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17日訊】為青年時期的紅衛兵行為，陳小魯道歉，很受歡迎，宋彬彬團隊跟進，卻飽受譏諷，激起新一輪質疑。一前一後，冷熱不一，這是為什麼？
按說有道歉總比沒有好，但王晶垚老先生作為卞仲耘老師的丈夫，至今不接受這一道歉，確實有他的道理。
宋彬彬團隊是在看到陳小魯道歉受到人們歡迎之後，才有此次行為，並說「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如此「擇機」行事，一開口即引起人們懷疑，至少是欠缺誠意。陳小魯與宋彬彬不一樣，前者既無血案糾纏，亦無輿論壓力，是主動道歉；後者則因卞案被輿論追討多年，此前曾有過很多次「機會」說而不說，已經陷於被動。最為重要的一次是2007年北師大女附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校慶大典，將她1966年8月15日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這一「政治符號」，並表彰其為榮譽校友。宋彬彬當時如能斷然拒絕，並主動向王晶垚老先生道歉，那是她此生卸下文革殺人重負，贏得社會原諒的最好機會。師大女附中應該說是個好學校，名列「重點」，區區中學校慶，竟能在通常是舉行國家盛典的人民大會堂進行，亦可稱史無前例。但這種學校諂媚權貴，也有其紅色傳統，源遠流長。文革第一血案出在這種學校，與此類傳統不無關係。校方2007年的驚人舉動，雖無恥，但在今日大陸並不令人意外，只是在延續那種遺風餘韻，其來有自，於今為烈。令人驚駭的是宋彬彬當時的反應，她竟然是欣然接受，而不是斷然拒絕！接受這樣的諂媚，等於向社會宣布她還是在肯定文革，肯定「紅八月恐怖」，對自己文革中「8-15」這一政治符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對王晶垚老先生的二次傷害，也是在整個社會尚未癒合的「紅八月恐怖」創傷上再度撒鹽。2007年之後整整六年，她始終沉默，只是到了這一次陳小魯主動道歉贏得歡迎，她和她的團隊看到了「機會」，才策劃了此次舉動。而在此次道歉中，也只是向卞仲耘塑像鞠躬--這當然值得歡迎；但拒絕向活著的血案苦主及其家人道歉，卻有悖常理，難怪王晶垚老先生不接受此次道歉，外界輿論也難以原諒。
退一步說，即使把陳小魯道歉得到社會歡迎看做是一次「機會」，也不是不可以跟進。但不能說「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應該說「為此前一再錯過道歉而道歉」，尤其要為2007年那一舉動而道歉。1966和2007，這兩個鮮紅的記憶對人刺激太深，人們當時難以在紙媒上公開表達憤怒，今天群起質疑，只不過是壓抑已久的反彈，宋彬彬及其團隊應該有所預料？我為宋彬彬錯過真正屬於她的機會可惜，也為她的團隊能這樣抓住「機會」——按說智商不低，卻如此低估1966、2007積壓的民間憤懣而遺憾。
還有一些地方也同樣令人不適，舉例而言有其三：
一，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誰？這一要害她和她的團隊還是在迴避。就目前所知的情況看，我相信宋彬彬並不是直接殺人犯，但以她當時擔任的校文革職務，事發後曾專門為此向北京市委匯報，2002年起她和她的同伴還專此回國調查，已經查明並說出凶手所在的年級、甚至班級，不可能不知道直接肇事者是誰。要說她們對此事負有「領導責任」，這一責任就是盡快將真相公布於人，不能再拖了。48年來，她和她的同伴始終在迴避，直至此次「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還是不說，這就難怪人們評論這一次不是「道歉」，而是給宋彬彬個人洗刷。究竟有何難言之隱？人們始終在猜疑，網路上出現了不止一個被猜疑者的名字，如果這些同學是被無端猜疑，她們也是受害者；如果她們確有其事，則應該有勇氣指認。不說清真相，不僅是對苦主欠缺誠意，也是對無辜被牽連者不負責任。可以為自己洗刷，但也應該為無辜被牽連者辯誣，最有說服力的洗刷與辯誣只有一途：直面事實，說清真相。總不能只有受害者，沒有施害者？至於施害者當時是否到追究法律刑責的年齡，那是另一回事。
我完全贊成徐友漁要求「國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團隊立刻抓住這一正當呼聲，來為她們自己的責任開脫。須知「國家道歉」與追問凶手並不矛盾，兩者不能相互掩蓋與抵消。這在戰後以色列人全球追尋納粹凶手、德國政府開庭審判柏林牆士兵開槍案，都有前例可循。而在今日大陸，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先有「民間追凶」，而「國家道歉」卻遲遲未現，前者對後者呈倒逼態勢，尚未知何日能實現。這也是當下中國的特殊國情，不應如此，卻已然如此。我們當然不能放鬆對「國家道歉」的呼籲，但並無理由以此呼籲來轉移甚至抵消民間追究命案真相的正當申訴。即使將來有一天實現了轉型正義，人們終於看到什麼叫「落實政策」，什麼是「國家道歉」，魚目不能混珠，但致死人命的真相、凶犯還是要追問，也一定會追問。現在人人都會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這也是一個很可能魚目混珠的問題。要害是看誰在說：如果是受害者說，那確實是寬恕，是容忍；如果是施害者說，那就不是寬恕，而是借寬恕而為凶手避罪，是殘忍。寬恕與避罪，容忍與殘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南非曼德拉與圖圖大主教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真相」置於「和解」前，沒有真相，談何和解？
二，「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這句話可以從宋彬彬當時擔任校文革副主任這一角度得到部分解釋，但也激起人們反感，實屬不當。這是上級對下級說的官話，不宜在這種場合說，更不能以學生身份說。也許她是習焉不察，我周圍的老師、學生則普遍感覺刺目，相當不滿。正常校園內是老師保護學生，只有文革反常，才會出現這樣的顛倒：特殊學生手掌權柄，老師乃至「校領導」匍匐其下，需其「保護」。這件事的本質是學生打老師致死--踐踏千古文明底線，而不是官僚科層制的責任倫理--「領導」要「保護好被領導」。宋彬彬如果對當年有足夠反思，應該從學生對老師的謙卑角度說，而不是從「領導保護被領導」的居高臨下角度說。實在要說，首先應該對1966年8月自己作為一個學生怎麼會對「校領導」有「保護」之責，心存羞愧，而不能順著這一「領導之責」向下說。這樣居高臨下的口氣，她恐怕都已經無意識了，但人們聯繫2007年那一幕，卻多少聽出那一代人從歷史深處飄過來的紅色優越感，餘音裊裊，五十年未歇？
三，不當言卻又貿然言之者，牽出其父特殊身份。她本意恐怕是想維護其父一代人的光榮史？卻牽動當下「我父是李剛」之歷史縱深，同樣是觸犯眾怒而不知。今日大陸，官方設有敏感詞，民間也有敏感詞，兩者對位而立。如「我父是李剛」，代入任何名氏，都會在社會上激起強烈反彈，可見她去國日久，已感覺不到今日官民矛盾已發展至何等地步。即使不去國，這一代人中又有多少能體察民意民憤？那種與社會感受完全相反的自我感覺，常常不知輕重，一語既出，輿論嘩然。她們早就坐在火山上，只是因火山遲遲未爆發，卻自以為坐在紅地毯上。如李小琳去年在兩會期間居然提議要給社會民眾建立「道德檔案」，渾不曉她自己的家世背景早已被社會「道德檔案」釘立在哪一根恥辱樁上，真不知今夕為何夕！
宋彬彬當然不是李小琳。從她此次七百言道歉卻不止一處失言，我反而感覺她並不是一個用心很深的人。紅二代、官二代中，她並不是最壞，至少不是那種鯨吞全民財富創下離岸天文數字的人？甚至真有可能如葉維麗所言是個單純的人--脫離社會的人，不知輕重的人，一再觸犯眾怒卻渾然不曉的人。幫助她設計此次「機會」的團隊也不整齊，不宜一概而論。如劉進應對公眾質疑，竟然把卞仲耘血案的直接責任歸之於「群眾運動」，這與當年在大喇叭中說——「死了就死了」，有何差異？即使今天不在官位，卻還是這樣官腔官調，四十八年了，有何改變？拉「群眾運動」為少數權貴子弟的野蠻行為來墊背，既不應該，也不符合當年的事實。我是1967年秋天進入中學的，當時「紅八月恐怖」已過，校園內蠻風尚存，那些人不可一世的狂暴氣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難以磨滅；但大多數平民子弟受正常家庭傳統家教約束，即使在那樣的反常年代，並不敢出手打老師，對特權子弟的暴力行為則驚懼在目，屏息而不敢言。相形之下，葉維麗將她們「紅色大院一代」少年時吸吮的狼奶，反思至上一世紀毛澤東讚頌湖南農民運動，則準確得多。同樣是在說「群眾運動」，劉進還在從正面說，葉維麗已經知道從負面說，不能拉「群眾」來墊背，這就是進步，哪怕是些微的進步，也應該肯定。
由此，我不希望社會憤懣聚焦於她們個人，宋彬彬反思不到位，劉進拉「群眾運動」來自辯，這都可以給她們留下時間，繼續等待。當務之急，是將理性反思引向歷史縱深？那一頁歷史掩蓋太久，不僅是一個人的無意識，也是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這一代人今天正集體走上高位。所謂「刮骨療毒」，毒既在骨，也在血，是胎盤裡帶來的病毒，病毒不止一次地變異，變異的病毒更凶險。這不僅是眼前的PM2.5，而且是變異後發作的H7N9。少年時吸吮的狼奶，那是開口奶，不會那麼容易吐盡。無論是倒逼，還是等待，這個國家一定要吐盡這口狼奶、開口奶，這不僅僅是她們或他們幾個人的事，也關係到我們這個社會能否換骨脫胎，擁有一個健康的未來。
2014-1-30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