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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5月30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編譯報導）本文摘譯自伊恩•約翰遜在《紐約書評》網站發表的文章「天安門的幽靈」(The Ghosts of Tiananmen Square)以下是譯文：
每年春天，我的一個叫徐玨（音譯）的老朋友都要去北京西郊的八寶山公墓獻花，悼念她死去的兒子和丈夫。她總是選擇在4月5日這天，也就是清明節。
但是悼念的過程會帶來一些不愉快的問題。在徐玨準備去掃墓的前幾天，兩個警察突然到訪，說將會幫她一個特別的忙，他們願意以個人名義陪同徐玨去掃墓和放置花圈，但條件是她不在4月5日那天去，而要提前去。徐玨知道自己無法拒絕只能接受。每年人們都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景象：一個老太太坐著一輛黑色轎車前來給她的丈夫掃墓，同行卻跟著四個便衣警察。
徐玨的兒子是被士兵槍殺的，事發後的幾個星期，她丈夫的頭髮都變得花白，五年之後就去世了。徐玨說道：他是氣死的。在她丈夫的墓碑上有這麼一首詩，解釋了他們為何而死。
讓我們獻上一束鮮花
八朵馬蹄蓮
九朵黃菊花
六朵白鬱金香
四朵紅玫瑰
八九六四： 1989年6月4日。
這是一個共產黨極力想要從公眾記憶中抹去的日子。6月3日晚上至4日的凌晨，中共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等一批人在北京調動瞭解放軍，表面上是為了驅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者，實際上卻是一場血淋淋的炫耀武力，這是一個中共不會容忍任何公然反對其統治的警告。當時，抗議活動已經蔓延到全中國80多個城市，數千名示威者要求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開放，要求民主政治制度，結束共產黨的腐敗、特權和殘暴統治。北京天安門大屠殺暴行和政府主導的很多其他城市的暴力也在提醒著人們，中共的權力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而當局也準備隨時處決那些越線的人們。
90年代初，當我作為一名記者回到中國時，天安門事件已經成為每年春天必然出場的劇目。隨著日期的臨近，中國各地持不同政見的人都會被抓起來，北京的警力比平時增加一倍，並且審查收緊。這是中共日曆上眾多的敏感日之一，而這些禁忌的日子也反映出了官僚機構管制這個國家時的恐懼。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們意識到失憶和流亡實在是太普遍太常見了，但天安門事件卻還有一個意義，他們依舊還有影響，不僅是造成了壓制和審查的負面影響，更多的是積極方面的影響。我想起了《紐約時報》的記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吳丹，他們為20世紀90年代那本關於中國覺醒的最暢銷的書命名。如今，這樣的書很可能是關於國內生產總值、農民流動和航空母艦，但他們的天才之處，是把天安門事件不僅僅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背景，包括經濟騰飛的理論，實際上作為對政治鎮壓的補償，也作為中國人民的更廣泛覺醒的一部分。
如果這聽起來很天真，在天安門抗議後的整整10年後， 1萬名示威者靜靜來到了北京中南海中共領導人的所在地，試圖爭取使得他們修煉法輪功的合法權宜。是他們忘記了政府的殘酷嗎，還是他們正在上升的潛意識裡認為這是普通人應有的權利呢？
法輪功抗議者遭到強烈的鎮壓，包括酷刑。大多數的中國人正在變得更加謹慎的推動變革。但在過去幾年我與知識份子、活動家、教師、牧師、傳道人、環保工人的交談中發現，幾乎所有人都說在他們的人生中，天安門是一個關鍵時刻，是一個當他們醒來時，意識到社會應該得到改善的時刻。這不可能只是一個巧合，例如，成千上萬名25年前曾在街道和廣場上遊行的學生們，今天都在默默爭取合法權利和倡導環保事業。
的確，這些人大多已經四十幾歲，而我們也知道，對未來的一代人來說，理想主義似乎太幼稚的或不相關。理想主義者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少數。犬儒主義和唯物主義則備受關注，但中國人自己，包括年輕人，卻每天都在網上討論他們的存在和他們個人的安危。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普遍存在著一種人們對物質生活以外的東西的嚮往，尋找價值觀和生活更深層的意義。一些中國人發現這些存在於宗教生活中。但是，許多活躍在其他方面的人也是如此。有些人正在復甦和重建中國的傳統，或者是在思考古老的中國式的問題，怎麼才能不僅是為了普通的勞動、婚姻、家庭而生活，如何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如果將這些都與天安門事件聯繫起來，可能會太過簡單化，但是當今這些人文主義的衝動肯定是植根於那個時代的無拘無束的理想主義。或許這是另一種不那麼說教的看待天安門事件的角度：他們的犧牲，儘管是不知情和不情願的，幫助定義了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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