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2月14日訊】李警官：你好！
我是楊子立，是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老員工，因為不方便用其他方式跟你聯繫，所以用公開信的方式向你表明我的態度，希望你能看到；同時也是在傳知行的主要領導幹部都被抓捕之後，我自作主張為傳知行的遭遇發出一點聲音。
傳知行目前有兩人被捕，一人刑拘。如果算上從傳知行出去的前同事，一共有六人身處牢獄。這還不算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的律師夏霖被刑拘。傳知行的人一個一個或被帶走，或被叫去，大部分還伴隨著搜家。有些僥倖回來了，有些至今沒有消息。我們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著夥伴的消失而沒有一絲的哀嚎，更沒有反抗的怒吼。我們只有疑惑和恐懼。疑惑的是，為什麼傳知行這樣一個進行社會政策研究的NGO會遭此橫禍？我們沒有倡導街頭行動，我們開個純學術研討會也小心謹慎地看著警方的臉色。對於遠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爭取真普選佔中抗議行動，傳知行也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為什麼這種雷霆之擊還會落到我們頭上？正因為疑惑，我們才恐懼。不知道原因，更不知道結果。執政黨最近的四中全會主題不是強調法治嗎？為什麼基本的刑事訴訟法，你的同事們都可以不遵守呢？郭玉閃、黃凱平早已羈押超過50天，如果被逮捕，為什麼不能根據刑訴法第91條通知家屬呢？如果沒有逮捕，為什麼不予以釋放呢？當法律僅僅充當無產階級專政的白手套，而不是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的盾牌時，我們又怎能不心生恐懼呢？你原來的工作包括主管傳知行，你可能對郭玉閃和傳知行的案情比我更熟悉，但還是讓我在這裡向你解釋一下，恐懼如何一步步籠罩在我們每個傳知行人的頭上。
第一張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是凌麗莎，一個活潑前衛的年輕姑娘。大約兩年前她跟隨男友陳坤一起來到傳知行。因為她的俏皮，我們都稱其小辣椒。她做插圖、設計、排版，幫了我們搞研究的人很多忙。她工作了幾個月就離開了傳知行，但是我們一直把她當成傳知行的小妹。她被抓捕據說是因為在10月1日搞了一次行為藝術支持香港佔中的學生。小辣椒搞些響應學生街頭行動的行為藝術一點都不奇怪，現在的前衛年輕人和藝術家哪個不是以特立獨行體現個性呢？作為小辣椒的朋友，傳知行的人沒有抗議她被抓，只是想幫這個有天真想法的姑娘早點出來。當然我們的努力都是徒勞的，甚至到看守所給她送點錢物都被拒絕。不過此時我們還沒有恐懼，畢竟傳知行跟佔中沒有關係，而且根據經驗，「被尋釁滋事」的人少則幾天多則37日基本都會出來。一個多星期後小辣椒的媽媽打電話到傳知行詢問情況，但那時我們已經處於人人自危之中了，甚至恐懼到沒有在電話裡安慰阿姨，我為此後來向阿姨道歉。至今小辣椒被抓60多天了，早已超過刑拘的期限，但家屬仍然沒有收到逮捕通知書。
當小辣椒的男友陳坤於10月6日突然失去聯繫之後，我們還沒有恐懼，但是開始焦慮。陳坤在傳知行做會務，今年3月還幫我安排了一次底層訪談的培訓會。他是大概半年前離開傳知行去做立人大學。立人大學和立人圖書館在我看來都是跟傳知行所做類似的社會公益項目，而且公益性更強。儘管此後很少見到他，但他的被捕還是令我們吃了一驚。聯想到之前二十多家立人圖書館被掃蕩殆盡，我們預想他的被抓只不過是摧毀立人大學的手段，對其此後的人身遭遇尚未預料。陳坤的家屬半個多月後收到了刑拘通知書，通知書上說人在海淀看守所。但是陳坤的律師到海淀看守所跑了四趟，也根本見不到人，看守所只是推說人沒有在那裡。至今陳坤仍然是失蹤狀態，根據中國的法律，無論他身犯何罪是不應該長期失蹤的。
令我們開始感到恐懼的是郭玉閃的被抓。10月9日凌晨兩點多，他被帶走並被搜家。同時傳知行的辦公室也被查抄。我是第二天被叫去開會才知道此事。儘管我們預感到，傳知行可能要被算總賬了，但還心存一絲僥倖。因為當時有個傳聞，說是在小辣椒處的一張發票牽連到傳知行。不過這件事確實跟傳知行無關，如果真是這樣，郭玉閃最多關37天應該就沒事了。即便算總賬，郭玉閃又沒有違法犯罪，傳知行每進一筆錢都要按企業營業額交稅，總不會因為周永康搞司法濫權逼出來的陳光誠事件而在兩年後的今天懲罰郭玉閃吧。但事實是郭玉閃被抓至今兩個月後家屬依然沒有收到逮捕通知書。郭玉閃在公民社會建設過程中的貢獻以及其聲譽、能力和交際面之廣，綜合來說在同輩中可以說數一數二吧。若即便如此也不能享有刑訴法規定的基本程序公平，我們其他人又如何能夠指望被文明對待呢？
恐懼真正蔓延到我們每個傳知行人的頭上，還是所長黃凱平被失蹤。10月12日，他被你的同事們帶走，至今杳無音信。為了傳知行能夠生存下去，郭玉閃和傳知行已經忍辱負重多年，郭玉閃甚至辭去所長職務，不再參與傳知行項目操作。黃凱平是八零後，只是一心想做好研究項目，哪裡想到禍起蕭牆？郭玉閃被抓後第二天，黃凱平主動申請註銷傳知行，傳知行人自願低工資努力工作7年的成果都被放棄。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仍然免不了被斬草除根的厄運，難道這是中國NGO的宿命？
當下一個傳知行人何正軍於11月26日被約談到監牢裡的時候，我們大家都不奇怪了；奇怪的反而是其他幾個被約談甚至被搜家的傳知行人還能出來。既然抓人早已和香港佔中沒有關係，就說明傳知行已經被當成了犯罪集團。何正軍在傳知行主管行政和財務，被拘留毫無意外。我們每個傳知行人可能都已經變成了犯罪嫌疑人。
所以當11月27日你的同事在急切地找我時，我不得不仔細考慮：去還是不去？去了，只有一種後果，那就是不知道要被關多久。我是絕不會給郭玉閃作證的，所以肯定不會簡單走一遭就完事。在我們的交往中，我可以相信你個人有善良的一面，但是既然我前面所有被拘捕的同事都沒有得到法律程序上的公平對待，我又怎能相信你背後的體制呢？如果不去，只能選擇自我流亡。經過考慮，我選擇了後者。這意味著我將無法回家見到我的妻兒，無法找到一份養家餬口的工作，不得不擔心隨時被抓捕，還要避免家裡的老人擔心我出事。現在我的處境正是如此。不過，如果我真的坐牢，事情只能更糟糕。所幸我的朋友還比較多，哪裡都能混口飯吃。
在我選擇自我流亡之後，才發現我之前的同事柳建樹竟然也已經被秘密刑拘好幾天了。他是留過洋的法律高材生，後來見得少，聽說干法律公益項目去了。網上說被控罪名是非法經營，我懷疑是欲加之罪，因為沒聽說他搞過什麼經營。柳建樹的被抓，愈發使我覺得逃亡的選擇是正確的。
你可能會問：既然你自信沒有違法犯罪，你把事情說清楚不就沒事了嗎？如果是15年前，我也會這麼想。但是幼稚的代價是8年的監獄生涯。當年我們的新青年學會僅僅是剛畢業學生的業餘興趣小組，談論點農村問題和調查見聞，就有四個人判處36年總徒刑。預審處的負責人劉勇難道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嗎？檢察官李磊森和韓曉霞以及法官柏軍和金星難道不知道我們沒有任何策劃和行動嗎？讓任何人評價一下，新青年學會的宗旨「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是要推翻政府嗎？但我們當時只要開口說話，能夠呈堂的都是有罪證供。僅僅憑著「莫須有」三個字，我們四個年輕人就在監獄中變成了中年人，健康、意志和智力都受到嚴重損害。對我來說，比較幸運的是出獄第二天就遇到年輕的郭玉閃，加入他創辦的傳知行使我重新走進社會。我後來重新組織了家庭，有了孩子，雖然買不起房子，兒子上不了北京戶口，但是畢竟有了一份安穩的工作，並且從監獄後期的重度抑鬱中走了出來。在傳知行裡，我研究農民和農民工問題，那些報告和研討會你也應該知道吧。此前三年，我組織了二十多場講座和研討會，寫了七八份調研報告和三份研究報告，還組織培訓志願者進行了將近二百次底層訪談，出了三本底層訪談錄。如果我被你們強行帶走做筆錄，我可能連以上這些內容都不會說，所以還不如在這封信裡告訴你我在傳知行做什麼事。
你們可能還想知道，為什麼我會經常給維權人士找律師，其實很簡單，一來我本人深受政治迫害之苦，深刻懂得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保障公民權利，尤其對周永康手下濫權施暴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二來我利用網際網路認識很多人權律師，他們知道我的經歷也信任我。我相信，目前這批越來越壯大的人權律師隊伍，將是中國走向法治文明的中堅力量。我自己因為坐過牢無法成為律師，但可以成為律師們的好朋友。
最後，請代我轉達對你的同事E警官的歉意，因為我本來答應見他，但後來還是爽約了。面對生死存亡，任何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逃命。我還談不上逃命，只是避禍一時。拘捕行動往往有個找嫌疑人的藉口，但從來沒有一個為抓捕而說謊的人向被抓者道過歉。我本來也想樹立堂堂正正無所畏懼的英雄形象，但是慘痛的經歷提醒我：我還有家庭責任，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房租都是不小負擔，避免坐牢是最明智的選擇。我也可以相信E警官自己不會故意冤枉我，但是我認為包括你們二人在內，無論內心有多麼強烈的正義感，也必然把上級的命令置於法律條文之上；因為不如此，身為警察就根本沒有任何升遷的可能。
如果我真的罪行重大，有網上通緝令，那我立即去自首，否則我還將繼續我的流亡生涯，直到郭玉閃和傳知行案告一段落。你可能會說：有你責任反正跑不掉；沒有你責任也不用東躲西藏。理論上這是對的，但中國的現實和理論的差距實在太大。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我自己經歷的例子：海科是我同案，以顛覆罪判刑十年。他的同學彥華參與了海科跟新青年學會案有關的所有活動，但是沒有被逮捕。彥華給法官寫信說，既然海科被判十年，他做的事我都有份，我也請求被判十年，結果沒有回音。真正的原因是海科在北京被抓，而彥華是在天津被抓。北京安全局要刻意拿我們立功，而同一件事天津安全局審查後覺得根本不構成犯罪。當年辦我們冤案的不少北京官員後來因為貪腐倒臺了，但他們能夠得以陷害無辜的機制仍然沒有變化。我2009年出獄後跟國保打交道，感覺比安全局要好多了，至少國保警察是可以打交道的人。但是權力大於法律仍然是不爭的現實，我的被捕的上級和同事就親自驗證了這一點，所以也請你和E警官對我的選擇有所理解。
雖然我選擇了逃亡，我還是可以跟你聯繫的，不過只能通過谷歌郵箱：[email protected]。中國的網際網路技術越是發達，我越是相信只有谷歌郵箱才能保護我的隱私和安全。
祝好！
楊子立
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