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我在重慶市沙坪壩小學讀四、五年級，那時整個國家處於亢奮狀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是天堂，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樑」，「一天等於二十年」，「東風壓倒西風」，「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超英趕美」……在讓人熱血賁張的大環境下，連小學生都被裹進了「大躍進」洪流，遑論其他！
去揀鋼渣炭渣
1958年全國掀起大煉鋼鐵運動，當年就要拿下1070萬噸鋼。於是，到處建「小高爐」煉鐵，建「小轉爐」「小電爐」煉鋼，建「小窯爐」燒焦炭，建「小礦山」採鐵礦……即便這樣，還要我們小學生去揀「沒有‘煉乾淨’的鋼渣和沒有‘燒過心’的炭渣」，支援伯伯、叔叔們大煉鋼鐵！
大約1958年十一前後吧，那天同學們按學校要求「自帶工具、自帶乾糧」（我和很多同學一樣帶的是家裡買菜的籃子，有的同學帶背兜；至於乾糧嘛，五花八門帶什麼的都有，我記得我是帶了兩個家裡做的麵粉餅子），一早就到學校以班為單位集合到「二鋼」（後來叫重慶特殊鋼廠）傾倒鋼渣炭渣的嘉陵江河灘壩，去揀「沒有‘煉乾淨’的鋼渣和沒有‘燒過心’的炭渣」。我們光著手，在陡峭的「渣坡」上刨啊揀啊，後面是滔滔江水，還真有點怕滾下去。老師一再咋呼同學：「不要‘瘋’，注意安全！」同學們也收斂起瘋瘋打打的德性，小心翼翼地在渣坡上爬上爬下。更惱火的是，誰也不懂究竟哪些是「沒有‘煉乾淨’的鋼渣和沒有‘燒過心’的炭渣」，只好按老師們告訴的那種「感覺」：反正「黑的、發亮的、重點的」就揀進籃子，裝滿了一籃子就拿去倒到一個大筐裡集中交上去。中午時分，同學們就在江邊隨便洗洗手，啃乾糧算吃了中飯。大約揀到下午兩、三點鐘，老師一聲「回家了！」同學們就「一窩蜂」往回走。
反正在記憶中「揀鋼渣炭渣」的事，先後去過了兩次。只可惜，那雙因哥哥嫌小了穿不下而淘汰給我的半新舊「力士鞋」被鋼渣炭渣戳破了。直到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那些「沒有‘煉乾淨’的鋼渣和沒有‘燒過心’的炭渣」還能不能再煉出鋼鐵來？「純屬無稽之談」－－這是我工作後向一位冶金專家請教所得到的權威而肯定的答覆。雖然「沒有‘煉乾淨’的鋼渣和沒有‘燒過心’的炭渣」能不能煉出鋼的問題有了結果，更大的收穫在於積累了人生的一個經驗：違背起碼科學常識的蠢事，小學生去幹干，權當幼稚，人們什麼時候都可以原諒。不能原諒的是在懂事明理以後還去重蹈覆轍。
幫農民抗旱
1959年上半年，老師說：因為長期沒有下雨（當時大家都沒在意，到底有多久沒下雨），農村的莊稼「都快干死了」。「乾旱」，對城市小學生來講，倒還是一個挺陌生的概念。接著，學校就通知我們自帶臉盆之類的工具到農村支援「抗旱」。同學們一聽說到農村去「抗旱」蠻新鮮的，大家興高采烈。那一天（好像在「清明節」左右吧），同學們拿的拿臉盆、提的提小桶，反正走了好久的路，才到了當時一個叫「覃家崗人民公社」（大概就是現在沙坪壩區覃家崗鎮的某個地方）的一個村子，任務是給麥苗澆水。我們一看，離麥地並不太遠就有不算小的水塘，水還很多。一開始，由於水源離麥地比較近，人人間距不到一米左右站成一排，像做「擊鼓傳花」遊戲一樣：老師在水塘邊一桶一盆舀水、同學們一桶一盆向後傳、隊伍最後幾位個子大點的同學就負責順著麥苗行行澆水、再把空桶空盆逆向傳回水塘……週而復始。剛開始大家做得也算認真，只是女同學端不動太滿的水，不斷打潑在自己或其他同學的衣服、鞋子上，好在天氣比較暖和。久而久之，同學們就開始嘻哈打笑了，隊形亂了章法。隨著水源離麥地漸漸遠了，「擊鼓傳花」已經不適應，只好由老師在水塘邊舀水，同學們自己端（提）水、自己去潑，各自為戰，結果大家圖懶：就近潑水，遠點的麥地少有人光顧。恰好有個農民路過，就說：你們搞哪樣？淹的淹死，干的干死。
不久，就有公社幹部來喊吃飯。於是，大家就拿著空桶空盆尾隨他到了「公社食堂」。我一看，食堂門口不小的院壩周圍坐滿了無精打采、手拿空缽空碗的農民和更多的娃娃。村幹部對同學們說，你們先吃。我們拿著「公社食堂」準備好的大海碗和筷子，到一口直徑足有一米多的大鐵鍋旁去舀飯。不知誰嘀咕了一聲：「咦，清湯寡水的一鍋紅苕稀飯！」炊事員給每人舀了一大碗，結果只有幾坨紅苕、數得清的米飯和大量清米湯。菜是沒有的。管它三七二十一，稀裡胡嚕喝下肚，解渴了。同學們每人才一碗，周圍的大人娃娃一下子嘁嘁喳喳就圍滿了大鐵鍋。後來聽說，有的大人小孩半天半天地守在食堂邊，等著吃了一輪又吃一輪的「流水席」。
我一直納悶：離水塘這麼近的麥地為什麼沒農民去澆灌？！後來，隨著漸諳世事之後，才開始醒悟：既然集體的田地集體干，到頭來乾和不干的都一樣吃紅苕稀飯（不，紅苕米湯），誰還願幹？真是「大鍋飯，養懶漢」啊。
打蒼蠅
「大躍進」時期號召「除四害」，即消滅麻雀、蒼蠅、老鼠、臭蟲。這種「除四害」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比直接去煉鋼鐵的體力活，小學生們自然不落人後。學校要求我們每天把打死的蒼蠅數量，先報到少先隊小隊，再報中隊（一個班就是一個中隊），最後報大隊（一個學校一個大隊），還要統計並張榜公布，以示競賽。一開始，我們班的每個同學每天大概就是消滅蒼蠅幾隻十幾隻。哪曉得一看張榜公布的「戰績」，我們一個班四五十個同學一天才幾百隻，只有別的班一個人報的數字多。班主任經常在同學們面前嘮叨。同學們自然也就心領神會，人雖小，點子卻不少，膽子慢慢練大了。後來，每天報的消滅蒼蠅數位元組節攀升：一個人一天報幾十隻幾百隻甚至還有上千隻的，而且精確到個位，並且隨口就來。老師和同學們都心照不宣，睜隻眼閉隻眼，張榜公布的成績也就不難看了。後來想想，這也算是「時勢造英雄」吧，形勢逼著小學生們學會瞎胡鬧：虛報與浮誇。「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這樣被徹底顛覆了。
「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
我開始接觸「共產主義」一詞，大概是在1957年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一次學校組織我們到不遠的重慶棉紡織二廠聽一位剛從蘇聯訪問回來的勞動模範作報告，這位女工講到蘇聯時很興奮，我至今還留有印象的是她說的大意：「蘇聯已快共產主義了」－－蘇聯汽車多、高樓大廈多、有電話的家庭多、穿毛料服裝的多、穿皮鞋的多、戴手錶的多－－「蘇聯小學生都戴手錶」，這一點倒是足令同學們羨慕和議論了好長時間。記得那次報告最後收尾的總結是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和很多人一樣，幾十年來都牢記於心，從那時起人們就一個勁地巴望著「我們的明天」。
轉眼到了1959年放暑假的前幾天，學校老師就安排我們五年級同學們開始過統一食、宿的集體生活，還說「這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記得還以農村人民公社為例子說：「人民公社已經不用各家各戶煮飯了，都在食堂隨便吃，不要錢不交糧……共產主義就是這樣」。教導我們從現在起就要養成集體吃、住和學習的良好習慣，以適應「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隨後，學校讓每個同學帶一份「通知書」回去交給家長，大意就是要交多少錢（當時還沒有糧票一說。也有好多同學私下嘀咕：不是說「吃飯不要錢嗎，怎麼還要交錢」）、自帶行李到學校，先集中過「暑假生活」。我們於是都認認真真當作一件神聖的大事來照辦了。現在想來，當時的家長和學生都非常老實，領導怎麼講怎麼信怎麼辦！
學校按不同年紀安排到不同地方。我們五年級有七個班，連學生加各班班主任和其他幾位任課老師共有三百多人，只是我們的班主任吳老師家裡有兩個小孩，小的一個還在吃奶，她才免於和我們一起過「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了。哪曉得，我們被安排住在距離我家直線頂多五百米的重慶大學附屬小學的一棟兩層教學樓裡。這個地方原來是所「孤兒院」，才搬走不久，地盤劃給了重慶大學開辦附屬小學，條件非常簡陋。男女同學分在不同的教室，床是沒有的，課桌也被全部集中在一間教室堆起來，看來早有準備。我們只好統一睡地鋪。好在重慶夏天熱，把草蓆往地上一鋪，就可以睡覺了。
睡覺的問題湊合解決了，吃飯怎麼辦呢？重大附小沒有食堂，學校又不興到重慶大學的學生食堂搭伙。就從我們沙坪壩小學隔壁的「全心食品廠」那裡分早、中、晚三餐買回麵包發給老師學生當飯吃，連咸菜、開水都沒有，就干啃。由於當時重大附小裡面沒有人家，連自來水也沒有。早上起來和晚上睡覺前，只好到學校外面的公用自來水龍頭排隊洗臉、洗腳。我提出回家洗臉、洗腳，老師卻說「不能脫離集體」。因此，到現在為止我都會處處從「集體」作想，視脫離集體為恥辱，大概就是那時得到啟蒙的。
原本這「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就不像現在「夏令營」那樣有活動主題，僅是為了過「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而去集體生活的。白天的日子還好打發：同學們或就在地鋪上做「暑假作業」，或聽老師講輔導課、或聽大家輪流講故事、或在外面打「板羽球」、乒乓球、跳繩、瘋風打打……可到晚上就不好過了，因為小學生又不興上晚自習，所以教室裡面只有幾盞昏暗的白熾燈，只好躺在床上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話，加上天氣悶熱、蚊子「嗡嗡」地圍著叫個不停，不到下半夜一兩點是休想睡覺的。更要命的是只有十一二歲的我們都很容易想家，只要聽到有哪一個哭出聲來，就會引來一片抽泣……
這種狀況讓我們對「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了：吃沒有吃的、睡沒有睡的、學沒有學的、玩沒有玩的，不到兩天同學們就越來越厭煩了。你想想看，重慶的夏天那麼悶熱，一天不洗澡都難過，況且已經兩天多沒有洗澡了，互相間都聞到越來越濃的汗臭氣味了，那個難受勁啊！我首先「鼓足勇氣」向老師提出：「你看，我家就在那裡，看都能看見，我還是想回家吃飯、洗澡，其餘時間再來住都可以。」這一下子就惹得同學們紛紛響應，爭先恐後地向老師提出「回家吃飯、洗澡」的請求。老師們自己肯定也非常有同感的，於是以學生的強烈請求為「由頭」向學校提出：「放同學們回家吃飯、洗澡，正常上課時間和晚上再來過集體生活」的折中辦法，得到學校肯定的答覆後，同學們高興的勁頭啊簡直比考了個滿分還明顯，馬上拿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匆匆回家了。雖然老師交代在先：「正常上課時間和晚上來過集體生活」。但是同學們一走，反正又是暑假，哪個還願意回來！校方和老師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信馬由韁了。記得只過了三個白天兩個晚上的「共產主義的學校生活」，就這樣不了了之。
後來這個「三天經歷」，成為經常在我腦海中迴旋、揮之不去的典型案例：如果是這種想當然的、不要（哪怕只是輕視）家庭、沒有物質和精神上充分保障的、憑空想像的「共產主義式」集體生活，我們還是把它拋棄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