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與站隊文化相對應的是炮灰文化。站隊不是主動行為，而是被動行為。在交鋒激烈的時候，不論一個人是否想站隊，都必須站隊。而一旦站隊，就意味著必須面對正確或者錯誤的選擇。而且，由於對於黨的領導地位的爭奪是持續的，因此人們必須持續站隊。比如，在站隊的時候，一個人面對正確和錯誤的機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還有機會。但是，當持續站隊發生時，比如經歷4次站隊，正確的機率就變成4個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說6.25%的正確機率，連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更重要的是，在站隊的時候，人們經常傾向於壓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強者一邊；但實情是，當強者和弱者鬥爭的時候，往往是弱者勝出。所以，大多數人都錯誤站隊，而只有很少人能夠正確站隊，這樣更大幅降低人們的正確機率。比如，正確站隊的機率如果變成0.3，那4次站隊後的生存機率變成0.0081，也就是連1%的正確機率都不到。
1919年時，有幾個人聽說過共產主義這個詞？誰會想到30年後，共產主義能夠佔領中國？誰能想到當時北大一個不起眼的圖書管理員，在30年後成為人民的「大救星」。沒有預見到「大救星」出現、並且站錯隊的中國絕大多數有一定知識的人民，結果大部分都被殺掉。他們被殺掉的方式多樣，大多數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為什麼死的。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紅軍的國民黨軍官，大多數在「肅反」的時候，直接被紅軍直接殺掉，然後紅軍的領導者重新將士兵編到自己的隊伍中，成為自己的部隊。有的則被借刀殺人而死掉、或者為了掩護中共核心部隊而打仗當炮灰。不論炮灰以什麼方式死掉，結果都是在滿懷理想和熱情的情況下，突然之間稀裡糊塗做了犧牲品。當然，炮灰並不是僅僅指失敗一方的人，很多時候勝利者會在鬥爭過程中拋出自己人做犧牲品，讓這些人成為派系之間妥協的炮灰。所以，一個人必須有思想才能正確站隊，而站隊文化又禁止個人有思想，形成思想與現實的矛盾；另外，錯誤站隊的結果是當炮灰，但是正確站隊也有可能當炮灰，形成目的和結果的矛盾。這種在持續站隊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可能當炮灰的情況，我稱之為炮灰文化。而站隊文化和炮灰文化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擴張的基本動力。
關鍵問題在於失去自由，也就意味著死亡。不論站隊文化還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們放棄自己的自由，進入死亡之路。人們總喜歡將一些概念詞彙神化，顯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概念。其實，這些概念都很簡單。從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個人的選擇權。比如，對於一個事情，我喜歡的時候可以接近，不喜歡的時候可以離開，這種選擇權就屬於「自由」的範疇。而加入共產黨則不是這樣：當人們加入黨的時候，是自由的行為；但是加入之後，就不能離開，任由黨處置，也就是人們必須隨時在威逼的情況下生存。如果一個人想離開，就會被說成叛黨，逃跑的時候被抓住了，會被處決。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為瞭解一些黨的秘密，因此隨時需要躲藏，防止被黨暗殺掉。這種只能進、不能出的情況，就像吸毒或者死亡。大多數人在開始吸毒的時候，總是被旁邊的人說，吸毒有多麼多麼好；但是，當吸毒上癮後，才知道毒癮的可怕。其可怕在於，吸毒上癮後，想再離開毒品很難。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死亡更是100%沒有選擇，人們可以選擇死亡，但是死亡之後，沒有人能選擇再活回來。所以，自由的根本敵人是死亡，死亡讓人們完全失去選擇權。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歸根結底，認識真理的意義在意，一是避開死亡陷阱，二是讓人有了戰勝死亡的依靠。在《聖經》裡，蛇引誘人犯罪，將人引到死亡的道路上：「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棵（善惡）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人吃善惡果的結果是，必然要死亡。這時候，人再後悔也沒用了，因為善惡果已經吃了，時間無法倒退，人從此成為死亡的奴隸。每個人都得死，而且時常處於恐懼之中。人們加入共產黨，大多數沒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隊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誘，讓人們入套。如果人們不吸毒，毒癮就不會對人們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讓人們吸毒，就必須讓人們覺得吸毒好，同時隱藏吸毒的危害。同樣道理，共產主義作為高級傳銷，也必須將自己裝扮的非常好。從實際情況上，站隊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說。因為，如果人們都知道了真實情況，知道共產主義內部必須站隊，而且絕大多數人都當炮灰，很少會有人參加共產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主義一方面必須通過美好的理想來誘導人，另一方面還得消滅說真話的人，以防止真實情況被人們知道。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當孩子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時候，人們的注意力焦點是皇帝，討論皇帝是否穿著衣服。如果共產主義碰到這種新衣的情況，很容易被真話揭穿。這時候，共產主義怎麼辦？那就是轉移注意力：一方面，共產主義會強調美好的理想，讓人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為未來無限美好理想進行的暫時犧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說出共產主義沒穿衣服的時候，共產黨不是討論共產主義是否穿著新衣，而是反過頭來質疑說真話的人，強調說真話人試圖詆毀共產主義的險惡動機。然後，共產黨和知識份子挑起論戰，討論說真話人的問題，也就會忘了共產主義到底有沒有新衣。在黃克誠的回憶錄中，說到當時他的見聞：「何篤才原是一軍團幹部，對一軍團和毛有深刻認識。由於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之爭中支持朱德，從此就不受重用，調到紅三軍團三師任宣傳科長。他曾對我說過，毛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論政治主張，毛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站在反對毛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麼問題？他說：毛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決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還舉例說，像李韻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權力。結果，干壞了事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何篤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裝」的小孩子，看到毛的問題、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他的結果是，毛在肅反的時候，最初放過他，可能要表現自己大度，然後再找機會將他殺掉。
站隊文化和炮灰文化從毛的嫡系被捕殺開始顯著表現出來。三灣改編後，毛積極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裝。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為地方土匪武裝，主動接受毛的領導，被毛編為「第1師第2團（後變成紅4軍第11師第32團）」，毛因此佔據了井岡山。而龍超清是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也為袁文才與毛進行牽線搭橋。何長工曾經按照毛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將王佐這個井岡山的山大王拉入共黨組織。開始毛進入袁文才的地盤茅坪，後來再進入王佐的地盤茨坪，讓毛在井岡山能夠立足、生存下來。這兩個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完全聽從毛的指揮，因此成為毛最為心腹的軍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決議從莫斯科傳到井岡山後，毛在宣讀文件的過程中，以天氣太冷為理由休會。會後，毛和其他黨員開會，專門討論《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有關於如何對待土匪武裝的最新政策。《決議案》中說：「對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革命暴動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動成功後，應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對他們的首領應當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應當殺戮其領袖，爭取其群眾。讓那些首領深入到工農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當中，是異常危險的……」在當時井岡山地區，「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後來搬遷過去的居民）」形成尖銳的矛盾衝突；而中央的態度又將王懷和龍超清等「革命派」與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進行分界。這種錯綜複雜的鬥爭，讓調解無效的毛頭疼不已。在黨員的秘密會議上，毛念了這段話，讓黨員們發言。王懷和龍超清從《決議案》看到機會，首先發言要求按照政策內容消滅袁文才和王佐。而陳毅和朱德則明確反對，讓毛長舒了一口氣，把這個事情擱置。後來，朱昌偕、王懷和龍超清認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變，在中央特派員彭清泉的主持下，設下圈套，將宛希先（第1團第1營黨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隊伍的主要骨幹消滅，袁、王兩股部隊消失。毛聽到消息後震怒，自己精心培養的嫡系2團整體被消滅，宛希先也被殺掉。由於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岡山的大戶，因此導致毛的井岡山根據地喪失。
失去根據地，讓毛的立場急劇改變。從根本上，毛本人無所謂左傾或者右傾，只要對毛的個人利益有好處，就是正確路線。本來，毛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這樣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頂住中央命令的壓力，也就是曾經被中央批判的右傾；而嫡系被消滅之後，毛又變成左傾。因為，當自己的嫡系被消滅、並失去根據地之後，毛幾乎成了光桿司令。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灣改編時1團特務連連長、營級）以紅四軍11師師長的身份組織敢死隊，而且親自帶隊衝鋒而陣亡。因為曾士峨的死，毛對林彪大發雷霆。對於毛來說，曾士峨之死不僅僅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心腹的思維，更是毛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至此，毛在三灣改編後，可以依賴的軍事嫡系基本消亡，實際上失去了對軍隊的直接控制權。毛的下級嫡系，比如張宗遜（黃埔五期）為連級軍官、楊得志為當時11師師部炮兵連連長（由特務連改名），陳士榘和陳伯鈞（黃埔六期）當時為排長，黃永勝（毛給改名）當時任班長，後來在1955年授銜為上將。在這些毛的嫡系軍官中，沒有一個元帥或者大將，反映出毛在軍隊中的弱勢。在既沒有軍隊、又沒有根據地、還沒有中央領導權的情況下，毛就像是共產黨內的流民。所以，毛只有利用自己的長項，也就是通過政治手段重新站穩腳跟。這時候，中共中央的左傾屠殺命令，以及毛在軍隊裡的地位，成為毛的主要支持。毛開始大規模鏟除異己，以達到重新站穩腳跟的目的。在毛有軍隊、有根據地的時候，做事還相當穩重，遇到重大事件還與朱德等軍隊領導、李文林等地方領導商量溝通。但是，當毛的這些資本喪失、成為流民的時候，毛就開始拚死一戰，也就是通過打AB團重新建立勢力。最初，毛還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執行命令，隨著鬥爭的升級，毛開始赤膊上陣。毛的這個先指使手下、然後赤膊上陣的行為模式，在49年後反覆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崗、彭德懷和劉少奇，而且還想扳倒周恩來。（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