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18日訊】四川省四監獄九中隊第三分隊，是清一色的死緩，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最小的熊光祿才十七歲。他們所犯罪行多是搶劫殺人或謀財害命，只有值星員（即組長）袁崇貴是公社書記，是藥死妻子的凶犯。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出身貧賤，沒有什麼文化水平，大字認不得一升，有的還是文盲。案件數額極小，多為一口糧食和幾斤糧票，如用價值計算不足人民幣十元。且犯罪手段直接，無任何作案技巧，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我認為此種犯罪應為國家政策所致，是執政者不讓老百姓活下去的結果，他們為生存不得已而為之。毫不過分地說，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與「大煉鋼鐵」的結果，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更是千千萬萬中國農民的不幸，留下這個「不幸」以警示後人。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黑點，一個火星可以毀去一片森林的蒼綠。這些人物的命運，就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農村現狀的一部壓縮版。
熊光祿，一個典型的農村孩子，憨厚老實，天真無邪，從不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平生只坐過一次汽車，就是從看守所送來省四監獄。他有一張稚嫩的娃娃臉，一雙驚恐不定的大眼睛，圓圓高翹的大鼻子下緊緊地壓著兩片厚厚的嘴唇。他不善言詞，一說話就發急，一發急鼻尖上就冒汗。
我喜歡和他聊天。一次他問我：「聽說你當個記者，見過海嗎？那海到底有多大多深？它的那半邊是不是美國？我會水，打個‘迷頭’（四川話潛水的意思）就能鑽過去嗎？」
我回答不出，只好一笑。
當時正是中蘇交惡時期，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九篇批評蘇共中央的文章，史稱「九評」。批修防修是全黨全國大事，領導幹部學，機關人員學，工人、農民學，各行各業學，關押在監獄的犯人也要學，不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犯人怎麼辦？因為學習要聯繫實際，所謂「上聯下批」，難免常常鬧出笑話。
一天晚上熊光祿發言說：赫光頭的「三禍（和）一少」真它媽個舅子壞，害得我們農民穿不暖吃不飽，才使我去偷苞谷殺人……我以為他發言走了題，停筆問道：他的「三和一少」，怎麼與你偷苞谷殺人有關？他正兒八經道：當然有關啦！蘇聯是老哥，帶頭搞「三禍」，我們中國老百姓怎麼受得了？他一禍公社化，二禍大躍進，三禍大煉鋼鐵，所以我們才缺吃少穿。
我心里特滿意他的發言，認為他說到了點子上，但我是學習記錄，必須糾正他的「錯誤」說法。便道：不是「三禍一少」，是「三和一少」。「三和」是指「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一少」，是少支援亞非拉的革命人民。
其它在座的同聲哦了一聲，不停地誇我理論水平高，解釋得清楚透徹。我有什麼水平，只能照本宣科敢言其它嗎？學習是個套，獄吏就用這個套在死井裡抓活魚。凡被抓上的不是挨鬥爭便是加刑，不然何以叫「改造思想」？作為「學習記錄」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幫他們掩蓋。
每學習完一「評」就要進行一次小結，各人都得寫出心得體會呈交給獄吏。熊光祿寫不出找我幫忙，自然責無旁貸。記者出身的我喜歡探索，喜歡用手中的筆去解剖人和事。經過幾次長談，發現他的殺人犯罪實屬毛澤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歪理邪說所致，近似一個潔白純真的心靈為毒品海洛英污染，是「階級鬥爭」異化的產物。
他是宜賓古宋人，那是個山區裡的山區，不通公路與世隔絕，是陶淵明先生筆下的桃花園。千百年來鄰里和睦親善，無爭無鬥，沒有仇敵，沒有冤家，和和融融，相安得像一家人。
他祖祖輩輩世代農耕，大小九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解放後」老毛為坐穩天下，總是不斷開展各種政治運動，什麼「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爾後又是什麼「互助合作」、「統購統銷」，再後是「農業集體化」和「公社化」運動。每搞一次運動就給農民脖子上繫條絞索。到了1958年後，不知農民脖子上繫了多少條絞索。每一條絞索都是條吸血的毒蛇，捆緊農民手足，勒緊農民褲帶，讓你死不死活不活，只能乖乖聽命。
按照毛的說法，農業合作化的目的是要把千千萬萬的農戶「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集體富裕的道路」，不然中國就會重新回到「人剝削人、人吃人的萬惡的封建社會」。這條道路就是要消滅以私有財產為中心的私有制，為此農民不得擁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他家是是自耕農，「土改」時是「團結」對象（土改政策是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擊消滅地主），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革命對象」，得交出土地，交出農具和耕牛。他爺爺是當家人，不願把土地和農具交出來，堅持單干。
「單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自然逃不了批判鬥爭。爺爺性硬，視土地如命，無論怎樣也不把祖上傳下的五畝土地的契約交給公社。不交就天天斗月月鬥，鬥得來他爺爺痛心疾首，大哭幾場，一身是病。父親是明白人，知道汗毛扭不過大腿，不入也得入，最後只好入社。在全鄉、全縣、全省熱烈慶祝「人民公社取得偉大勝利」的那天，爺爺一命嗚呼了。死時手裡還死死攥著那份祖上留下蓋有國民政府大印的契約。
他當時年紀尚小，不足十二歲，自不知人世間的歡喜憂愁。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白米干飯變成了公社食堂的大鍋清水湯，穿在身上的衣服縱是千疤萬補也換不上新的。家家一樣，戶戶如此，缺吃少穿成了農村治不好的痼疾。
父親常向他說：兒哩，這年頭要想吃飽穿暖，思想得進步提高，趕快入團入黨當個幹部，縱去不了縣裡鄉里，在村裡也不吃虧啊！
父親說的是大實話，在一切財產歸公的年代，共產黨肥得流油，只有緊跟才能沾點光。在父親的鼓厲鞭策的慫恿下，他也學會了跟風，成天追著幹部屁股轉，很快地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還當上公社基幹民兵。別小覷這個職務，也有便宜可揀。
飢荒年間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農村遍地是小偷，處處是盜賊。偷，地裡蔬菜、紅苕、苞谷；盜，放在倉庫裡的稻種、谷種，以及那些能進嘴的東西。這些小偷小盜，不是外來的賊，全是社裡的社員。
「家賊難防」，很難對付。為了保護集體財產，公社將基幹民兵分兩人編成一組，搭棚守護日夜巡邏。團支部書記胡海壽和他一個組，看管的是母豬岩那一大片苞谷林。苞谷掛上紅須須，在碩大碧綠的葉子上搖搖擺擺煞是誘人，餓極的肚子恨不得吞下幾包。
大隊給守夜民兵每晚發四兩重一個火燒麥粑，可吃長飯的後生怎麼也塞不滿腸子，扛著步槍轉幾圈肚子裡就沒東西了，下半夜餓得來直流清口水。他是個死腦筋不開竅，再餓也不吭聲。團支書胡海壽有心計腦袋活，餓了會打主意，不是煮罐菜吃便是去地裡摳根紅苕。他不說也不參與，盡心盡責死死地守護著那片成熟的苞谷林。
一天夜裡，兩人巡邏回來躺在草棚裡閒聊。支書問：光祿，你餓不餓？他說：不餓。只是肚子裡有點咕咕響。支書笑了說：傻瓜那就是餓，肚子在向你說，我要吃苞谷！我要吃苞谷！
他笑了笑說：哪有苞谷，未必去偷不成？支書說：我們守護苞谷林自個吃幾包，怎麼是偷呢？別人去扳才是偷。他不言語，心裏在想支書的話：到底對不對？
隔一會兒支書又說話了：我看著棚子你去扳幾包苞谷回來，用樹枝一烤，吃起來挺香的。他不表態也不動窩，支書再次催他干。他想了會兒說：這不太好吧，萬一隊裡知道了怎辦？支書縱聲嘿嘿一笑：誰知道？這一大片苞谷林，沒說吃幾包，就是幾十幾百包也看不出，除非自個坦白交待去。我火柴都帶出來了，你去扳，我找樹椏。
支書語氣挺硬，近似命令，他不敢違抗，風快地飛出工棚。不一會兒扳了十幾包又大又飽籽的苞谷棒子回來，麻利地剝去皮扯去須，燃上樹枝嘩嘩剝剝烤上。
黃酥酥，真好吃，香、脆、爽！吃上一次想二次，一連吃好幾次，自然留下痕跡。一天大隊長到各處苞谷林察看，在他們看守地段發現了幾個啃過的燒烤棒子，於是不提名地進行了批評：這是誰幹的？要坦白交待啊！
待大隊長走後團支書把嘴一撇說：坦白交待休想！光祿，你得扛住。他是老實人不露一點口風，可團支書是精靈鬼，做賊心虛來了個惡人先告狀，主動向組織做了坦白交待，還檢舉了熊光祿怎樣唆使他幹這種「損害集體利益」的「盜竊行為」。不幾天公社武裝部長找熊光祿談話，提出嚴厲批評，勒令他寫檢查交待。他不服申辯，說是團支書胡海壽叫他做的。武裝部長冷冷一笑說：你狡辯什麼？既是胡海壽叫你幹的，你為什麼不向組織揭發？現在別人檢舉了你，你不但不認識錯誤，反豬八戒吃西瓜-——倒打別人一釘耙。憑這惡劣態度就該處分你！
他不再申辯，一肚子是恨是怨，不知怎麼發泄。晚上兩人又在一起值夜，胡海壽心怯不敢看他的眼晴。他粗粗地出著氣，像個快爆炸的油桶。那夜特悶，天邊沉雷滾滾，草棚熱得發慌，相互沒有一句話。不久兩人睡下，被子裡響起團支書的呼嚕聲。這呼嚕煩得熊光祿睡不著，眼睜睜地看著頭上那盞搖曳不定的煤油燈。天邊那滾滾沉雷變成了武裝部長對他嚴厲的批評聲音：你狡辯什麼？既是胡海壽叫你幹的，你為什麼不向組織揭發？現在別人檢舉了你，你不但不認識錯誤，反豬八戒吃西瓜-——倒打別人一釘耙。憑這惡劣態度就該處分……
愈想愈氣，愈氣愈煩，愈煩就愈想報復泄憤。他想著想著，輕輕地爬下床，摸起放在門邊那把挖山地的大鐵鋤。說時遲來時快，對準熟睡中胡海壽的腦袋用力砸下去。只聽得噗哧一聲，肉長的腦袋怎經得住鐵鋤的敲打，像個西瓜開了花。一床紅紅的血水，一地白白的腦花，胡海壽沒叫一聲就死了。他怔怔地看著，手軟腿無力，不知怎麼是好。知道自已殺了人，可沒有跑的打算。
「好漢做事好漢當」。
他拖著軟軟的雙腿，來到大隊長住的房子，在門前高聲叫喊：溫大隊長！溫大隊長！……
大隊長開門見是他，揉著惺惺睡眼問：光祿，這夜半三更叫什麼？他道：大隊長，我殺人了。大隊長不相信地說：你發什麼夢顛？回去睡覺。他不走，真誠地重複道：大隊長，我真的殺人了，我把胡海壽打死了。
什麼？大隊長驚了，打開電筒光一照，見他一身是血，不敢怠慢立馬趕到草棚。一瞧，滿屋衝鼻的血腥味，滿床血水腦花，一股難聞的氣味直衝鼻孔，胡海壽一動不動躺在床上。
天呀！光祿……大隊長急得大叫。很快，大隊和公社幹部聞迅趕來，有什麼說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立即用繩索將熊光祿牢牢捆上，趕夜派民兵送到縣上公安局。
他什麼也不推卸，一五一十說得明明白白，急得他父母呼天搶地雙腳跳：這娃兒遭鬼迷了，怎麼會去殺人呀！定有說不清的冤情喲！
什麼冤情？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本人一口承認，很快逮捕、審訊、判決，不到兩月，縣人民法院以「報復殺人罪」，判處熊光祿死刑，立即執行。宣判後戴上腳鐐手銬打入死牢，待高院核准後執行。十天後高院批復書下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x條x款之規定：熊光祿不足17歲，改判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聽完這個故事，我心裏真不好受，就為幾個苞谷棒子險些丟掉兩個年輕人的生命。那個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樣的事何止上千上萬！
發生在四川渠縣，一時轟動全國的「少年英雄劉文學」的事情，不就是這樣嗎？它還不是十幾包苞谷，只是幾根紅辣椒。在本人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1960年我在「415」筑路支隊勞教，一貼心哥們幾次夥同我偷吃廚房飯菜，突然一天他經過「政策感召」，一下「大徹大悟」，向獄吏檢舉告發我，害得我吃了一索子。他「立功」我受罪，氣得我五竅來血七竅生煙，恨不得殺了他狗日的。所幸我有理智，不敢盲動，知道殺人不但犯罪還要償命，只將他吃飯的碗筷扔在老鄉家豬圏糞池裡。
報復之心人人有，只是「人與人不同，花有幾樣紅」，看你怎樣去對待處理。但是在那缺吃少穿，生命瀕臨死亡的年頭，中共仍把人的求生本能視為「階級鬥爭」，歸納演繹為「敵我矛盾」。「敵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於是先下手者是「追求進步」、「靠攏組織」的「革命行為」，被告發者自然是「階級敵人」的「搗亂破壞」。為此，自無「寬容、寬厚、寬恕」，只有紅刀子進白刀子出的殺戳，才有兩個青年互為仇敵的悲劇！
胡海壽死得冤，熊光祿判得冤，究其原因都是「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誤導國人，製造仇恨。遺憾的是這個禍國殃民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清算。執政的中共仍視它為「國寶」，還呼之為「萬歲」。要真它媽的「萬歲」了，中華民族就徹底完蛋絕子絕孫了。
死亡於人都很恐怖，世界上又有誰個不恐怖死亡？那「戴鐐大街行，告別眾鄉親，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畢竟是電影鏡頭，作家筆下的豪言壯語。我經歷過死亡，陪伴過死亡，恐怖過死亡。試問一個大腦健全，活鮮鮮的生命，當明知自已要被殺掉，在死前那一分一秒是什麼心情呢？螻蟻尚且貪生，哪有不怕死的人？我抱頭沉思會兒，一下來了探索的勁頭，問他：當你被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有什麼想法？
想法？什麼想法？他反問我：死就死唄！當法官宣布完叫我簽字，我血沖腦門，抓起筆就簽，二十年後又是個小夥子。可回到牢房懵了，好像三魂七魄出了竅，什麼都不知道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幾覺，到第三天才清醒過來，慢慢地又過兩三天才明白，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道：你害怕麼？感到恐怖麼？
他眨著一雙幼稚無邪的大眼睛，久久地看著我說：害怕個麼？恐怖個麼？第一顆子彈穿過去痛一下，後面倒一箱子彈在身上，不就多幾個洞洞。
他說得輕輕鬆松，一點不緊張。說到這裡語調一轉道：反正要死的人也不算時間了，聽說槍斃那天官家要償酒飯，我就盼呀盼呀，好想飽飽地吃一頓。嗨！沒想到改判了……
他笑了，笑得天真燦然。
你現在悔不？我問。
悔什麼？他干了壞事，還去檢舉揭發我，這樣的人不除，還得害人。他說得認真，一句一字，眼睛仍含仇恨。
我「哦」一聲，啞了，久久地望著高牆外的藍天。
藍天有鷹在翔，有鳥在飛，活著於人何其重要？但爭鬥的仇恨正在撲殺著善良的人們寶貴的生命。人啊，彼此得寬恕、寬容、寬厚，不要再被邪說欺騙……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專制、專橫的殘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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