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識份子被稱為「士」。何謂「士」？《說文解字》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對孔子這句話，清人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有進一步的申說：「學者由博返約，故雲推十合一。」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士」的第一個特徵就是要有由博返約的思維能力——換言之，士必須能對五彩繽紛萬象叢集的客觀世界進行抽象概括，進而探討其內在規律的能力。其次，孔子還說過「士志於道」，其意是講：作為士，他的最高追求應該是道——這道既是客觀真理，又是主觀道德。所以，士的雙重規定就是：既探求客觀真理，又追求道德完善。這跟西方對知識份子既是真理探求者又是社會良心的雙重規定可謂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不過，在古代，「士」分含義顯然比知識份子或讀書人複雜得多。從春秋中後期，遲至戰國以前，士都是指一個特定的等級。《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這十等為：王、公、大夫、士、皂、輿、隸、僚、僕、臺。士上面有王、諸侯、卿大夫，下面有庶民、奴隸。作為一個等級，士的衣、食、婚、喪都有特定的規範。到春秋戰國交替之際，士才轉化為一特定的社會階層。從社會角色看，士多數以武士為業。春秋初，管仲輔佐齊桓公改革，就規定士的主要任務是從事軍事訓練和打仗。《國語•齊語》說：「春以搜振族，秋以稱治兵。卒伍整於裡，軍旅整於郊。」意思是說，士春天以打獵為名進行軍事訓練；秋天以秋獵的形式進行大部隊整訓。這樣，打仗時就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使大國之君莫之能御也。」當年，新文化運動的死敵章士釗就是因為不知道士的這層含義，才鬧出了「二桃殺三士」是「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的笑話。
從春秋中後期到戰國，士的社會角色逐漸由主要為武士轉為主要為文士。雖然如此，他的功用和指責仍比現代意義的知識份子複雜得多——閻步克先生指出，「政治等級、親緣等級和文化等級這三者，在此期是高度重合的；封建士大夫擁有政治權力、文化教育，同時又因親緣網路而結為一體。‘士’訓‘事’、訓‘學’，又處於‘族’中——他們是宗法貴族」。也就是說，士扮演著三重角色，即政府官員、知識技能的傳承者，以及宗族成員，這三者是重合的，未經分化的。後來，這三種角色漸漸分化，宗族的角色與士失去了關聯，官僚與學者這兩者被繼承下來。因此，官僚與學者都可以被稱為士，比如說諸子中的名家、道家等，扮演的是比較純粹的學士的角色；而所謂的游士，扮演的是純粹的官僚的角色。此外，又有儒家、法家等，則兼具兩種角色。也就是因為這個階層一身二兼二任（學士，官僚），才出現了後代「士大夫」這個稱謂——既是「士」（學者），又是「大夫」（官僚）。
也許，就是因為士跟知識和人格有天然聯繫，所以，在我們的語言系統中，士還天然地代表著一種精神，那就是對傳統精神道德執著追求，不為物質權貴所桎梏，謹守個人修養並且達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才能用冠以代「士」字的稱呼。比如，博學之士，有志之士，仁人志士，學士，進士，名士，俠士，壯士，隱士，烈士等等。而與士有關的詞語也多是在精神上積極的，正面的，是提倡大家效仿的。比如，士為知己者用，士受殺不受辱，壯士不飲盜泉之水等等。
不過，也因為「士」跟「大夫」連在一起，也使得「士」的純粹性大打折扣——畢竟，無論是對客觀知識的追求還是對自己道德的完善，和當官做老爺之間，與其說是水乳交融，不如說是矛盾相攻。譬如，在春秋戰國時期，新興的「士」在群雄競起，道術將為天下裂的非常時期，紛紛放棄對真理追求，而一股腦地扎進污濁不堪的政治實踐，「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百家諸子的理想，大多是獲用於王侯將相，成了沽名釣譽與獲利的工具。只有莊子把人生的意義與目標轉向內在，轉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記》記載「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然而，這種「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的超然灑脫的精神境界，也很難說是對真理的真正追求。逮及近代，在革命的旗幟下，知識份子紛紛在政治鬥爭中爭相脫胎換骨洗心革面，其核心原因，還是因為「士大夫」情結在內心作怪。
人們說，中國人的思想往往是一種綜合的混同的模糊的思想，「士」的種種含義，可以印證這種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