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03日訊】我敢斷言，大學生生活對各國、各民族的年青人來說都是一段值得嚮往和留戀的時光，五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也不例外。
工科學校的學生一個個比較死心樣，大多是不開竅的榆木腦袋，這倒不是作賤他們，而是為了今後工作的需要，必須從一開始就接受嚴格、精細、一絲不苟對待每一件工作的教育和熏陶。他們會比較自覺地遵守各種標準、規範和制度條例，因為在今後的實際工作中，即使是稍有馬虎也會加工出廢品、造成事故、闖下大禍。其實這樣的學生是最聽話、最好管理的，甚至在工程數據計算時連一個經驗公式都不願意違背的，他們會去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嗎？多慮了吧。
工科學生就是這樣一板一眼地要求著自己，既沒有文科學生那種「啊太陽！啊月亮！」的詩潮澎湃，也沒有藝術院校學生那種突發的靈感和激情。搞技術工作就得嚴格得近於苛求了，難怪乎有些人雖然在以後的歲月裡當了官甚至擔任了要職，大多也不會去附和什麼「15年超英趕美」啦、「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啦！
北京工業學院是搞國防工業的，和北京航空學院被稱為姐妹學校，都是培養軍工人才的。按當時的說法同學們的出身沒什麼大問題，報考前經原來中學政審過，是選送的，要不，你自己報了名也不會錄取你（萬一你是受派遣打入軍工系統的特務呢？）班上還有不少從老區來的和轉業的部隊幹部戰士，上幾年速成中學後升入大學的。這樣的學校在57年的運動中理該不會出什麼大亂子的，個別學生思想、言論跑偏了，幫助幫助，教育教育就可以了。可偏偏因為我們是學國防工業的，必須從嚴要求，四千多師生劃了四百多右派，超過師生總數的10%，是上面定量指標5%的一倍，大大超額完成了。
據說當時的魏思文院長第一批才劃了77名右派，去市委向彭真一匯報挨了劾。院長本是小地主出身、「解放前」在膠東地區打游擊，被捕過又坐過牢，於是為了表現表現趕緊回來補課，學生劃了6%、教師劃了11%，但到底是多少連抓右派的人自己也說不太清楚了。79年右派獲改正時就聽說有一位老兄千里迢迢來到學校要求辦改正手續，可得到的回答卻是：「右派名單裡沒你啊！我沒法給你改正。」這下老兄可真急了，嚷嚷道：「我這右派帽子戴了二十幾年了，現在怎麼又不是了呢？」你可知道按當時的政策，不是右派就不能改正，不改正就沒法給你安排工作，工資、待遇一切免談。這可叫人比當年受處分時更氣急敗壞！到頭來還是改正辦的有水平，想了想說：「這樣吧，我先在名單裡給你添上，再給你辦改正手續，這樣可以了吧？」——這樣當然可以了，原來事情就那麼簡單，一頂右派帽子可以使人被趕出校門、被剝奪公職，可以使人背井離鄉、家破人亡，但有時候缺了這頂帽子還真辦不了事，還得爭著戴上。中國的事情笑話多著呢，別樣樣都當真了。
反右鬥爭取得「偉大勝利」，右派份子一個個蔫頭搭腦，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到底在什麼地方反了黨、反了社會主義？
按右派數量排序，北京大學當然是第一啦，工業學院就排到全國第二。
接下來，魏思文院長在處理右派的大會上慷慨激昂，聲色俱厲地宣稱：「我們學校是搞國防工業的，決不能留右派份子，留下一個右派就等於留下一顆定時炸彈！」
於是乎1958年3月8日我校的右派份子被倉促裝上卡車分別送往不怕炸的北京市民用企業，我和一干難友來到了光華染織廠（當時叫北京市機織印染廠）接受‘保留學藉、勞動察看’處分。
按常理說魏思文院長秉承了‘陰謀加陽謀’的最高指示，動員了手下一幫‘大膽假設、不用求證’的打手，把學校的定時炸彈也清理得差不多了吧！但階級鬥爭是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十來年過去後「金猴奮起」的千鈞棒這回卻重重地打到了魏院長自己的身上。
據說文革中工業學院的兩派造反組織都是反他的，那他肯定是死定了，如果是一派反、一派保，那還有活路。事有湊巧，他家修房子拆後牆發現有兩把手槍、五發子彈。這在當時可絕對是大事，兩派組織爭先搶人、審問、報功。先搶到人的一派更是不遺餘力、嚴刑逼供。追問有沒有手槍？有幾支手槍？子彈有幾發？最後還要追問槍號？這真是天知道，那槍其實不是魏思文的，他住的房是進城後組織上分配給他的，原房主是國民黨的一個軍官，49年前南逃了，槍是他藏匿的，魏思文怎麼會知道呢？打死他也答不上來的。就這樣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一個院長給活活打死了。
我當初聽到這事時真有點幸災樂禍，想當年你用莫須有的罪名治人，傷害了不少人，而今別人也用同樣的辦法對你，怎麼樣？這叫害人終究會害己，實不可為之。
對魏思文院長也別老是耿耿於懷了吧，我真心地願他的靈魂安息！
2009-2-17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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