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與公知消退了，社會道德能好嗎？（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5年01月01日訊】一年將盡，我的中國媒體同行如今忙著給各色人等加冕以及相互加冕，在北京嚴酷的冬天，一天好幾場年終頒獎禮卻是家常便飯，似乎抱團取暖，又似乎僅止於面子和票子的遊戲，那些面目齊整、趕集般喧囂的媒體大戲，在我的朋友圈屢屢刷屏，站在熱鬧之外，我時時恍然，默而慘然：大V真的消失了。
大V是誰？大V是粉絲很多且願意針對公共事務批評建言的人。這是微博興起幾年來對公眾輿論場的一個貢獻。不過大V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儘管2014來得更猛些。早在2013年，大V就經歷過一連串污名化的過程。以薛蠻子的嫖娼事件為標誌，在央視的直播悔罪鏡頭之下，大V經歷了一場聲勢不小的污名化運動，隨後大V們似乎進入了一種甩不掉的「自污模式」（看起來是這樣，你懂的），有的嫖娼，有的吸毒，大V先前在網路輿論場所積蓄的道德魅力，在污名化運動中很快就被消解了。
有一陣子大V成為傳統媒體隱而不發的敏感詞，而基於上述種種中國式的原因，在人們的線下聚會中，大V漸漸淪為令人避之不及的詞兒，當朋友們介紹誰誰誰是大V的時候，被介紹者甚至經常自嘲「你才是大V、你全家都是大V」，曾經近似於風雲人物的「大V」，在詞義的根兒上被朝野合力徹底地解構了。
到了2014年10月，曾因吸毒被拘的大V寧財神，以50元人民幣把微博「賣」給了和菜頭，「之後，此賬號一切言論皆與本人無關」。在我看來，這就是一起反諷性十足的網路行為藝術，使我想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裡的名句：「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而李開復的微博也已徹底淪為一碗升級版的心靈雞湯。
這是令人傷心的過程。一個好詞的倒掉預示著在觀念較量中，至少在可見的明面上，正義的一方敗給了非正義的一方。實際上「大V」是「公共知識份子」在屏社交時代的臨時替代品，沒想到它的生命週期如此之短，「公共知識份子」在紙媒介及PC時代仍是一個公共正義的代名詞，但在微博時代卻被簡化為「公知」，進而污名化。「大V」步「公知」的後塵，倒也不算太意外。
大V和公知的污名化，與社會整體道德感的下滑相表裡。道德有一內一外、一剛一柔相互滲透的二度交織結構，在外表現為公平正義的樸素的剛性結構，在內孕藏著仁慈博愛的溫暖的柔性結構。譬如雞蛋之蛋殼與殼中的幼仔。殼之不存，生命焉附？大V與公知消退了，社會道德能好嗎？
大V與公知的被污名化，是社會整體陽剛正氣之被懾服與中傷，輿論場原有的陰陽平衡被打破了，失調了。其勢之猛，席捲而來，體現為海浪般的連鎖反應。後來大家看到，有些大V在言行方面道德值頗高，自律甚嚴，並不容易以道德名義進行污名化，但他們也在公眾視野消失了，包括許志永、浦志強、郭玉閃、夏霖、曹保印、慕容雪村、李承鵬等等，他們有的被幾大平臺刪號了，有的則被暫時性刪人（媒體的公共表述是「被帶走」）。然而時至今日，還有幾個人真正惦記他們的命運？他們和馬航那架飛機一樣在失聯一刻舉國震驚，隨後又被選擇性遺忘。
沿著這個角度問下去，一眾中國媒體現在把哪些人評為年度人物？翻一翻各路媒體評出來的年度人物、年度盤點和年度熱詞，你恐怕只能感嘆中國真的沒有什麼「人物」，沒有什麼值得盤點的，說它們是雞肋也都算過譽了。難道不是這樣麼：誰配得上、當得起年度人物的冠冕，誰就戴不上這頂冠冕。
伴隨著「大V」的消失，在2014的中國輿論場，「五毛」終於熬出了頭，儼然登堂入室，《光明日報》刊文為「自干五」正名，表彰其為「正能量」，「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堅定踐行者」，官方媒體幾年前率先冊封的「正能量」一詞的真正意涵，也就昭然了。五毛不僅有理論，還有實踐。原《嘉興日報》評論員王垚峰，僅僅因為在實名認證微博的一些所謂的「不當言論」，在五毛紛紛前往《嘉興日報》官微跟帖施壓的淫威之下，果然、終於被報社開除了。其實，王垚峰原本粉絲甚少，並非大V，但這並不妨礙五毛自願將之視為大V，進而發動一場穩操勝券的網路圍剿。
何止大V，便是那些大V式的媒體，也未能避免這樣的命運。以「南方系」為例，《南方週末》在著名的「新年獻辭」事件之後，經歷了一系列人事變動，曾經作為媒體界最旗幟鮮明的一面旗幟，一度風雨飄搖，催人淚下。而2014年，變本加厲，南方系旗下的21世紀網在瀋顥事件中，甚至一度被官方媒體報導要被關停，儘管言過其實，但那篇短短几句話的新聞，在當時給整個傳統媒體圈帶來巨大震懾，餘波猶在。
如今，人們慶幸於21世紀網沒有被解散，此前媒體同仁普遍憤懣的瀋顥事件，似乎因此就變得可接受了。就是這樣，有些原本並不適合討價還價的事情，在強勢一方突然大漲其價隨後有所減價之後，人們就願意（只能）在討價還價中滿足了，而這，似乎也是有歷史和現實這兩條經緯線索可資映射的。
持續數月的香港佔中及其衍生事件，在絕大多數中國媒體這裡，要麼沒有發生，要麼只剩下先驗的刻板印象。新晉臺北市長柯文哲的勝選，在大陸媒體也只有一兩天的熱度。中國媒體版面被各種所謂新自貿區的數字大餅吸引著。哦，活下去。似乎無可厚非，這就是中國媒體不得不採取的生存邏輯。
而網信辦，這個試圖全面接管網際網路輿論的政府宣傳管制機構，開始在世界範圍內遊說，先是烏鎮的所謂世界級網際網路大會，繼之以魯煒主任的矽谷之旅。當我看到魯煒搓著手考察矽谷的官方照片，聯想到的不是什麼嚴肅的考察工作，而是即將展開怎樣一場饕餮盛宴？魯煒坐在Facebook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的座位上，發現了習近平的著作。扎克伯格說：「這本書我也給同事買了，我要讓他們瞭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在中國內地，使用Facebook目前還需要翻牆。
這是多麼真實而怪誕的一幕，網信辦的影響力似乎大有溢出中國延及全球的遠志，準確的說或許是，慾望。谷歌的退出中國與其他幾家被屏蔽的國際知名網站相類似，結果都是「養」大了中國的山寨或同類公司。而這被網民稱為「區域網化」的網際網路產業格局，反過來又給了監管者雄視天下的底氣：你們來不來無所謂，反正你們有的我們都拷貝走了。
現在我們把視線拉回來再看大V，在屏世界讀秒刷屏的節奏裡，大V的消失，迅雷何須掩耳，如今不過是內容平臺靜默中的一個刪除鍵。2014年3月中旬，微信公眾平臺對時政公號批量刪號，公號作者們哀號宛在。當時我寫了《微信封號事件得失》一文，認為微信此舉暴露了平臺治理的極權模式，也給自媒體鼓吹者當頭澆下一盆冷水：「用戶與網際網路公司的關係究竟如何？有沒有可能或者說應不應該是相對獨立而平等的？造成今日之尷尬局面的，除了所謂的政治原因，難道不應該從企業及用戶兩個最真切的角度進行反思嗎？暴君式的管理者與奴才式的用戶，都是怎樣走到今天的？」時隔數月回頭來看，比之失聯大V的「危害國家安全」，封號又算得了什麼呢。
儘管作家和律師這類書生無力顛覆什麼，但「顛覆」在時政上絕對是一類敏感詞。奇怪的是，如此敏感的「顛覆」在商業上卻成了當仁不讓的第一熱詞。在網際網路創業熱潮的喧囂裡，似乎不顛覆既成的商業格局，都不算成功，正如似乎不扯上不知所云的「網際網路思維」，都不像是在談論網際網路。網路新秀口氣之大，能不能顛覆行業尚未可知，但大V明顯只有幾款屏社交的麥克風，且命根子都捏在商業平臺的手裡，斷然顛覆不了什麼。在寫手們經常要靠金庸武俠來隱喻時局，暗語、密碼、拼音、空格等反審查痕跡滿屏的時代，大V作為一個反抗的概念，早已被瓦解和顛覆了。
世界依然亂，戰爭未停歇，小范圍的各種社會衝突仍然很多。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還難稱快樂。以色列當紅作家埃特加•凱雷特仍不斷地就「巴以問題」發言，他堅持認為，「這是我作為一個人的責任，而非作為作家的責任」。或許，人人都來做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大V的工，就不需要大V，亦不需要有哪位大V因此付出什麼代價了。遺憾在於，目前大V仍只是屌絲所呼喊的代言人，遠非同道，當大V為公義發言，屌絲們鼓掌歡呼，當大V被失聯，屌絲是沉默的大多數，迷途的羔羊一般等著下一個大V出現。而商業上，屌絲又是商業大V們自我上位的棋子，絕非平等意義上的朋友。在這樣一個時代，真正的大V是尷尬的。大V怎能不死。
對於即將逝去的2014，我沒有什麼煞有介事的總結陳詞和浮誇騙人的頒獎詞，只有悼詞。我哀悼大V的消失，慶幸於大V的不死，幸虧只是在網上象徵性地「被死亡」，否則他們死得也太不值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