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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受害的眾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還艱難地生活著。在茫茫人海中，有誰還記得他們、瞭解他們、知道他們的苦難？下面記錄幾個無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見證毛澤東「陽謀」的罪惡，並以此文紀念反右運動——這個人類史上最無恥、最反動、最大規模的文字獄——50週年。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類處分的西南師範學院右派學生，在農村勞動改造半年之後，又被調回西師，在生產部組成右派學生勞動隊，由此我認識了許多新的面孔。
耐人解讀的苟文純
在西師勞動隊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學生中，苟文純是最顯眼的了。他已經38歲，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濃眉大眼，目光炯炯，一頭黑髮濃密粗硬，永遠梳理得光亮整潔；絡腮鬍子天天刮得干乾淨淨；舉止大方，談吐得體，隱約顯示幾分高貴。如果只看他的頭，你一定認為他是大款、顯赫政要、學者、教授。而其穿著則猶如乞丐：一件污黃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補滿補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爛成綹，舉臂抬手就飄帶似地飄舞；褲子同樣疤上重疤；破皮鞋補了又補已不能再補，走起路來「哧呵、哧呵」響個不停。難友們學他一步一頓地走路，嘴裡念著「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樂了。他的勞動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鬆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鏟除苗先鏟斷；叫他擔糞，他穿著那雙破皮鞋搖搖晃晃，扑哧扑哧糞水濺了一地。看他那狼狽相，難友們都說「夠了，夠了！」從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實他和我一樣都是60級學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銀行的行長。49年以後任副行長，和那位不懂業務又很蠻橫的黨員正行長經常發生衝突。三反時那正行長藉機把他打成貪污分子。後來帳雖然查清了，但副行長也給撤了。秉性剛直的他憤而辭職，以為憑本領還找不到工作。殊不知從此就呆在綦江農村老家。1956年大學擴招新生時才考到西師外語系讀書。他和班上那些二十歲左右的小青年顯然有不小的代溝，青年們叫他向黨獻紅心表決心的時候，他說「有必要嗎？何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呢？」就是這句「反對無產階級政治」的回答，已經「夠了夠了」，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右派份子。
他的言談不多，休息的時候用朗誦莎士比亞著作和唱歌來打發時光。他經常唱一首極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優美。他唱歌的時候，和他同處一室的我們都靜靜地躺在床上聽他那時而低回時而高亢，時而沉鬱時而激昂的歌聲，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淒涼、悲慘、憤怒與抗爭有境界。唱完後他泥塑似地坐在那裡，兩眼掛著淚花，我們的心也隨之激烈地搏動。後來我知道那是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訴與反抗的歌曲。
五九年以後，毛澤東的「大躍進」破產，飢荒威脅著每個人。學校裡的情況也每況愈下食不果腹，勞動隊員個個飢餓浮腫。苟文純的身體徹底垮掉了，臥床不起，當局怕他死在學校裡，就叫他回家「自謀生路」，但是不發給一分錢路費。他慢慢地爬起來，修面、梳頭，雖然形銷骨立，還修飾整潔，仍然不失當年銀行家的風貌，背著破爛的行李，拖著浮腫的雙腿艱難地上路。可是天高地遠，無糧無錢，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著病餓浮腫之軀，一步步地掙紮著行走……兩天後他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來，每當我想到苟文純，就想到那紳士般的頭顱和乞丐似的衣著，如此的大不協調實在叫人玩味。其實他的頭是高貴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視強權、反抗暴政的象徵，是一尊不屈不撓的頭！而他的衣著是寒酸的、貧窮的、破爛的、強加的、被迫的，是對強權的揭露與控訴！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學生，竟襤褸如此、潦倒如此！這是什麼世道！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苟文純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運」使她香銷
徐香圃是勞動隊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歲，已婚並有了孩子；歷史系60級學生。大約因為家庭孩子的牽掛吧，她很憂鬱，管教幹部認為她思想改造不積極，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勞動隊解散才復學，這樣她就從1956到1963讀了「七年制」本科。64年春節，我在重慶一個朋友處會到她。此時她很高興，說畢業後分到江津地區江北縣，旋即叫她參加四清工作隊搞四清運動。我大吃一驚，說：「我們都是四清的對象，你卻去清理別人。」因為按共產黨的政策，所有右派份子不管摘帽與否，都是階級敵人，都被剝奪了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權利，只能像肥豬等待宰殺一樣等待在四清運動中挨整。右派份子能夠參加四清工作隊，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還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慮，說：「我也很顧慮，曾向四清工作團長表明我的身份，那團長說‘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現嘛，你就大膽工作吧’。」原來她的高興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終覺得是一種危險。那次分別後再也沒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結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時，一位參加過四清的人無意間提及文化革命開始時，四清工作團集中在永川整風，鬥爭一個混進四清工作隊的右派份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殺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的心一陣陣顫抖。
後來經過多方打聽，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隊有上佳表現，說話、做事、匯報工作、寫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來的是嫉恨，連四清工作團長也受到「重用階級敵人」的攻擊。當文化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四清工作團長不再說「既往不咎，重在表現」的話了，把她推出來當階級鬥爭的活靶子。她首當其衝，幾千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火力橫掃她一個，是怎樣一種災難！什麼「隱瞞罪惡歷史」，「右派份子翻天」，「混進四清工作隊」，「對貧下中農進行階級報復」……等等。大字報橫掃，大標語圍剿，大會場批鬥。本想立功表現，卻落得如此下場，她一時驚恐萬狀，既而萬念俱滅。在顛倒黑白的人間地獄中，她便選擇了拋家棄子，憤而自殺，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裡，用鋒利的刀子割斷喉管，倒在血泊之中。死亡對於每個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絲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競選擇了死亡！毛澤東的殘暴，給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災難！
徐香圃就這樣香銷園圃。
一個沒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經是包括重慶市在內的原四川省數萬名右派份子中沒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師範學院700多右派學生中惟一沒有「改正」的人，化學系58級學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張標語式大字報驚動了所有人：「曾清經要殺共產黨！」認識他是在右派勞動隊，是一個剃光頭打赤腳穿補巴衣服，粗手大腳的農民模樣的人，是勞動隊最忘命的幾個人之一，力氣大，不怕苦，挑、抬、扛經常在200斤以上。那時的右派學生是最單純最聽話的，雖然有天大的冤屈，但黨給的處分都無條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爭取早日摘帽復學。但是不惜體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體。當每頓3兩大米變成3兩豌豆，再變成9兩紅苕，最後變成6兩麥麩的時候，飢餓、浮腫，步履艱難，他再也不能帶頭幹活了。他從嘉陵江邊的草街煤礦擔著百斤重擔，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兩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於100斤時，他遠遠地落後了，每攀登一步都虛汗如雨喘氣如牛費盡全身力氣，最後眼睛一黑一個跟斗摔下去……大家發現他時他已經僵臥道旁，和全中國4000萬餓殍一起被毛澤東拖進了「大躍進」造就的巨大墳墓。沒有追悼會，沒有通知親人到場，挖個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隻死豬死狗。
1961年曾清經被追認摘帽，1979年卻沒有「改正」，聽說與他「要殺共產黨」有關。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殺共產黨」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世界皆知，結果怎樣？栽贓陷害。既然《人民日報》可以在全世界致誣、說謊，那麼西師黨委為什麼不可以給一個弱勢學生羅織罪名呢？如果曾清經說過這樣的話，他肯定不僅僅是個右派，肯定不僅僅是二類處分，勞教、勞改、甚至殺頭，都是他最適合的去處。但是，可憐曾清經已拋屍荒野無人為他申訴，他只能在陰曹地府繼續戴那頂「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迫害700多名右派學生終於整「對」了一個，七百幾十分之一的「正確率」，不僅在全國屬於領先水平，更是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的確鑿證據。鄧小平的理論多麼「偉大、光榮、正確」！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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