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印章有公章和私章之分。代表國家發布詔書或其他文告時鈐用的可稱為公章，是皇權的象徵，古人稱之為寶璽、御璽、御寶或國寶。寶璽伴隨著我國第一個皇帝的出現而行世。
《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秦始皇彌留之際，「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又記劉邦軍迫咸陽，秦王「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關於始皇璽的形制，史書均說它是用藍田玉鐫制、螭虎鈕，印文為丞相李斯所書，然內容則其說不一，有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未知孰是。始皇璽歸漢後，即被漢高祖定為傳國璽，「世世傳受」。新天子繼位，首先接受此印，皇位才算合法，才能得到臣民的承認。傳國璽是真命天子的標誌，也是西漢以後各朝野心家攫奪的目標。王莽篡漢，就把奪取這方印章作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當他篡漢的步驟基本完成，大局甫定，立即派人威迫漢元帝的皇后元後交出傳國璽。傳說當時元後很不情願，憤怒之餘，將璽印投地，螭虎缺去一角，而王莽並不以此為憾，揣起殘璽，得意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據說後來他兵敗身死時，這枚印章仍掛在他身上。傳國璽至遲在漢獻帝末年就丟失了。《三國誌•吳志•孫堅傳》裴松之注引《吳書》說：孫堅打董卓，「攻陷洛陽城，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即壽永昌’。」這段記述帶有神話色彩，顯然是不可信的。儘管傳國璽已佚，但漢以後不少朝代仍都有所謂「傳國璽」，都說是秦始皇的原印，並為它的來歷編造了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藉以證明自己屬正統。例如，遼興宗耶律宗真在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的題目試進士，成了歷史笑柄。
收藏在日本的西漢皇帝信璽封泥
在漢代，傳國璽是鎮國神寶，從不使用。皇帝另有六方常用的印章，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俗稱六璽。每璽鈐用的範圍均有規定，譬如賞賜諸侯王時用「皇帝行璽」；發兵、召大臣時用「皇帝信璽」；向外國發送文書時用「天子行璽」。這些印章都是白玉質地，螭虎鈕，形制與傳國璽基本相同。《封泥考略》著錄一方陳介祺舊藏（今藏日本）漢「皇帝信璽」封泥，就是該璽直接鈐印的。其印文用小篆，字體端麗典雅，印面有田字格，為典型漢初印，是迄今所見漢帝六璽中的唯一印痕。近年廣州南越王墓（《史記》稱南越，《漢書》謂南粵）出土的金質「文帝行璽」，亦屬帝璽。南越是秦始皇派到廣州（古稱番禺）開拓嶺南的將軍趙佗在漢初建立的諸侯王國，呂后年間潛號稱帝，傳至第三代，後為漢武帝滅。「文帝行璽」是第二代南越王趙昧的印章。由於南越是邊遠小國，且時間不長，其帝印的作用與影響噹然不可與漢六璽相比。但就印章形制來說，史籍記載宋代帝印始用龍鈕，而這枚「文帝行璽」已是龍鈕，這樣就把龍鈕印的歷史提前了一千年，意義重大。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質「文帝行璽」
魏晉及南朝劉宋的寶璽完全沿用漢制，不但「乘輿六璽」的印文，使用範圍與漢常用的六璽同，其質地及鈕式也仿漢璽。北朝及隋的寶璽制度有了若干變化，如北齊除有傳國璽和「天子六璽」外，增加了一方「督攝萬機」四字的木印。此印長一尺二寸、寬二寸五分。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寬七分。如此碩大之木璽實前所未有。又如，隋有二方「傳國璽」，其中一方定名為「神璽」，另一方稱「受命璽」。
到了唐宋，寶璽制度終於發生了帶有轉折性的變化，表現為：一、改璽為寶。唐以前皇帝用印均稱璽，「至武後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又復為寶」。此後，皇帝印章就大都稱寶。二、數量增多。北宋時寶璽數量出現增多的趨勢，如皇帝即位都自製「受命寶」。北宋初年還使用過「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書詔之印」三種印章。但作為定制只有「八寶」，即「鎮國寶」、「受命寶」及仿漢六璽。宋徽宗政和七年用和闐玉新鐫一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讚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名為「定命寶」。合前八寶，也僅九寶。然至南宋，則有北宋遺留下來的「大宋受命之寶」（宋太祖時鑄）、「定命寶」；新鐫的金寶三：「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天下合同之寶」、「書詔之寶」；玉寶一：「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還有以「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為文的「護國神寶」、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為文的「受命寶」加上仿漢六寶，合共十四寶，從而在數量上突破了漢制。明清寶璽數量多，顯然受此影響。三、形制更改。漢璽大小僅只方寸。唐寶尺寸未見明確記載，但從遺存至今的其他唐印考察，唐寶當比漢璽大。據《宋史•輿服》載，宋早期「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北宋後期定制的「皇帝之寶」等六寶，名稱雖仿漢，但印文卻是疊篆而非小篆。又如南宋八寶的鈕式是鼻鈕而非漢之螭虎鈕。
元代用八寶，即「受命寶」、「傳國寶」以及「皇帝之寶」等六寶，與隋唐制度大體雷同，而在數量上對宋製作了刪減。元寶很有特色，筆者對羅振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著錄的元「皇帝之寶」作了考察，元寶璽可能都是用三種文字為文的。這方印章每邊長12.5厘米，印面左邊是八思巴文「皇帝」二字，右邊是漢文「之寶」二字，中間一行為梵文吉語，意為吉祥、隆盛。八思巴文是元初西藏僧人八思巴創製的一種文字，被元統治者定為國書，企圖代替漢字，推行全國，但這種文字始終未能普及，僅使用於官方文書、碑刻和印章之中。
大明皇帝之寶
明代又恢復了宋的多寶制度，印文除保留舊制之六寶名稱外，其他均已改異。明初寶璽定為十七方，然《明史•輿服四》僅載十六方印文，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皇帝尊新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御前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至嘉靖十八年又增加七寶，文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敕正萬民之寶。與前十七寶，合共二十四寶。
清承明制，乾隆欽定的二十五寶，有二十寶完全襲用明寶，只有大清受命之寶、大清嗣天子寶、皇帝之寶（滿文）、制馭六師之寶、敕正萬邦之寶五方是清室新定的。
寶璽是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象徵。在清代，由於治國的需要，皇帝擁有許多用於各種公務的寶璽，而在這眾多的寶璽中，最重要的要屬「皇帝之寶」。
乾隆「皇帝之寶」
在乾隆欽定的交泰殿25寶中，保留了兩方「皇帝之寶」。一方為青玉質地，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龍紐，這方寶璽的獨特在於不僅是先帝遺下的寶璽，而且是乾隆以前眾多寶璽中唯一的一方清書篆體的寶璽。另外一方「皇帝之寶」，質地為檀香木，滿漢篆文合璧，左滿右漢。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七分，盤龍紐。這是清帝眾寶璽中唯一的一方木質寶璽，由於那方青玉的「皇帝之寶」被列為先祖的傳國璽，儘管寶譜上規定了其功用為「以布詔敕者」，實際上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倒是在日常公務中發布詔令文書，住注用木質的「皇帝之寶」，也就是說，實際上木質的「皇帝之寶」不但具有「以肅法駕」的功能，同時還具有「以布詔敕」的功能。通過對清代皇帝詔令文書中寶璽的使用狀況統計來看，用得最頻繁的正是這方木質的「皇帝寶璽」。而另一個有趣的情況是，皇帝眾寶璽中恰恰這方木質的寶璽最不好打譜，故宮博物院的方斌先生曾親自將交泰殿的25寶打譜，他介紹說25寶中唯有這方木質的「皇帝之寶」最難打譜，一方面是木質在重量上不如金石，同時印面—和光滑程度也不如金石，這在具體操作中，不但不容易受印泥，而且還愛跑紙。
這方木質「皇帝之寶」之所以在25寶中被列於除前四方傳國璽寶外的21方日常公務寶璽的首位，說明瞭它的重要。而按規定交泰殿的25寶照例是不准出乾清門的，只有這方木質的「皇帝之寶」是個例外。據史載：凡皇上行圍及駐蹕圓明園，這方木質「皇帝之寶」都要隨駕。當然其制度十分的嚴格。通常由內閣典籍廳提前發文知會交泰殿管印內監，屆時典籍官會同內閣學士一同前注乾清宮，交泰殿的太監將寶璽請出，雙方在乾清門西一間的廂房中一同打開寶匣，由學士驗明後，放入匣中鎖好，典籍官捧出景運門。到內閣制誥房，學士打開寶匣，交與護寶侍讀學土驗明鎖好。由專門的人員用黃布包好，並用九條黃布帶周匝捆妥，而後由專門的背寶官背好上馬與護寶官們一起進發。到了所在地，則交與當地行宮的太監驗明保管，以備皇帝所用。回蠻時，依然由內閣學士向當地行宮的管寶太監請寶，驗明後，交由護寶官、背寶官負責。回到大內，護寶、背寶官在誥敕房開寶交與學土驗明鎖好，由典籍官捧之入宮，依舊在乾清宮西一間與交泰殿內監開匣驗寶，並由首領太監確認後，由內監鎖好後捧入交泰殿安放。
因此，有人認為，這方木質的「皇帝之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寶不離身」的皇帝璽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