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06日訊】假設，你是一名電車司機。你駕駛電車，高速行駛在軌道上，突然發現，電車的剎車失靈了。在你的正前方，軌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作業，如果電車按照原定的軌道行駛，五名工人將會喪身車輪下。這時，你發現前方有另一條岔道，岔道上只有一名工人。
現在，你有了兩種選擇：一：按照原定的軌道行駛，撞死五個人。二：改變路線，駛入岔道。撞死一人從而救活五個人。
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他的公開課上虛構了上述道德命題。教授的命題，旨在揭示人類在虛擬的極端條件下的道德困局。這樣的學術命題，可以商榷，可以探究，也可以「見仁見智」。
不過，這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第三種選擇，即：
你是一個電車司機，在電車即將撞死五人，或者撞死一人的情況下，你發現前方有另一條岔道，這第三條軌道上沒有人甚至沒有任何生物，而你，可以安全的拐進這條軌道上，你應該如何選擇？
——爭論停止了，題目簡單化了。沒有什麼可爭議的，既然能不傷人，當然選擇第三條道路——毫無疑義。
現在，我們把這個命題再簡化一下：如果在你的前方，一條軌道上有3000多萬人，第二條軌道上五個人，而第三條岔道上沒有人——選擇的代價還是有一點的：如果駛入這第二、或第三條軌道，司機的臉，會遭受輕微的擦傷（不會流血也不會留疤，暫時會難看一陣子）
你該如何選擇？
當然是選擇第三條沒有人的軌道了——這也叫問題嗎？
是的，這是個問題，而且是個大問題。
1959年，在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惡果初步顯現，嚴峻的糧食危機擺在新政權的面前。在這一年的廬山會議上，初定的議題是：「反冒進」，即糾正極左的錯誤傾向。然而，彭德懷的一封上書，觸犯龍顏，反冒進即刻轉舵為「反‘反冒進’」。彭德懷等人被打倒，左風不但未得糾正，反而變本加厲。今天我們知道，60年代初的所謂的「大飢荒」，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也沒有蘇聯「逼債」，相反的，世界各國曾經試圖伸出援手——這是當年擺在「偉大領袖」面前的道德難題：是選擇壓死彭德懷等少數人、或不壓死人——還是，保住自己的臉面，不惜壓死千萬人？領袖的選擇是：第一條軌道——他斷然拒絕了所有外援，提前償還蘇聯債務，而且在這一時期，大量的糧食出口，甚至無償援助其他國家。這樣做的後果是，億萬國民掙紮在飢謹中，3000多萬人餓死。
領袖的面子保住了，這張臉紅潤如初，光潔如初。而且至今，還有人在這張臉上塗抹脂粉......
1991年，解秘的蘇聯克格勃檔案顯示，在斯大林主政時期，無辜死難的蘇聯公民人數，達4100萬人。其中，為了掩蓋大屠殺的歷史真相，被滅口處決的克格勃特工，竟達2萬多人。
即使在20世紀的70年代後期，在柬埔寨，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組織，屠殺了200萬——300萬人。而柬埔寨的人口總數，只有700萬。
能不能不殺人，或者少殺人，或者，少殺無辜的人？「偉大領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是：不能。
20世紀的極圈主義實踐裡，權勢巨頭們締造了高大的權力神壇，拱衛在權力神壇旁邊的，是聖潔無暇的道德理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私奉獻，個人服從集體，為人類的解放而獻身」……神聖的理想總能夠喚起狂熱和激情，只是，當激情冷卻，人們驚訝的發現，在高大的權力神壇裡，道德的底線已經失守，基本的人性已經泯滅。當權力的神壇倒下時，人們幡然醒悟：在幾十年的生存掙扎裡，他們所需要的，不是破解高端的道德困局，而是尋找最基本的文明常識……
這類人造的兩難悖論，最典型的，莫過於流行多年的「摸石頭過河」。這一理論潛在的難題是：你是要摸著石頭、循序漸進的安全過河，還是要激進的淌水淹死在河裡？這樣的爭論熱火朝天，激盪得水花四濺——旁邊不遠處，是人類現代化的、安全、迅捷、順暢的康莊大橋。
為了阻宕中國改革的進程，權勢集團和御用學者炮製了諸多的兩難困局，他們說：蘇聯解體了，蘇聯成了「三流國家」；東歐政改了，東歐變成了「地獄」；伊拉克自由了，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難」；利比亞的腐敗獨裁政權垮臺了，利比亞人民「損失巨大」——你是要動盪混亂的民主，還是要和平穩定的腐敗？
去你媽的！我不要亂象叢生的民主，也不要穩定的腐敗專制，我要穩定的和平的民主與廉潔。它不但能夠實現，而且它已經實現了，就在我們身邊——同文同種的臺灣，實現了和平穩定的社會轉型，建立了有序廉潔，而且是真正穩定的民主體制。
這是新時期，海峽另一邊的中國人做出的第三種選擇。這一選擇是無法掩蓋的，也將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