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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云：「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意思是說順著天道而行的，就是吉祥；違背天道而行的，就是災殃，這就像影子隨形、聲音有迴響一樣。《尚書》還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都是講的因果規律，善惡報應，不爽毫釐。
要知道天地是沒有私心的，而吉凶福禍的降臨，皆是由人自心感召，如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意在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動念，其中一念若是有了絲毫的差錯，那麼福禍的果報就會有天壤之別了啊！
人若是能夠把報應二字反覆思考，擇善而從，恭慎自己，順應天理，那麼心就會與天道相合，靜則雜念不起，動則萬善相隨，自然就會得到善報。如果有人的心行與此相反，那麼惡報也是避免不了的，因為不善之人，他們欺騙掩飾的行為，為神明所察見，以至於減少他們的福分與壽算，憂患也就會跟著接踵而來。
古人白天再三自省，夜晚不忘慎思熟慮，警戒謹慎，在清心寡慾之中，無非是思想著怎樣守住善念，迎來福祥，避開凶禍。古籍中記載的這類事例不勝枚舉，以下為《太上感應篇例證》中記載的善惡各報的例子：
宋代程顥，倡導人們要遵循天理，仁民愛物，謹守綱常。他任地方官時，「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立科條，旌別善惡。使姦偽無所容」。他常說：「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他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在自己辦公的地方寫上：「視民如傷」四個字，就是把百姓當作有傷病的人一樣照顧，唯恐有所驚擾，事事對照，體現對人民的愛護之深。
程顥任山西晉城縣令時，縣境內沿河的不法之徒，專靠威脅索取來往船民的錢物來生活。若有不從，則聚眾焚燒船隻，搶劫風盛行。程顥立即派人將這夥人的首領們捕獲歸案，看他們是為生活所迫，就既往不咎，讓他們以當縴夫為業。
程顥重視教化，使諸鄉皆有學校，閑暇時遇到兒童讀書「還親為句讀」講解教授。由於治理有方，「晉邑幾萬室，幾年之間，無強盜及鬥毆者」。縣內儒生越來越多，出現人們互相謙讓、互相敬愛、民風祥和的局面。
程顥說：「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乃盡。」
程顥被任命為監察御史，宋神宗問他：「何以為御史？」程顥回答：「使臣拾遺補缺，裨讚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意思是說：如讓我對皇上拾遺補缺，看到朝政有什麼失誤能夠補救，那我樂意干；假若使我專找臣下的毛病告訴皇上，以換取名聲，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做的。宋神宗聽了很讚賞。
程顥在御史任上進言頗多，涉及內容包括為君、為政之道。他提出為君要「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要「明善惡、辨忠邪」。他常給皇帝指出要循天理，注意防止個人私慾的萌發，神宗皇帝拱手對他說：「當為卿戒之。」一次，皇帝遊玩，欲折柳枝，程顥當即勸道：「當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皇帝欣然聽從，程顥並勸其推此及仁愛天下萬物。
程顥回鄉從事講學，「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他的學生朱光庭跟從程顥學習三個月，回去後別人問對程先生的印象，他說：「我就如在春風中坐了三個月。」
別人問什麼意思？他說：「先生慈眉善目，待人一團和氣，循循善誘，使人受益無窮，如沐春風。」程顥一生富貴康寧壽考，受人尊敬，其子孫皆賢德，足證其平生善德廣大所致。
明代年間，湖南人錢國寶和周尚義兩人結伴到四川做生意，先到成都買米，再到夔州賣掉，兩人都賺了一些錢。
錢國寶不幸患了重病，臨終前留下遺書，告訴周尚義說：「我所以死在外鄉，也是命中注定。我死後，賢弟可把我的棺材運回家鄉，埋在祖墳地裡。我妻還年輕，不要讓她為我守寡，賢弟可娶她為妻，代替我教育我的兒子，贍養母親，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周尚義流著淚聽他的囑託。錢國寶死後，周尚義把錢國寶的全部錢分成本錢和利息，鎖在箱子里加封條。拿出自己的錢為其備辦棺材壽衣，找了船運回故鄉。到家後，把錢國寶的本錢利息交給錢母，一切喪事開支全由自己支付。
周尚義埋葬錢國寶後，在錢家旁邊租下幾間房子，開設店舖。凡是錢家每天生活日用，全部供給，每天向錢母問候請安，和錢妻互不見面。錢國寶的兒子六歲，到村學讀書，周尚義早上送他上學，晚上接他回家，時時照看。
錢母想按照亡子遺書，把兒媳嫁給周尚義，周尚義堅決拒絕說：「無論誰都想讓妻子守節，亡兄因為母親年老兒子幼小，不得已才有這樣的想法，這不是他的本意。我怎能做下以嫂為妻的敗壞人倫的事呢？」錢母感動而止住了這事。
周尚義後來娶妻生子，錢國寶的兒子始終把周尚義當生父一樣看待。周尚義本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沒有讀過詩書，但他所作所為，每一件事都合乎聖賢的言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