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諫鼓
中國很早便形成了諫諍的傳統。相傳遠古堯時曾設鼓於庭堂，使民擊之以進諫，稱為「敢諫鼓」；舜時設木於道旁，使人書之以諫言，稱為「誹謗木」。後來沿襲成制，各代都在朝堂外懸大鼓，臣民有進諫之言或冤抑之情，皆可撾鼓上聞，稱為「登聞鼓」。北宋時專設「登聞鼓院」及「登聞檢院」，文武官員及士民章奏表疏，凡事關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事機密、理雪冤獄及奇方異術等，無成例通進者，均可赴登聞鼓院投進，倘遭拒絕，可再投登聞檢院。清初亦曾仿宋制於都察院設「登聞鼓廳」。
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諫官諫議制度成為一項重要的輔政措施被古代各王朝所承襲。如《周禮·地官》言「保氏掌諫王惡」，說明「保氏」即是專掌諫君的諫官。秦漢諫官稱諫議大夫，唐時除諫議大夫外，又增設補闕、拾遺，宋代補闕稱司諫，拾遺稱正言，明清言官地位益重。同時諫諍並不僅僅是專任諫官的專職，也逐漸成為其他臣民的職責和義務。
重視諫諍的作用，提倡犯顏直諫，是歷代有遠見的政治家和賢明君主的共識。漢代劉向《說苑·臣術》中說：「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也。」宋代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認為：「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資治通鑒》卷12)古代「聖王」的高明之處在於為匡救過失主動創造條件，通過積極接納進諫補正過失。「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資治通鑒》卷43)臣民的進諫，不僅僅對君主有益，更重要的是對國政得失有補偏救弊之效。所以，《孝經·諫諍》章說：「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把諫諍提到了關係國家社稷安危存亡的高度。對此，作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曾經對臣僚說：「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貞觀政要·求諫》)
圍繞對待諫諍的迥異態度，人們將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分為兩大類別：那些居安思危、憂勤萬機、從諫如流的帝王被稱為明君聖主，那些剛愎自用、暴虐武斷、弭謗拒諫的君主被稱為昏君暗王；那些夙興夜寐、憂國憂民、直言敢諫、不辭其誅者，被稱為骨鯁忠臣，那些苟且偷安、投主所好、巧言令色、阻塞言路、危國害民者，被稱為諂佞奸臣。「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鼓)」(《淮南子·主術訓》)，成為歷代君主的楷模；道路以目，人莫敢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語·周語》)，周厲王、隋煬帝成為弭謗拒諫、身死國亡的典型。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堵塞言路的賈似道、言過則誅的嚴嵩，是歷代奸臣的代表；鞠躬盡瘁的諸葛亮、君過則諫的魏徵、直言不撓的曹修古、憂國奮爭的范仲淹、諫不避死的海瑞，是古代忠臣的風範。其中，對諫諍認識尤為深刻，並積極納諫和進諫的人物當數唐太宗和魏徵。
唐太宗在諫諍方面經常以隋為鑒。他認為，隋煬帝「好自矜誇」，「愎諫自賢」，大臣虞世基等阿諛順旨，杜口無諫，結果隋煬帝被弒，虞世基等身亡。「順一人之顏性，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所以，唐太宗廣開言路，鼓勵臣下積極進諫。他說：「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又說，「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貞觀政要·求諫》)，可謂求諫若渴。唐太宗有任賢納諫之美，魏徵則有輔君進諫之忠。魏徵既敢於直諫，又善於進諫，史載從貞觀初年到十七年病逝為止，他前後諫諍二百多項，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以及皇帝行為生活等各個方面。唐太宗將魏徵的諫諍比作一面鏡子，給予很高評價：「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正是由於唐太宗和魏徵等君臣之間能做到「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數諫為忤」，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形成了「貞觀之治」的盛世景象。因此，清朝乾隆皇帝曾不無艷羨地說：「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貞觀政要》乾隆序)
「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觸犯)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韓非子·說難》)對於進諫的臣子來說，遇到從諫如流的英明君主固然有幸，但大多數情況下，犯顏直諫的行為往往被視為「逆龍鱗」，而有觸忤貶官、下獄、殺頭甚至滅門的危險。夏桀囚殺賢臣關龍逢，商紂剖心忠臣比干，吳王夫差剝皮諍臣伍子胥，即是先例。韓非曾詳細列舉了臣下向君主進言可能遭到殺戮的七種情況：無意說破君主內心秘密者；察知君主借一種公開的行動以掩飾內心的另圖者；猜測到君主內心謀劃而有泄密之嫌者；君主恩遇不厚而進言奏效者；借禮義以揭發君主過失者；謀略得當君主想獨佔其功而參與其謀者；要求君主做其不願做之事者。
批評君主的過失，就好比觸犯「逆鱗」，只要君主有一絲不滿和猜疑，臣子即刻便要遭殃，這生動反映了君主專制下臣子的諫諍之難。諫諍之臣為了使自己的諫諍之言能被接受，既需要敢諫的膽識，又需要善諫的智慧，由此形成了各種不同的進諫態度和方式。一種是忠直死諫。進諫者出於忠君為國或者為了道義名節，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犯顏直上，極陳利害。一種是婉言規諫。它通過旁敲側擊、詼諧言談、現身說法、見機行事、譬喻諷諫等方式向君主委婉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既避免遷怒君主，又達到諫諍的目的。根據不同的情況，古人將其分別稱為諷諫、順諫、窺諫、譎諫等。這些既反映了臣子在君主專制下諫諍的不易和難以言狀的心理，也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進諫者為達目的而注重方式方法的靈活和機智。例如，秦始皇計畫修建一個「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的大苑囿，大臣們懼威不敢阻止，優旃卻對秦始皇說：「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史記·滑稽列傳》)秦始皇因此停止了計畫。此外，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鄒忌諷齊王納諫，觸詟說趙太后，淳於髡以鳥喻使齊威王一鳴驚人等故事，都是委婉規諫的典型。可見，婉諫也的確能起到直諫所起不到的效果，所以司馬遷說：「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實際上，不管直諫還是婉諫，畢竟都是指責君主過失，仍然要冒很大的風險，歷代圍繞著諫諍與納諫上演了多少慷慨悲歌的歷史活劇。無數忠直骨鯁之士，為了國家的治亂安危，為了興利除弊，義無反顧地把諫諍作為責無旁貸的使命，前者赴，後者繼，使得這一傳統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明中的重要內容和寶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