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0日訊】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與南京，曾發生了一起轟動中外的涉外案件，──「牛蘭案」。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十五日破獲了共產國際遠東局設立在上海的秘密機關，逮捕了遠東局的負責人、波蘭籍的牛蘭及其夫人汪得利曾，查獲了大量的共產國際文件與活動經費。各報競相報導，時稱「牛蘭案」。牛蘭夫婦經租界特區法院初步審理後，於該年八月被引渡給南京國民政府。由於該案案情重大，牽涉面廣，曾震動與吸引了世界各國輿論。中國當時的著名人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林雨堂、柳亞子、郁達夫、陳望道、茅盾等，國際間著名人士愛因斯坦、杜威、羅曼‧羅蘭、蕭伯納、德萊塞、高爾基等，都曾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或以其他方式，參與了這一案件。「牛蘭案」歷時數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案件，也是民國政治史、法律史與外交史上的大事。
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關於這次重大案件的詳情與內幕，一直未予披露，鮮為人知，成為民國史上的一件神秘事件。筆者經過多年調查訪問，方得以瞭解這件案件的種種內幕詳情，現整理簡述如下。
一
牛蘭，原名保羅‧魯埃格，波蘭人，長得個子很高，額頭很大，高鼻樑，藍眼睛，在嘴唇上留著濃黑的鬍鬚，一副西方人的長相與打扮。
他是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的情報官員，擔負對遠東的中國、日本、朝鮮直到東南亞地區各國的情報與聯絡工作。他所在的單位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當時的遠東局主任是中蘇關係史上著名的俄國人米夫。
共產國際遠東局原設在蘇聯的海參崴。
一九二九年東北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後，共產國際與蘇聯當局為了加強對遠東地區的情報工作，及時蒐集日本和英、美、法等國在遠東地區活動的情報以及中國國民政府的資料，進一步聯絡與支持遠東與東南亞地區各國共產黨的活動，遂命令遠東局從海參崴遷往上海。
上海，不僅是遠東最大的港口與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而且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市。十九世紀中葉英、美、法等國就在這裡建立了租界，外國僑民在這裡享有種種特權，中國政府無權管轄。因此，世界各國的冒險家、投機家、商人、資本家、傳教士、政客、軍人、文人、罪犯與間諜等等各式各樣的人，都麇集這裡，五方雜處，各國並存，五光十色，紛繁複雜。這種狀況從晚清一直延續到民國，愈演愈烈，因而極便於開展情報工作。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各國情報人員視作自己的樂土。
牛蘭，作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於一九三○年三月，攜帶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經哈爾濱、大連到達上海，組建起活動機關，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書，這是一個秘密機構。當遠東局主任米夫不在上海時，牛蘭實際就成為這個秘密機構的主要負責人。
牛蘭在上海還有一個公開職務，就是擔任「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的秘書。所謂「泛太平洋產業同盟」，就是「國際紅色工會遠東分會」。這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一個公開的國際工人組織，總部原也設在海參崴，也於一九三○年遷入上海，主要任務是支持與資助遠東各國的工人運動與紅色工會組織，尤以中國工人運動為主要工作對象，幫助「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展工作。
牛蘭在上海同時擔任上述兩機構的實際領導人。他持有瑞士護照，是租界裡一位合法的歐洲僑民。他公開進行「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的合法工作，同時秘密進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活動，他手下有九名工作人員，分散在上海各場所隱蔽活動。他夫人汪得利曾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也是位老資格的情報人員。牛蘭夫婦在上海租界裡租用了幾處不同的住宅，作為生活與活動的場所。他還用不同的假名，在租界裡租用了八個信箱，作為對外聯絡之用。
牛蘭夫婦及其領導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遷來上海的一年多時間裏，積極活動，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績：他們曾參與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與六屆四中全會的工作；他們與中共中央的保衛機構——「中央特科」合作，多次蒐集到重要的情報；他們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建立了正常的聯繫，在一九三一年初還在香港建立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分支機構——「南方局」，又稱「香港分局」，負責人是印度支那共產黨領導人阮愛國，即後來聞名世界的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此外，他還與日本、朝鮮的共產黨也進行著有效的聯繫，定期向他們提供活動經費，蒐集日本的侵略活動情報。
正當牛蘭夫婦及他們領導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積極有效地活動時，災難降臨到了他們的身上…………
二
牛藍夫婦暴露與被捕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政府的特工部門逮捕，並迅速叛變而投靠國民政府了。
顧順章是上海近郊寶山人，原是上海一家工廠的工人，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參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五卅」運動與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他很早就與陳賡等一道，被中共組織送往蘇聯海參崴學習情報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國共破裂後，他一直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特科的領導，成為周恩來的重要助手。三、四年間，他領導的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灘活躍一時，多次參與了轟動國內外的大案要案。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他奉中共中央指示，親自護送張國燾與陳昌浩從上海經武漢轉往鄂豫皖交界的大別山紅軍根據地。
任務完成後，他到漢口遊樂場遊玩，竟化名「化廣奇」，登臺表演魔術，被已脫離中共的尤崇新發現，遂為當地特務機關負責人蔡孟堅逮捕。當時顧順章早就想脫離中共，故被捕遂隨即叛變。他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各重要機關的秘密地點與中共各重要領導人的秘密住址向國民政府邀功。這時，潛伏在國民黨中統局（局長徐恩曾）本部任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及時將這一重要情報報告上海的周恩來，中共中央迅速採取應對措施，才避免了一場毀滅性的災害。
但顧順章向國民政府當局提供了大量中共與共產國際在華活動的情報，其中包括牛蘭夫婦在上海活動的情況。他供稱：「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系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國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
國民黨中統局獲得了關於遠東局與牛蘭夫婦的這個可貴情報，立刻指示所屬上海特區，同時通告上海英、法租界當局，共同對牛蘭夫婦加緊搜捕。
約一個多月一後，到了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遠在上海千里以外的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英國警察當局逮捕了一名法國共產黨員杜克洛克斯。此人系共產國際派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共產黨進行秘密聯繫的。警察從他所帶的文件中查到了一個電報地址和上海一個郵政信箱的號碼：「二○五號海倫諾爾」。
新加坡的英國殖民政府當局立即將這一情報通告上海英國租界當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便立即根據這一線索，對上海的二○五號信箱進行秘密監視，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他們正在搜捕的牛蘭。他們繼續秘密跟蹤偵查，又查明瞭牛蘭的住址是北四川路二三五號，還發現牛蘭在南京路四十九號C字三十號房還有一處秘密活動地點。
三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上午，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警探搜捕牛蘭在北四川路二三五號的寓所，當場逮捕了牛蘭。警探們在房間裡只搜的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卻沒有發現一份重要的文件；但是他們從牛蘭身上搜出三串鑰匙，共二十七枚。
接著，巡捕警探們立即將牛蘭押解到他的另一活動點南京路四十九號C字三十號房間，在搜查中獲得信件與報紙很多，警探又用牛蘭的鑰匙打開另一個小房間，發現裡面除文具衣飾外，還擺著三個保險櫃。警探們找來鎖匠，打開第三號保險櫃，從中取出一、二號保險櫃的鑰匙，將這兩個保險櫃也一一打開。在這三個保險櫃內，警探門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七十六份，內有共產國際對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有遠東局向共產國際總部的報告。
警探們還在房間書桌上發現一張用法文寫的字條，上面寫著：「我今天下午兩時半再來」。
顯然，這是另外一個人給牛蘭的留條，告訴牛蘭將於當日下午來這裡與他會見，於是警探們在搜查完後便躲在房內守候，並將房門關上，一切不露痕跡。
到了下午二時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鑰匙打開房門，逕直闖入。警探們看到這是一位用手提皮包的女人，便立即用槍逼住她。那女人見情況有變，乃佯稱：「我走錯了房間。」說著就想退出房間逃走。但已經遲了，在她身後也出現了警探，這女人當即被捕。果然她就是牛蘭的夫人汪得利曾，警探們打開她的皮包，搜出一張收據，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園路宏業花園第七十四號有一住處。
警探們立即趕往宏業花園第七十四號搜查，結果查明汪得利曾在上海還有一住處——赫德路六十六號。警探們趕到這裡，搜出許多上海各銀行的存摺，存款總數高達四萬七千元。這都是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提供給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及紅色工會組織的活動經費。
牛蘭夫婦在被捕後，租界巡捕房多次對他們提審。但此兩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巡捕房通過其他途徑，才終於查清了牛蘭夫婦的真實情況。
先是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此人立即叛變，在供詞中也交代了有關牛蘭的情況。他說：「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現由波蘭人負責。該波蘭人自稱為比國人，現因事被關押在英租界捕房……。」國民黨中統局的上海特區與租界巡捕房聯繫，很快確認了牛蘭夫婦的身份。
接著，國民政府駐南非的總領事館向國內提供了一張照片，這是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在南非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合影照片，其中就有牛蘭與汪得利曾。中統局的專家與租界巡捕房合作，對這張照片仔細確認，再次確認了被捕的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的重要活動份子。
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完全的暴露了。
四
牛蘭夫婦的被捕和他們真實身份的暴露，以及大量機密文件與資金的被查抄繳獲，給共產國際在中國與遠東的活動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首先，它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各組織幾乎全部陷入癱瘓或瓦解狀態，因為他們的成員彼此瞭解得太深了，由於牛蘭夫婦的被捕，其他成員只得緊急撤離或停止活動；同時它使中國共產黨組織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一度完全中斷。
不僅如此，牛蘭夫婦的被捕事件還牽連影響到亞洲其他各國的共產組織：根據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英國租界當局證實了不久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南方局」，又稱「香港分局」。上海英租界當局與香港英政府當局聯繫。恰在牛蘭被捕前幾天，香港英國警察在那裡捕獲了一名安南共產黨人阮愛國，現得確認，他就是南方局負責人胡志明。
同時，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中，發現了好幾名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聯繫的日本共產黨員。英租界巡捕房將材料轉交給日本政府警方，日警也投入對日共產黨員與當時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黨人的追捕。
因此，牛蘭案成了轟動中外的重大國際政治案件。
再說牛蘭夫婦被捕後，被英租界巡捕房關押審問約兩個多月。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日，在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等二分院正式開庭審判牛蘭夫婦，最後宣布將牛蘭夫婦引渡給南京國民政府。八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司法部門將被引渡來的牛蘭夫婦從上海移押南京，關入城南道署街的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監獄中。雖然牛蘭夫婦多次絕食抗爭，中國國內（如宋慶齡、楊杏佛、魯迅、柳亞子等）與國際上許多名人來電來信對牛蘭夫婦表示聲援與支持，但是南京政府的江蘇高等法院刑事一庭，仍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開始，假江寧地方法院對牛蘭夫婦正式開庭進行公開審判。庭審歷時約十天。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正午十二時，庭審結束，審判長黎冕宣讀了對牛蘭夫婦的判決書：「牛蘭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證據，不外擾亂治安、勾結叛徒、煽惑軍隊、破壞紀律為目的，實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條第一、第二兩款，及第六條，又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四條，各應併科判以死刑。茲爰照大赦條例第二條，各處以無期徒刑。」
法院判決後，牛蘭夫婦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橋的江蘇第一模範監獄監禁服刑。
牛蘭夫婦在南京獄中被關押六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日軍侵略的戰火很快燒向上海與南京。八、九月間，日軍飛機開始轟炸南京，江蘇第一監獄也有部分房屋重彈。到十一月，日軍佔領上海之後向南京逼近，日軍攻佔南京前的混亂時刻，南京國民政府當局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牛蘭夫婦。牛蘭夫婦從上海前往上海租界，次年，他們乘蘇聯客輪離華回到蘇聯。
轟動一時的「牛蘭案」歷時約六年，才因中日戰起得以結束，歷史學界由於資料缺乏，對這一民國史上重大國際事件所知甚少，敘述極略，而且有許多訛誤之處，甚至有人將一九三一年發生的「牛蘭案」與一九三五年發生的「怪西人案」混為一談。其實，後者是蘇俄當時的另一情報系統——蘇俄紅軍總參謀部情報部，（簡稱「格別烏」）所屬特工系統在華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