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昌平:令計畫與秘書長的權力場(圖)

2014-12-27 09:42 作者: 羅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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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計畫與周氏掌控的情報系統,共同構成了強大的室密權力。讓陽光進入這些密室,是未來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12月27日訊】以中共十八大為起點,令計畫是繼蘇榮之後被查的第二個全國政協副主席;是繼蘇榮、徐才厚和周永康之後,落馬的第四位國家領導人;是繼蔣潔敏、李東生、楊金山之後,泥足的第四位十八屆中央委員。

所有這些標籤,均不足以描述他的特殊。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令系第一個涉嫌貪腐被查的中辦主任。這個職務,在不同場合還可切換為秘書長、大內總管。財新網的報導稱:「從權勢看,曾經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的令計畫排在他的政協同事蘇榮之前,與執掌軍隊政治大權的徐才厚差可比擬——甚至很多人認為,令計畫曾經擁有的隱形力量直追政治局常委。」

回溯2014年10月11日這天,有兩則新聞如果放在一起閱讀,頗有意味:

一是江蘇省委原常委、省委秘書長趙少麟被中紀委立案調查,二是為期兩天的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在京閉幕。兩者的重疊之處,不光是「秘書長」字樣,還有對應的權脈。

何謂秘書?《辭書》解釋,協助領導人綜合情況、調查研究、聯繫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等,是領導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這個職務本身並不具有官的權力,從屬於領導。不過,秘書崗位從來好比「官窯」,「進去都是一攤泥,出來變成青花瓷」。你去翻翻達官的簡歷,大抵不會缺了這個標籤。

至於秘書長,中外有別。在國際組織中,秘書長一般是議事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例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等,其主要職能是協助所在機構負責人的日常工作和組織;而本朝的秘書長,則是秘書之長,大內總管,統領整個行政中樞的輔助系統。

針對這個職務角色,曾有過4M之說——Manager(事務管理者、執行者)、Mother(像母親一樣關心領導)、Model(具備良好的形象舉止)、Maid(像侍女一樣照顧好領導)。就結構而論,代表公共利益與意志的公權力包括決策權和執行權,秘書群體自身並不具備權力,但在權力私有化過程中,秘書角色也隨之「個人化」,成為公權力的實際操持者。

一城草木皆如故,半部春秋總是秦。翻開國史,我們從未走出暴力營銷的惡性循環;和平年代,打江山的武將未必幹得過無後的宦官。從大明朝的「九千歲」起落,到如今「二號首長」的沉浮,自可目睹輔助系統的行權模式與擴權衝動。

盤點中共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其中在任或曾任省委秘書長的高達九人,他們分別是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趙智勇,山西的聶春玉、杜善學,江蘇的趙少麟,安徽的韓先聰,山東的王敏。而作為中辦主任的令計畫,更是秘書總長。

在省一級,秘書長通常兼任省委常委,儘管在班子中排名靠後,卻既可以是老人的觸角,又可能是一把手的第二票,甚或身體的某個器官,不僅自身位高權重,還直接關聯更重量級人物,比如趙少麟曾伺候三任省委書記,趙智勇對應落馬副國座蘇榮,李崇禧、郭永祥背後是大老虎周永康。至於令計畫的落馬,因其絕對中樞地位,只能說是一場反腐的開始,而非結束。

多數情況下,一個腐敗集團的倒掉必定存在一個秘書部落。在陳良宇案中,秦裕、孫路一等秘書系統人員涉案;而到周永康案,專職秘書郭永祥、冀文林、李華林、瀋定成、余剛,甚至包括警衛秘書談紅,無一倖免。

在這之前,曾經捲入重大經濟案件的還有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書長陳少勇。倘若級別下沉,個案不勝枚舉,如河北省委常務副秘書長梁樹林、河南漯河市委秘書長謝連章、山西太原市原市委秘書長王國武、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委秘書長鄧曉軍,等等。

但令計畫一案,必將扭轉這一秘書附屬的特性,而成為地震震中,此前及之後的人事地震,都可能與其如網狀關聯。

以高級官員為界,黨委、政府、人大、政協、軍委五套班子中,均設有秘書長,負責「上傳下達」、「下傳上達」等協調工作,「有多少首長就有多少秘書長。」表面上看,秘書長只是中間人,但因為首長對具體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這給秘書長們很大的權力空間,由此而生的權力尋租也屢見不鮮。

優秀的秘書必須深諳政治遊戲的規則,甚至參與規則的制訂,以幫助領導疏通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這一行權過程中,實際存在兩種權力:一種是由上派生出的權力,可謂決策權的延伸;另一種是由下演化而來的權力,因為秘書處於行權者與受權者之間的關口,是接近「權力核心」的必經通道。

前者是一種顯性權力;後者是一種隱性權力,在半透明政體中擁有更大的運行空間。這實際是讓潛規則代替法治,從而形成次級秩序。秘者,不宣也!

另一方面,秘書的工作方式之一是與對方官員的秘書交往,這使得身處不同權脈中的秘書可以並網運行,由此結成同盟甚至部落。透過這些部落的活動範圍與運行軌跡,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權力結構的癌變。

比如,鐵老大劉志軍的合夥人丁書苗,在2010年初舉辦了首都秘書界新春聯誼會,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書界領導及部長等出席。這是觸及雷區的冒險之舉,亦是他們雙雙案發的引線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積落馬,也是這一故事的延續,共同指向同一中樞——前任中辦主任令計畫。

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是直屬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從中共成立初期就有。在建黨初期,中辦時稱中央秘書廳,後幾經演變,於1948年5月改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要工作職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負責黨中央文秘、會務工作,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貫徹落實的督促檢查,中央指示、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的轉達和催辦落實;

二、負責全國黨政系統的密碼通信和密碼管理,負責中央文件和機要文電、信件的傳遞工作,承擔全國有關商用密碼的科研、生產、銷售、使用等管理工作,負責全國密碼保密工作;

三、負責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安全警衛、醫療保健,擔負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活動場所的警衛任務;

四、圍繞中央總體工作部署,收集信息、反映動態、綜合調研,承擔部分中央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和中央文件的校核工作;

五、負責為中央制定黨內法規和領導國家立法的具體服務工作;負責中央檔案資料的接收、徵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負責全國檔案事業行政管理;

六、歸口管理黨中央直屬各部的後勤服務,聯絡、處理中央各部門共同性的社會事務工作。

這裡的掌門人一直都是以黨魁「大管家」的身份出現,負責其日常行程、安全保衛、醫療保健等貼身工作。如果給這個群體列一份名單,他們包括毛澤東、陳獨秀、張國燾、鄧小平、周恩來、鄧穎超、任弼時、楊尚昆……

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夕召開的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專題研究抓落實問題,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決策落地生根。這個會議的主持人正是中辦主任。而最高層就此批示:「崇尚實幹、狠抓落實是我反覆強調的。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

依靠樞要輔助機構來保證政令貫徹,此種政治現象值得研究。其實,所謂「鏡中花、水中月」,換成另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至少在過去兩屆,這成了權力運行狀態的精確描述。

當然,類似秘書長會議早已有之,且貫穿金字塔權力結構的各個層級。如省級會議通常在兩會之前,全國會議則在中央全會之前。一些省市還對秘書系統提出這樣的政治口號:當好「堅強前哨」,建好「鞏固後院」,成為「核心智庫」。

毫無疑問,一個弱勢的權力核心必然造就一個強大的輔助系統,這是過去兩屆權力核心的陣痛,亦是此番令計畫落馬的來由,它與周氏掌控的情報系統,共同構成了強大的室密權力,並形成大規模私有化。讓陽光進入這些密室,是未來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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