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08日訊】古代「兩會」是什麼樣的會議
「朝參」又叫「朝會」，集議也稱「議會」——這便是古代中國的「兩會」制度。
「朝參」由皇帝親自主持，是小范圍的。原本是百官進入皇帝的辦公大廳(朝廷)參拜皇帝的一種形式，古裝戲中常出現的君臣在朝廷上問答的場景，其實就是「朝會」。一般在進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頒布時，皇帝都會開「朝會」。有資格參加「朝會」的都是相當於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級別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廳級的正五品官員。「朝參」實是一種御前會議或內閣會議，有點類似於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間不長，但相對頻繁。到了唐代，「朝參」變成了「常參」，每日或隔日舉行，成了制度化。
「集議」則由「三公」們或地位相當於「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參加。集議實際上是應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開的，其規模可大可小，參會者的範圍比朝參複雜。集議通過的議案都是要認真執行的，與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有點接近。
古代「朝會」代表是些什麼人
「集議」也分中央和地方，與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與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選出來的不同，參加「集議」的人員都是由官方決定和領導推舉，代表中並沒有普通群眾。
那麼，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麼人？從史料上來看，主要有四類：一是相當於今天省部級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駐京大臣才有資格，實為官僚和利益集團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達到一定級別的列侯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冑或其後裔，實為貴族和特殊階層的代表，這部分代表是不能參加「朝參」的；三是「專業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議郎這些專職諫官，這類代表參政議政能力強，因為都是領俸祿的，實為「公務員」群體代表。
另外，在需要時還會有「基層代表」。劉弗陵(漢昭帝)當皇帝時召開「鹽鐵會議」，便特別召集60餘名地方和基層的代表參會，這類代表以飽讀詩書、喝過墨水的「賢良」、「文學」人士為主，表面看來是自地方和基層，但由於是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和地方富豪推舉出來的，實為學術界和富人的代表。
雖然這些代表並沒有代表性，但其素質要求並不低，要求必須敢說話，善表達，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和水平，和稀泥、當會油子，只會摁表決器和鼓掌不行。
古代「兩會」議案很難一致通過
古代中國的「兩會」很注重民主氣氛，「代表們」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會上當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總是投贊成票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會遭到皇帝的訓斥和查辦。
在「集議」上，議案也很難「一致通過」，有時還會出現「經年不決」的現象。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議會的議題之一是，討論並頒布官員的工資制度，結果集議了好幾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由於政策遲遲不能出臺，導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資，即所謂「皆不得俸祿」。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議」是「鹽鐵會議」。會議時間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會上，60餘名由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推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駐京高級幹部代表，進行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會議由時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點議題是對漢武帝主政時期國家施政政策的得失，進行討論。地方和基層代表們對鹽鐵官營、平准均輸、酒類專賣、貨幣發行等多項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強烈要求廢除之。桑弘羊深得漢武帝的信任，曾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對「賢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會議最後經過表決，通過了廢除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這次辯論表現出了不同治國理念的大碰撞，30年後學者桓寬根據這次「全代會」的會議記錄，整理出了著名的歷史文獻《鹽鐵論》。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響最大
古代共商國是，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兩會」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與「集議」相比，諫議制度在古代中國影響很深，這與皇帝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實際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來的，諫官往往也由皇帝親自挑選和委任。諫議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決策時參考，開會時的味道有點兒像今天全國政協會議。諫官也都會積極建言獻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監督」角色，有點像古代中國的「政協委員」。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時便出現了。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常侍、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起初並無固定編製，多時達數十人。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政協委員」十分重視，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案被採納，儒家地位驟升，從此開始左右古代中國人的意識。
白居易當「諫官左拾遺」最窩囊
到了唐代，諫議制度趨於成熟，諫官的地位被進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規定，諫官可以隨宰相入朝議事，可見，諫官事實上已進入了唐代中央政權的決策層。但是，古代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並不好當。
遇到開明的好皇帝，諫官便很瀟灑，連皇帝都敢罵。唐太宗是個好皇帝，主政期間湧現出了魏徵、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魏徵本是太子黨集團中的成員，為太子李建成洗馬官。唐太宗並未因此冷落他，奪得皇位後，提拔他為「諫議大夫」，後繼任「侍中」。魏徵生前給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罰」提案，主張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提高公民素質，慎用刑罰，因為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魏徵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當屬「民如水」理論，他稱「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規勸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國的教訓，善待老百姓。
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當，或遭貶或丟官，搞不好自己還得主動把老命交出來，美其名曰「尸諫」。如隋煬帝楊廣就不喜歡「兩會」制度這樣的諫議，他當皇帝時竟然將諫官全部廢除。當然，聽不進「民意」的隋煬帝結局很慘。
古代諫官中，當得最窩囊的大概是中唐時的著名詩人白居易。白居易於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副科級幹部」。白居易當時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純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堅決反對，結果被李純斥罵為「小臣不遜」，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此後白居易再也沒有為民請願、仗義執言、上交提案的機會，只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後，諫議制度變成了擺設，元代乾脆取消諫院。到明清時，古代中國的「兩會」和諫議制度所散發出的民主精神幾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見、反對給他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的朝臣當場杖斃16人，另外134人被關進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