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
【看中國2015年02月25日訊】2009年11月2日，傑出的中國女性鄭念在美國華盛頓仙逝。這個日子，距離柏林牆被推翻20週年的紀念日，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鄭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譯，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簡稱《生死》），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筆述實錄"方式反思"文革"的獨立回憶錄，由此推動了中國個人回憶錄出版的多米諾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傳體小說"的字樣，是一種自衛符號，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時，可用虛構性體裁的理由自我辯護。此類手法在上世紀曾被廣泛運用。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韋君宜，撰寫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回憶錄《露莎的路》，不得不飾以"小說"體裁。讀者須在閱讀時進行語法轉換，才能握住"小說"的真實意義。
但《生死》不是虛構性小說，而是真正的歷史紀實文本，像里程碑那樣，屹立在中國現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稱直陳事實，時間和地點確鑿無疑，文中所涉人物，絕大多數都以真名出場。無論從內容到樣式，都呈現為典型的回憶錄。
21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了《生死在上海》，驚詫於鄭念的這段黑暗記憶，跟我的生活曾發生過戲劇性的交集。根據鄭念的描述，她於七三年出獄之後，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號2樓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屬於一個小區，我們兩家之間，相隔只有幾十米。這一歷史細節，啟動了我的童年記憶。
我出生於襄陽南路，兩歲時，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這是典型的歐式建築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風格的建築和一個小小的汽車間廣場，當時號稱"外國弄堂"，如今改名為"太原小區"。
我還記得，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鄭念家南面斜對面，63弄2號，住著知名翻譯家方平，七六年前後，我時常去他家玩，以一個技校學生的身份，跟他闊論文學、攝影和政治。鄭念家正對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點之一。
跟鄭念同排、相隔幾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對面，住著中國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醫院院長顧愷時。《生死》曾提到過這對患難夫婦。王若望在長篇報告文學《慾望三部曲》裡，把顧愷時當做共和國苦難事的主人翁，精細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間的悲劇命運。他的女兒，一位在雲南插隊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號叫"大頭"的密友鬧過短暫而狂熱的姐弟戀，而我這個毫無經驗的"菜鳥"，一直在幕後給予熱心指導。
"外國弄堂"及其四周，住著許多"不三不四"的"歷史餘孽"，例如民國首任總統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女兒。陳獨秀的外孫，跟我玩過兩年，後來突然失蹤，據說去了新疆。民國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鷗，就住在我家隔壁，他們夫婦倆經常併肩出入，身材高瘦，猶一雙形影不離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紅衛兵批鬥，除了寫毒草小說之外，還因為他居然膽敢用印有毛像的報紙包書。
回憶錄裡，還提到了居委會主任盧英和派出所的戶籍警"老李"，這也是我熟悉的兩個人物。12歲時，一名兇惡的鄰居突然衝進家門來毆打我，我被迫舉起菜刀自衛，被其他鄰居死死抱住。事後，盧英同志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而"老李"則沒收了我的菜刀，還耐心指導我寫下生平第一份"檢查"。他給我的唯一稱讚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錯啊！"
鄭念是深居簡出的，她對人的審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親密接觸的幾個人中，應該包括瀋克非的妻子程韻。這是其回憶錄裡被省略的部分。程韻是我母親黃佩英的好友，裡弄工作的積極份子，熱衷於在知識份子和大資本家家屬間展開聯絡，組織各種活動。
程韻的丈夫瀋克非，中國外科學奠基人，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兼中山醫院院長，曾任民國衛生署副署長。由於她的牽線，我母親不僅跟宋慶齡有過往來，也跟鄭念有過少量接觸，作為燕京的校友，她們似有些共同話題。但到了七七年，由於父親去世後長期陷於抑鬱狀態，母親需要徹底改變環境。我們不得不跟"外國弄堂"告別，搬進陝西南路紹興路交界的一處花園別墅。母親告別了自己的悲痛記憶，而我則告別了陰鬱的童年。
"外國弄堂"的文革情境，鄭念本人並沒有見識過，因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後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間，這個小區完全陷入了紅色恐怖的迷霧。每天早晨，都有灰皮運屍車駛入，從某幢樓裡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屍體。
這種陰鬱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記憶裡，猶如揮之不去的噩夢。而鄭念的噩夢則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裡。在那裡，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飢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
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我們就此看見了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
依據網際網路上的時尚解讀，鄭念的家庭被闡釋為"姚家三美女"。這個"性感組合"，包括姚念媛（鄭念）、鄭念的妹妹姚念貽（配音演員，曾為影片《奧賽羅》女主角苔絲蒙娜配音），以及鄭念的女兒鄭梅萍（上影廠演員）。鄭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殺"身亡，死因至今仍為懸謎。而在丈夫亡故、女兒被殺、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鄭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卻保留著良知與勇氣，這內在的美麗，穿越了文革時代的嚴酷黑夜。
鄭念就學於左派陣地的倫敦經濟學院，其立場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這信念促使她選擇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陸，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為新中國建設效力。這曾是無數知識份子的良善理想，但經過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這夙願早已化為齏粉，彷彿是一堆被颶風捲走的塵土。
正是由於英國殼牌公司的背景，鄭念淪為瘋狂猜疑和迫害的對象。鄭念的遭遇儼然是白樺電影《苦戀》中那位畫家的現實投影。在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裡，奧威爾進一步闡釋了這種荒謬的極權語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從自己人中間製造"敵人"以及"敵人的幫凶"。
作家約翰·庫切深感驚異的，是鄭念非凡的個人勇氣，而我閱讀《生死》時，還要驚異於文明的脆弱與堅硬，猶如高貴的瓷器。紅衛兵抄家砸爛了那些優雅的明清古瓷，鄭念以自己的機智，庇護了殘剩的藏品，並在文革後把它們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這是一次富於象徵意味的事件。面對極權主義的狂熱暴力，華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樣破碎了，而只是由於鄭念們的抗爭，它們才有望跟鄭念一起殘留下來，成為未來文化復興的種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