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9月22日訊】就像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之前，善於用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宣傳動員民眾一樣；在爭取港人支持香港回歸的時候，北京也利用了當時香港學生提出的口號，形成一個"民主回歸"的幻覺，這種思想情懷，滲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現在到了夢醒時分，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已是當務之急。
1982年9月一群中大學生向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所謂「三條不平等條約」，翌年中大學生會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建港」，這三十二年來香港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皇的土共，兩者有一套相同的論述，即所謂的「民主回歸論」──香港應終結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回歸」中國後的一個「民主」城市。
拼合的"民主回歸"被中共利用
年初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於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訪問了當年有份向戴卓爾夫人抗議的羅永生（筆名安徒）的反思，指出民主回歸的論述，只是中共以統戰手法滲透或影響學生去推動，使之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政策；馬岳在《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訪問了羅永生，羅永生承認：「其他人事後才知道…那些人現在你發覺他和官方機構很多連繫，這些人其實都在你身邊，起著一定的作用。」然而這種由中共直接或間接「植入」學生的思想，卻滲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如果不是「為禍甚烈」的話，最起碼也是「影響深遠」。
八月份浸大教授曾澍基病逝，蘋果記者陳沛敏在論壇版指出，羅永生在面書留言：「‘民主回歸’理念的締造人（曾澍基），離世於‘民主回歸’瀕於正式全面終結的時候……」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幾年前同屬那代學生領袖的一位前輩，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時候，回歸講得太多，民主講得太少。」──這句評語道出了真相，這些七、八十年代活躍的學生領導，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共會容許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能夠以民主的方式；然而中國共產黨可信嗎？為何這些人會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驅使這些人如此盲目呢？
馬岳訪問羅永生提供了答案：「我們當時推所謂‘民主回歸’這個理念，其實很大程度是一個拼湊，將一個年代交替中前前後後不同的思想，認識形熊的部分，拼合為一個綱領，但這個綱領其實今日回看是沒有內容的。可以說是一些很抽空，比較一廂情願去拼合的東西」；羅永生說：「我回憶當時社會上的人，譬如你用民族主義來批判香港殖民政府，似乎很多人接受」；「所以民族主義當時是強勢的」、「縱使是反共那一批人，也是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完全放在人權之上，是非常決絕的！70年代整個思想構成是這樣，是牢不可破的！」
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侷限
這就是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侷限，即香港的知識份子、學運領袖以及民主派人士，無論親共或者反共，都大多數深信民族主義，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由於這種思想的侷限，以及一些英國政府更改國籍法等的行為，令香港不似直布羅陀或福克蘭群島般，堅持自己是英國人；或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英政府承擔更多的義務，如八九六四後英國政府所給予五萬個香港人家庭「居英權」般。
另一方面，「民主回歸論」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袋住先」的承諾，竟相信「先回歸，後民主」，結果2014年即三十年後中共圖窮匕現，以人大代表議決的方式，實行伊朗式的假普選，把參選特首的門檻，由八分一的提名委員會，改為超過一半，即 601 個選委；而提委會的組成不變，即絕大多數成員都變相由中國共產黨欽點；所謂「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全部都是騙局一場。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以及維穩機器，一直都依賴民族主義這個法寶；中共不需要黨外之人愛黨，只需要大家愛國。一旦認同愛國，則控制國家的共產黨必定手到拿來，令人甘心為中共所利用。正如蔡子強於明報所寫：《路走到這裡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承認錯誤，肯認自己當年太天真，這當然是比起死不認錯好，但道德更高尚者，理應改正、糾正自己有份造成的錯誤，為香港人爭取一個更公正的命運，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之下，才是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