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居延肩水金關遺址發現一件紅色織物，上邊有系，正面墨書「張掖都尉棨信」六字。經考證，這件「棨信」就是古書上記載的「信幡」。顏師古注《漢志》時提到，「蟲書，謂像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由於這件棨信上的字體筆畫盤旋屈曲，如蟲體般蜿蜒，有別於常見的篆體字，故李學勤先生懷疑它就是文獻中記載的「蟲書」。
張掖都尉棨信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中記載：「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因古代的「蟲」字意義寬泛，不僅包括今義的蟲，還可以包括所有的動物。所以，其中的「蟲書」，也是鳥蟲書、鳥蟲篆的另一種稱法。
鳥蟲書，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春秋戰國之際，漢字形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地域色彩更加濃厚，鳥蟲書作為其中的一支，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而華麗，富有裝飾效果，變化莫測，頗難辨識。
鳥書的筆畫作鳥形，即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或在字旁與字的上下附加鳥形作裝飾，如越王勾踐劍銘。
越王勾踐劍銘（網路圖片）
這種字體多見於兵器，少數見於容器、璽印，至漢代禮器、漢印，乃至唐代碑額上仍可見。蟲書筆畫作蜿蜒盤曲狀，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長腳下垂，猶如蟲類身體之彎曲。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銘，除少數幾個字近鳥書外，其餘多屬蟲書。吳王子於戈銘亦是鳥書與蟲書。蟲書不僅見於容器、兵器，還見於戰國古璽及兩漢銅器、印章、瓦當。可以說，鳥書與蟲書都是以篆書為基礎演變而成的一種美術字體。
王子於戈（網路圖片）
這種美術字體的構型頗具特色，除了單純地在文字旁附加鳥形裝飾外，也有將鳥形裝飾融於文字的筆畫中，或者做簡化的的鳥形、蟲形等，變化多樣。 在結構上，並非毫無規律可循，據馬國權先生和容庚先生的研究，鳥蟲書的書寫，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如：加單鳥於文字的上、下、左、右，及加雙鳥於文字的上、下、上下、左右等位置的構字規律，通過不同的組合，形成了千姿百態的風貌。
然而，這種文字並非是另一種文字系統，而是經過裝飾美化的的文字，這種美化是當時對字形的審美意識而興起的一種潮流反映，並不是文字本身的需要。
相比較而言，在文字方面，鳥蟲書應是最能體現文字南方文化特色的。然而，鳥蟲書體卻不僅僅只流行於南方諸國。1974年，在洛陽的一座戰國墓中，曾出土一柄有象牙鞘和珍珠劍首垂飾的青銅劍，工藝精美，劍身用紅銅以「錯金」的方式錯出的「繁陽之金」四字。這四個字，既保留了晉文字體「豐中銳末」的特點，又吸收了楚國鳥蟲書流動飄逸的風采。
對於鳥蟲書，有人認為它是文學書寫向藝術方向發展的標誌，也有人認為它犧牲了文字的書寫性，沿著這條裝飾化、美術化的道路發展下去，最終將導入一個非書法的誤區。這些分歧並不影響鳥蟲書的靈動華美的藝術價值。鳥蟲書的變化豐富多彩，充分顯示了古人無拘無束、活潑自由的造型想像能力；同時，在這些用心良苦的架構中，又強烈地傳達著古人對漢字的裝飾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