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瑪（CarmaHinton）的表弟陽和平（FredEngst）
封從德在《記憶的戰爭》中透露，卡瑪是「文革中當紅的造反派頭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紅人。卡瑪曾受到周恩來、張春橋等中共領導人多次接見，在《人民日報》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見她及一家人的報導與照片。從最近由卡瑪表弟陽和平（宋慶齡為他起的中文名字）在網上披露的記錄看，1971年11月14日夜間，周恩來與這家子通宵達旦談了6個小時，周與卡瑪熱絡得很，說‘卡瑪你比我強。我犯過路線錯誤，你沒犯過路線錯誤’。卡瑪問起林彪事件，周恩來竟說‘卡瑪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周恩來還說‘卡瑪你在中國住整整21年，經過了中國的革命，到山西去證明了這個真理。’」周恩來證明卡瑪到過山西，與上面陽和平講述的紅色劣跡吻合，因而可以推斷卡瑪在採訪中又一次撒謊。周恩來不是什麼「人民的好總理」，而是中共特務機構的創建者和當權者。
在「文革」中，卡瑪一家像波爾布特、喬森潘等毛分子一樣成為禍國殃民的中共掩蓋真相，製造輿論的洋木偶、座上賓。
當卡瑪在美國用納稅人包括柴玲的錢拍攝宣傳片誤導世人時，陽和平則從美國回到大陸，像卡瑪一樣粉飾「文革」，謳歌毛澤東。
陽和平的文章和演講令人發笑，不值一駁。遺憾的是洋毛分子能在大陸欺騙得不到自由信息的民眾，而中國精英卻不能在大陸自由演講。
在此只談毛分子聚集的大陸網站「烏有之鄉」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發表的《首都大學生三農文化節開幕講座陽和平老師演講稿》。
在這篇講演中，陽和平還在散佈，「老百姓支持共產黨，使得國民黨怎麼也打不敗共產黨」，「長征」之類的紅色謊言，並宣稱，「要說胸懷，沒有人比得上毛主席了」！而「文革」在他的口中是這樣的：「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文化革命，到夏天的時候，我還在西安，秋天我到了北京，當時北京學校都空了，都是外地學生，我表姐已經跟著清華的同學遊行出去了，11月份回來一趟跟我講他們做些什麼事，我當時羨慕死了，非拉著她帶我去，他們也就同意了，我爸爸特別支持。我爸爸就給我些錢和糧票，給我了十塊吧，那個時候很值錢。那時我才十四歲。出去還是有危險的，所以就跟著表姐步行串聯。要從北京一直走到延安，再走井岡山然後再走回來，宏偉的計畫。可是學生的特點，是想做什麼急作什麼，沒走多遠。有的人想留下來，有的人不想繼續走，然後就分開了，再走一段路又分開了，然後說老是走沒意思，就到煤礦待了幾個禮拜。一月份的時候學生嚷著要坐火車回去，這樣我的一年的計畫就要破滅，這個不好辦。我還想走走，於是動員我表姐走，起碼走回北京，然後她同意了，我們一共四個人，坐火車到了保定，然後走回北京，起碼走了一個禮拜。那個經驗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期間那個精神面貌沒有見到過」。如果陽和平十四歲時這樣講演，沒什麼錯，但他講演時已五十六歲。據稱他「七四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二零零七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不過陽和平沒卡瑪虛偽，他對自己像他父母陽早和寒春一樣是洋毛分子直言不諱，他說，「我父母是在毛澤東時代，看著那個時候的中國社會，在參與中國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裡面。他們覺得他們這一輩子特別值。我的父親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與了中國的革命，後來又參與了中國的文化革命，上個世紀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他全部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非常值得，非常有意義，他一點兒都不後悔。他能參與到這麼一場改革內，一場實踐裡邊，是非常榮幸的。我母親同樣覺得離開了美國，通過個人奮鬥，參與到當時延安的那種精神，從全體利益出發，從解放全人類的出發點來辦事，而不是為個人的利益，為個人的‘小山頭’而勾心鬥角，為個人的小利去操心，他們覺得在中國是非常有意義的，所以他們的一生對於我也有所影響。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主要是我在中國的生活，吃中國的飯，喝中國的水，中國有個說法‘（水土能改變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段話足以證明陽和平完全接受了中共的黨文化。在美國生活的三十三年裡，他不僅沒有走出中共的思想牢籠，而且似乎變成了毛澤東時代的活化石。
他還接著表示，「每個人有不一樣的經歷，會走不同的道路的，而道路是自己選擇的，環境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在同樣的環境會選擇不同的道路，我們自己選什麼樣的道路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不能全部歸咎於環境，但是環境對我們也會有大的影響，沒有中國的環境，沒有中國的革命，就沒有我父母他們的思想境界和思維方式。當然人總是要接受正反兩方面的教育，沒有中國這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過程，也看不到毛澤東的偉大。毛澤東同志離我們越遠就越顯得偉大。」
是啊，陽和平可以自己選擇道路，他可以選擇在美國享有人權，也可以選擇在大陸享受特權。他選擇離開美國，是因為他像其父母一被赤化，甘願投入「黨媽媽」的懷抱，在「黨天下」享受特權，謳歌暴君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