝重，不知發生什麼重大事情，老康宣布：「連隊的菠蘿被壞分子破壞，一定要追……」嘎然而至，我們順老康的目光，看見廣州劉知青的嘴唇紅腫外翻，宛如橫擺著兩片肥厚的紅燒肉，誰都知道是吃了未沾鹽水的菠蘿引起的過敏，不打自招，大家轟然大笑，老康氣得頭頂冒煙，大喝一聲：「解散」。之所以不再追查，因為劉知青是鐵路工人子弟，老子不反動，兒亦不混蛋。
除了開荒種橡膠，就是植保了，要給橡膠林砍壩、補苗、施肥、鋤草、除蟲等工作，到林段後，各班都派一人負責找木薯，烤熟，供大夥休息吃。海南木薯無毒，個頭大，可以生吃，亦可烤、可炒、可煮，清甜鬆軟，且十分粗生，農場職工家屬把木薯桿插入地作籬笆，即可生長，一舉兩得，只有黎族同胞小規模成片種植，黎胞木薯必然成為我們的目標。劉知青往往自告奮勇承攬烤木薯的任務，他憑氣力與膽量，連拔帶扛，跑回林段，從未失手，可每回烤熟了，他總是自己吃飽了，才滿嘴烏黑地招呼我們。可見此乃是「偷吃從不用抹嘴」的典範。
知青們上山下鄉，從城市到農場、農村(尤其到海南黎苗區及雲南邊疆，目睹當地仍沿用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其社會狀態及生活方式與城市的落差給心理帶來極其強烈的衝擊與震撼，年輕人無法接受這樣的再教育，又處於當年政治環境下，多種客觀原因造成的知青的各種遭遇，最後演變成政治運動，更使知青們陷入絕望與迷茫，因此，知青們並沒有按當年歷史政策的主觀意願扎根農場或農村，更沒有把農作視為職業，上山下鄉長達十年，知青們仍想方設法通過招工、招生、頂職、病退等各種途徑爭搶回城。
我們返城之際，正值經濟改革開放之時，注定我們步入中年之後，要面對與承受社會轉型時期的各種矛盾和困難。因耽誤十年青春，知青們的文化水平在原有的初、高中學基礎上踏步，且沒有一技之長，使之缺乏社會競爭能力，由此所帶來的困擾與生活壓力倍增。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