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14日訊】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他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題記：他父母一心盼著唯一的兒子能考上大學，能夠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沒有想到考上大學、品學兼優的兒子，卻成了「反黨反人民的右派」。自此以後磨難一生，與冰刀為伍，共霜劍作伴……
他叫舒仕恆，1937年出生，是我們四川省自貢地區富順縣人，出身在一個普通醫生家庭。早年由於家境貧困，父母只供這個唯一的兒子讀完了高中。1955年他被錄取到了昆明師範學院數學系，不久他背著行李，兜裡裝著上船前父親塞給他的三塊錢人民幣來到了如花似錦的春城昆明。入學不久，他便彼全班80多名同學選為數學課代表和文體委員，為報父母養育之恩，他立即提筆給遠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姐妹寫信，告訴了這一可喜的消息。父母將此信反反覆覆地看了幾遍，一心盼著唯一的兒子能夠早日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沒有想到兩年後品學兼優的兒子卻成了「反黨反人民的右派」。自此磨難一生，與冰刀為伍，共霜劍作伴。
用舒仕恆的話說：我剛上大學時既喜好文藝又熱愛體育，在班裡可以說是最活躍的一個。當大鳴大放開始之後，黨號召我們給黨提意見，好使黨改正自身的缺點，其實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黨有什麼缺點，所以也沒提什麼意見。可是在這之前我們給學校膳食科寫過一封信，要求改進學生的伙食，結果到了大鳴大放的時候，學校領導就翻出了這件事對我們說，‘伙食再不好也比紅軍長征時和八年抗戰強吧，那時人家吃草根吃樹皮都沒給黨出難題，你們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學校領導認為我們是早有預謀地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其實我們當時並不是說吃的好與壞，而是覺得我們吃的沒達到我們所交的那個標準。就這一點學校領導抓住我們幾個同學死活不放。而且把我當成了主要打擊對象。其實那封信並不是他寫的，是兩個比他年齡大的同學寫的，但號召全班女同學簽名是卻是舒仕垣，是他到女生宿舍找她們一個個簽的，於是他了鬧事的主要「罪魁禍首」，自然遭到重拳打擊，備受20多年的非人折磨。
學校領導定他罪名是「向黨進攻」，他說進什麼攻？那時我才不向黨進攻，只不過最後整得實在不行了，我就說了一句：「如果你們說我是向黨進攻，那就是向黨進攻」，結果人家一下來勁了，硬說我已經承認了向黨進攻的「反革命罪行」。說實在話，誰能進攻得了共產黨，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都不行，況且我那時才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呀！。」
除此，他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這就更離譜了。1956年下半年他所在學校班裡選班幹部，老師指定了3個人讓同學們舉手通過，他提出要差額選舉，結果犯上了這樁「大罪」。抓學生右派，是中國「反右鬥爭」的一條風景線。這條風景線，就是把成千上萬十七八歲的學生娃娃送去勞改，埋葬了他們的一生，作孽不作孽啊？
舒仕恆說：反右開始了，我們班的同學相處都很好，鬧不起來，結果學校動員別的系的同學來我們班抓右派。後來的氣氛越來越緊張，生物系和別的系都出現了學生跳樓自殺的情景，比如我們班的華德高和穆國發最後也死在了那場可怕的運動當中。1957年9月我們班該畢業了，記得好像是9月25日，學校召開了千人大會公開宣布右派名單，當時共宣布出了我們班的11名同學為右派，全校有好幾百，幾乎都是優等生。由於當時宣布的人數多，開始大家毫無恐懼心理，每當宣布誰是右派的時候，相互看一看笑一笑，心想還有你。就這樣，檯子上在不停地宣布，我們底下的同學卻沒有當回事，因為這時還不知道右派的嚴重性。等宣布完名單之後，學校黨委書記緊接著聲明：「右派份子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這下大家傻了，千餘人的大會頓時啞雀無聲，個個低著頭，誰也不說不笑了。很快，朱承義、孫開四等幾名同學被宣布逮捕法辦，大家的心情也更加緊張了。
舒仕恆還算是比較幸運，只是熱戀中的女朋友和他吹了。他難過了好幾天，畢竟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呀！分手那天女朋友哭了，咽咽泣泣紅著眼晴說：「恆，不是我不愛你，是現在我們不同一階級了，你成了革命的敵人，可我還得革命下去啊！」有什麼辦法，「看著稀飯化成水」，他只硬著頭皮說：「你忘記我吧，你忘記我吧……」初戀之情能忘記嗎？
拭去眼淚，撫著心靈創傷，他背著「右派」這口黑鍋去到了昆明第八中學代初二的數學課。工作之後不是右派的同學月月工資都是50多元，被打成右派的他偽只有20多元，低了一半還多。這叫「階級鬥爭，敵我分明。」工資少一半還得夾著尾巴做人。他教了一年書之後，中央又開始「肅反」。他是八中唯一的右派，「肅反工作組」領導說：右派怎麼能教學生，不是把學生也教育成右派了麼？於是把他「肅」出來教書隊伍，自此吃住不但不能和老師住在一起，讓他趕著學校唯一的一輛馬車，整天給食堂拉拉糧拉煤，並且一個人住在馬圈裡。學校的任何活動都不准參加，哪個老師也不敢和他說話，有的老師為了表白自己是革命的，還有意挑撥學生罵他。到了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學校又把他送到好幾百公里外的羅平縣南盤江公社伐木隊勞動改造。
伐木隊的勞動強度非常之大，加上糧食不夠吃，全靠吃芋頭，天天吃不飽肚子。在這裡干到年底，學校通知讓我回來，說要給我摘帽子，經過多次研究討論，最後決定他的右派情節一般，分配工作，察看一年。後來有人說他是數學系畢業的，肯定會算帳，所以又安排他登三輪車買菜、管帳、搞勤雜。
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沒什麼區別？他說，當時就因為這事不服氣，還吃過不少虧。記得有一次工作組找他談話，他問工作組，如果說摘帽右派還是右派，那黨員開除了黨籍是不是還是黨員？。結果一下把工作組的同志問急了，不久他們以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名義，把他發配到滇池對面的晉寧縣古城公社的一個農村小學教書。教了不到一年，「始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自然作為牛鬼蛇神成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社會基礎，拉到晉寧縣電影院的檯子上天天批鬥。有一天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上臺揭發他說：「這個右派份子公然在她面前說，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有用。但這句假話一下發酵，動員起來不少人舉拳頭，喊口號，一下成為「樣板」，誰想罵就罵，誰想打就打，簡直是把人整得死去活來。
他說，記得在1966年底的一天晚上，實在受不了了，眼看就要出人命，半夜悄悄地背起被褥偷偷地跑回了昆明八中，但沒想到雲南省的文革指揮部就設在學校，差點把他嚇死。多虧當晚值勤的兩個小頭頭是他的學生，他們暗示讓他馬上離開昆明。第二天天還沒有亮，他就跑到昆明火車站買了一張開往成都的票，趕在捉拿他的人的前面，不然小命早沒了。回到老家閑呆了一年多的時間，除了幫助老人做飯洗鍋幾乎什麼也沒干，不過這次回去通過他嫂子認識了老家酒廠當會計的一個小姑娘，那個姑娘他比我小6歲，對他非常好。他說我是右派，姑娘說你是我喜歡的人，管它什麼派。其實那時姑娘年輕，被愛火燒迷了，並不懂右派的利害關係。他倆越談越熱火，第二年就結婚了，那年他整整30歲，總算有了個家。
到了1968年初，抓他的風聲小了，他大著膽子獨身一人回到昆明八中探消息，當時學校正是復課鬧革命，他留下沒走和造反叛混在一起排練《紅色娘子軍》，演洪常青誰都演不像，他演得和真的一樣。排練了很長時間準備正式上演出了，結果又有人提出洪長青是黨代表，舒仕恆是個右派份子，怎麼能演洪長青呢？他一看不妙，趕快退出了宣傳隊，又開始幹些沒人幹的雜活。在這期間他還當過一段體育老師。直到1972年初，八中新來的一個校長叫史榮昌，這人特別好，並沒有把他當成壞人，而且還讓他當上了初一的班主任。他把這個班一直帶到畢業，全班同學的德智體都非常出色。後來粉碎‘四人幫’不久，不知什麼原因，史校長打成了「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而且說他還包庇過舒仕恆這種壞人。史校長白天晚上被無休止的批判，有時還不給他吃飯，最後史校長受不了這種折磨，一個晚上就觸電自殺了。史校長自殺後，鬥爭矛頭轉向了他，說他是‘四人幫’派到雲南來的爪牙。
1977年5月26日，學校通知全校教職工在大會議室召開批鬥他的鬥爭大會，學校指定了幾個同學發言。這些指定發言的小傢伙，上綱上線覺悟很高，一個個發言都很激烈，好像他真的是‘四人幫’的幫派分子，但大多數同學卻不吱聲，認為他太冤。在批判的過程當中，會場上突然衝進來幾個不知是公安人員還是解放軍的年輕人，當場宣布正式逮捕‘四人幫’的爪牙和反革命右派份子舒仕恆。話還沒說完，站在他身後的兩個軍人，迅速把他的左右手前後反銬起來，拖狗樣的拖出會議室，然後又把他抬起來扔上了一輛大卡車上，他好不容易站起身靠在車槽上流著眼淚望著會議室的幾十個學生。隔著玻璃他清楚地看到不少學生和老師也流著眼淚望著他。拉他的卡車雖然已經走得很遠，但會議室的老師和學生始終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看看。
這次他被關進昆明市最大的西山看守所，和將近30個人住一監獄一間小牢房裡，晚上睡覺每人只有60公分的地方，飯菜還不如豬食，估計是抓的人太多顧不過來。他進去之後連一次也沒提審過，9月底的一天，不知什麼原因突然把他放了。他留著很長的鬍子和披肩發，再一次回到了學校，這時他才知道他愛人頂著重重困難和壓力，給他生下一個胖小子。沒想到當天晚上學校又派人把他拉去交待和史校長的關係，他交待不出來，他們罵他是最最頑固的反革命壞蛋，當晚後半夜，又把他送進了那所監獄。第二天他的小肚子痛得要命，連續喊了三天都沒人管，直到第四天才把他送到昆明的延安醫院，經過檢查，說是移位闌尾炎，急需做手術。這時監獄讓學校領導通知家屬，結果他們既不通知又不同意給他動手術，在醫院住了三天沒人管，學校說出了人命我們負責。到了第四天公安人員又把他拉回了監獄，手術沒做成但最後自然好了，一起的犯人都說他福大命大。什麼福大命大啊，是閻王爺不收命！這次進去一直關到第二年的三月底，一天幾個公安人員把他拉回學校，宣布判處「反革命份子舒仕恆」勞動教養兩年。
宣布的當天就把他急急匆匆地送到昆明往東20多公里處的大板橋勞改農場，在這裡他和20多個流氓小偷住在了一起。剛進去的時候誰都得挨幾次打，但沒過兩天他們知道我是個知識份子，就不再整治他了。勞改農場總比看守所好，但只要是共產黨的專政機關都沒有好果子吃。在農場經常有學生和家人去看他，給他減輕不少精神負擔，甚至能夠增加我他的生存信心。」
直到1979年3月底才把他放出來，9月底才給他徹底改正落實政策，去了昆明二中。他沒有想到這一輩子還能重執教鞭走上課堂。他不計較人世間的恩恩怨怨和愛恨情仇，既然教書就要把學生教好，為人師表不能有半點馬虎。從1979年到他退休之前，他在雲南的教育事業上重重地抹下了一筆。他先後擔任班主任整整15年，送走了6屆畢業生，升學率始終在95%以上，而且連續兩屆畢業升學率達到了100%，他的學生近百次在全國和省級的各種競賽中獲得一、二、三等獎。他也先後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雲南省十佳教師、雲南省勞動模範和昆明市十佳園丁等多種榮譽稱號。可是他的工資是29元我掙了10年，39元又掙了10年，監獄裡關押的那些年一分工資也沒有。好些年後趕上工資改革，他的工資才達到一般的教師水平。對這事他當然耿耿於壞，說為了錢吧，他卻獲得獎勵的幾萬元幾乎一分不留地捐給了「希望工程」。」他說我不是要幾個錢，要的是公正公平與人格尊嚴！
他現在早已光榮退休，被葉青私立學校聘任為校長。不是他喜歡當校長，而是他這輩子沒把教師工作干夠。他醉心於教育工作，願意把全部生命獻給它！談及往事他哈哈一笑說：忘不了也抹不平，這個災難太深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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