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06日訊】在閱讀你的文章之前，史老師打電話給我，說他今早聽海外廣播，戴晴講話，評說六四，也是這個觀點。我想，六四問題，是否可以概括出這樣一個教訓：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政府和民眾雙方或多方，不但要善於博弈，而且要善於妥協，不但要適時地適當地妥協，而且甚至於在某些原則問題上也不妨妥協，給對方留一點面子，也是給自己留一點迴旋餘地。六四的結果是魚死網未破，兩敗民眾傷。鄧小平實現了死二十萬人得到二十年穩定，但是中國社會至今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穩定」，而民主憲政的理想卻不知推遲了多少年。
謝謝老鐵的良心！客觀。我也是廣場人，6月2日，體改所的人還拿著半導體喇叭喊話，阻止人們離開廣場。我一直認為，是趙紫陽的人把學生當人質耍。另外，建國門立交橋上的屍體陳了不只三天，一週後可以上班了，從辦公室的窗口仍能看見立交橋上的屍體，我拍了照片。
王容芬
鐵流先生:
大作拜讀,感慨良多.您的判斷是清醒準確的.一味蠻幹、以頭顱撞槍口，終非明智。但是，我至今仍然認為當局的責任更大些，是一幫既得利益集團推手製造了這場血案。
六四事件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源於1988年北戴河會議決定實行「物價改革」，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由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方針，於是官僚階層（包括他們的子女）大搞「官倒」牟取不義之財，導致物價飛漲。加之那時一些國營企業職工下崗失業，引起民憤。如果沒有「官倒」們的橫行，即便學生們多麼努力地呼喊也不會有200萬北京市民出來支持，也不會形成全國各大主要城市的學生群起響應。放手讓權力階層摟錢，是激起民憤的根源。所以，當局應對肇事根源負責。
其次，導致學生們天安門廣場絕食，蓋因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李鵬拒不接見學生請願代表，甚至當三名學生代表雙手高舉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東門的台階上達一個多小時，李鵬等中央負責人連面也不露，那時，三位代表身後在烈日下整隊佇望的10萬學生胸中的怒火能夠壓抑得下嗎？所以，學生的偏激情緒是當局中的某些人有意設置的陷阱所引發，也可以說是某些陰謀家希望激起的。聯繫昨天網際網路上發表的西安市民「遠夫」寫的《八九六四確實是個陰謀》，足以證明當局有些人是有計畫地把事情推向爆炸，從而推趙紫陽下臺，斷送他的政治改革計畫。（見附件）
我認為，即使學生們妥協退讓，也只能稍稍延緩矛盾的激化，手握實權的階層絕對不會放棄既得利益，必定在局勢穩定後採取各種手段分化瓦解學生隊伍。
這是鞏固專制制度與民主改革道路之爭。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都還不成熟，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和學生單兵突進，企圖一朝實現民主變革，其結果就像「公車上書」和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一樣。
20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官僚資本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壓榨，兩極分化的嚴重發展，各地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民眾上訪連年激增、上訪民眾與官方的截訪人員暴力衝突時有發生，都標誌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執政黨內部主張改革的力量在民眾呼聲推動下也在採取一些改良措施。特別是網際網路的發展，人民的民主意識得到張揚，使黑箱政治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受到擠壓。這就是民主前途希望之所在。
當然我不希望社會發生動亂，發生動亂對國家、對老百姓都沒有好處，受難的只能是老百姓。胡溫主張的「構建和諧社會」路線，我是贊成的，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既得利益的官僚腐敗階層極力阻撓，例如，僅一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人們從1989年呼籲到現在20年，仍不被採納，更不要說出版言論自由了。不過，只要人民堅持，事業總會向前。
以上是我的一些感想，與您交流。
姜萬里 200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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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街新綠黯然消，寒流驟起斷春潮；
苦雨似說昨亱事，笑裡觥光污戰袍。
（這首小詩寫在1989年6月4日，曾抄送給幾位朋友。）
白駒過隙，歲月如梭。震驚全球的「64」血案距今整整20年了，但它在【【我們這些——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中國人腦海裡永遠逝不去抹不掉。無論怎樣說，對手無寸鉄的學生和老百姓開槍就是犯罪，何況還出動直升機、坦克、裝甲車，對請願訢求的人民能這樣嗎？鄧小平一世聰明，晚年卻犯下如此重大錯誤—甚而叫罪行，令人嘆息。難怪他不留下遺體而將骨灰撒向江河。我認為就是擔心有一天人民給他算帳，看來「老爺子」心裏是明白的。我想如果不開槍，又有什麼辦法平息此事件？一味強硬的學生，又有什麼辦法讓他們撤離天安門？政府、學生都應換位思考一下。「兩強」相拼，誰該讓步呢？是學生？是政府？……
我是1987年秋定居北京，住在雅寶路秀水河胡同5號一憧院子裡，出門向東500米是日壇公園，向西不足100公尺便是二環路，建國門立交橋近在咫尺，騎車去天安門不足半小時。我當時的單位叫《中國市場信息》編輯部，是個自收自支的民辦媒體，隸屬中國經濟記者協會主管，主編是協會秘書長李平，我是常務副主編，實際是當家人。單位近百人，多是熱血沸騰的大學生，自然捲入這場「政治風波」。不過我很淸醒，早就斷定「64」的結局是鎮壓收場，所以不准單位員工上街參加遊行，違者除名。當時一些人罵我不是右派是左派，連太太也不理解。我是過來人，歷經「鎮反」、「土改」、「反右」，幾十年眼見目睹共產黨的殘暴專橫，在屠殺老百姓上是下得起手的，我曾經就是這個黨裡的人。因為我們囯家的軍隊、警察接受的教育是專制的教育，「視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切聽命於黨、聽命於領導，只要他們的上級說這人是「反革命」、「暴徒」，他們就會撲上去把對方剁成肉泥。縱然對方是天真無邪的孩子或是花季燦爛的女孩，也不會終止暴行。說得明白一點，號稱「人民子弟兵」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際上是希特勒的黨衛軍。為了保護員工，保護單位生存，我只能如此。事後他們終於明白了我當時的意圖，戲稱我是「滑頭」。在這個可怕的極權制度下求活謀生，能拿著腦袋去撞鉄牆麼，不「滑」能行嗎？一個人連生命都沒有了，還能爭取自由民主？
「6.4事件」 我至少是個知情者、目睹者，從4月20日耀邦辭世到學生上街遊行，到李鵬宣布「戒嚴令」，我都在北京，多次去天安門現場觀察。6月3日下午三奌左右，我和妻子又去天安門看動靜，此時天安門顯得格外的冷清緊張，來去行人惶恐不安，學生們緊盯著街上，凡見軍車就檢查追打，沒有一個穿軍服的人敢在街上晃悠。誰都預感當亱定會出事，學生領袖們為什麼不在關鍵時刻妥協一下呢？要我先回學校再說，可他們硬要拿血肉之軀去堵坦克。難道這就是英勇？
而在天安門城樓還有另一個事件（也是為許多人忘記或不注意的事件），就是湖南師範3位真正勇敢的學生，竟然在幾十米的地方向掛在城樓毛澤東畫像，扔去無數墨水瓶，使「偉人」成了麻子。我是現場目睹者（大概是6月2日或1日下午五六點鐘？具體日子記不清楚了），那天路經金水橋，忽然有人在叫喊：毛主席成麻子了！現場執勤的一幫手臂上配有糾察隊紅袖套的學生，立即扑過去將三人緊緊的抓住，大概請示了現場「高自聯」頭目，這三位英雄（這才是真正的英雄！）既不落跑也不辯解，神態鎮定，若無其事，讓糾察隊的「勇士們」，送到了公安派出所去。此後三個學生被當局處以重刑，余志堅判無期徒刑、喻東嶽判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判 有期徒刑16年。我當時就有點想不通，既然學生上街「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為何要捍衛獨裁專制暴君毛澤東的狗頭像？難道那些學生領袖不知道此事嗎？為什麼不放他們？要死死守著，還送到公安去。二十年後的今天，有誰個學生為此事出面致歉，難道做得對嗎？不管幼稚也罷，對專制者的認識不足也罷，不管用何種理由解釋這個問題，天安門的學生運動現在看來離反獨裁專制、爭民主自由還有很大距離。
當夜（6月3日）我在建國門橋上呆了整整六七個小時，目睹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圍堵軍車，看見學生舉著紅旗追趕坦克，還看見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橋上把一個來不及躲避的群眾活活輾死（死者在橋頭陳屍整整三日，屍體都發臭了才移走）。還看見數百群眾把一輛載滿軍人的卡車橫推在馬路上攔截呼嘯而過的裝甲車，結果此輛軍車被裝甲車沖翻，車上數名軍人受傷。現場群眾又把受傷軍人送到醫院就診，情景感人尤今難忘。縱如此，車上軍人還是不言不語像個木頭人，沒半點感激悔愧。還有，在現場看熱鬧我的岳母，險些被奔潰的人群踩死，留下遍體鱗傷。
23點我回到單位，準備入睡，突然槍聲大作。我叫起來：解放軍開槍了！「和平年代」長大的妻子說：不可能！人民子弟兵怎麼會開槍殺人民？憨厚的北京人也不相信。槍聲是從西邊六部口方向傳來的。槍聲，密集不停的槍聲，使留守在單位的同志人人震驚，幾個女孩子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我開門蹌蹌跟跟跑到二環街上，見不少人從天安門方向沒命地往回跑。他們一邊跑一邊喊，一邊叫一邊罵：
共產黨開槍了！解放軍殺人了！
太殘酷、太沒有人道了，坦克跟著人輾……
人群自動在街上圍成堆，訢說眼見目睹解放軍殺人的事情。槍停人散的「6.4」早晨6點30分鐘，我出於記者責任騎著單車經二環上東長安街，準備去天安門察看現場。街上靜悄悄地沒有人，沒有車，甚而沒有一點聲音，只有路燈灑下昏黃的冷光。二環路靠空招那一邊，沿街停放著幾十輛軍用嘎斯車，車身新用油漆漆過，緣油油的空空地沒個人。我行經交通部東單路口，見有一輛橫著的公交車，車體冒著濃煙，在獨自燃燒。再前行數十米，快到東河沿街口，聽得路旁有人叫喊：大哥，不能前去了，他們會開槍的。
透過晨霧，我向前望去，看見長長一排頭戴鋼盔手端衝鋒槍的野戰軍，殺氣騰騰地面東站著，誰超越警戒線誰就被擊斃。我跳下車還未反映過來，「呯，呯，呯」幾聲槍聲，跑在我前面的兩人中彈倒下。嚇得我立即俯臥地上，躲過流彈，待安全後才推著車跑上街沿，鑽進東沿河小街一堵照壁後。那被擊中的兩人（死活不知），由一輛平板三輪搶救下來，即刻送到就近醫院。
在東沿河街口聚集著不少年輕人和中年人，他們十分暴怒，個個義憤填贋，時不時伸頭出去衝著戒嚴部隊狂罵：打倒法西斯暴徒！打倒殺人的共產黨！打倒土匪解放軍！……
戒嚴部隊距此約三四百米，持槍的狙擊手常常是槍響人倒。此時的北京人真不怕死，倒下去的人立即被平板三輪拉走，站著的人又繼續喊：土匪！強盜！法西斯！
我在這裡呆了四五個小時，就有六七個人被擊中。十二點後我推著車沿著東長安街往回走，發現路邊多處地方有血跡。再經過二環時，奇怪，停在路邊的嘎斯車燃燒起來，既無人滅火也無人圍觀，此時北京是座死城。但我可以證明：這幾十輛嘎斯車不是燒於6月3日晚上，而是6月4日中午12點後，到底誰放的火？是學生？是暴徒？是……此後幾天，二環路上常有戒嚴部隊巡邏的坦克開去開來，轟隆隆的聲音嚇死過人，還常常伴有槍聲，不少使舘人員撤離北京，首部成了最不安全地帶。
事發當夜，單位有兩人未歸，一是侄兒苟淵（現在成都開出租車）圍堵在天安門圈子內，直到6月4日下午兩點才歸，避談現場情況；一是司機小洪（回族，北京人），因向軍車扔石頭被戒嚴部隊抓捕，關押了30多天獲釋。我因和張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聯絡部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秘書長，「6.4」通緝要犯）關係，以及當時北京出現地下小報《鐵流滾滾》等原因，被國安、公安重點監控近半年時間。同時，與首都新聞界朋友共同編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聞的幕後—百名記者的心聲》一書，被中宣部列為禁書。此後，1990年9月19日，為刊號一事與囯家新聞出版總署抗爭達三年之久的《中囯市場信息》一刊，被李錫銘取締查封，我們為之奮鬥多年所積累下數百餘萬資產被有關當局收去。
二十年來為此事我從未寫文章，也不接受任何人採訪，一直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我既和政府立場不一致，也和民運學者和學生領袖的觀點相左，所以不說話。官方公布數死亡數為七百多人，民間傳聞二千多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的。
歷史總是歷史，事實總是事實，任何渲染、曲解、迴避都是錯誤的。我認為「6.4」問題要想得到公正解決，首先各方都要認真地進行反思。政府反思：為什麼動用數十萬軍隊向學生市民開槍？當事者反思：為什麼在爭取民主自由中不講妥協？一個勁的往刀上碰就是「革命」麼？我反對用「人血呼喚民主」的奇談怪論。不然何至有「魚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結局。
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教訓，深層次地反思研究 「6.4」事件的利與弊，它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是加速了國家民主的進程還是滯後了國家民主的進程？那些政治人物，上至鄧小平、趙紫陽、李鵬以及鮑彤、陳一咨和學生領袖們，功與過，罪與錯，是與非應怎麼評說？不能用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
我讀書不多，更不是理論家，我只講事實，眼見目睹的事實，以及當時我是怎麼看和怎麼想的。坦誠是做人的原則，良心是立世的根本。我用坦誠與良心寫出此段見聞，目的是為歷史作過小小的補白。最後重申一句：我堅決反對軍隊開槍鎮壓人民，也反對學生不撤離天安門的強硬，到底是誰個作出如此叫人去死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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