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與丈夫蔣培坤教授，2011年6，Phebie Thum攝
【看中國2015年06月03日訊】「八九」至今，已經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對個體人生而言，實在是個可謂漫長的歲月。在這二十六年中，我由為人子，進而為人父，肩負起了養兒育女的人生責任。
我深知自己是個平凡的人，也只想過一種平凡的生活。然而，僅僅因為歷史的機緣，在1989年春夏那場反腐愛國民主運動中，自己本著良心，遵照多年在學校教育中老師及書本所教導的要堅持正義，要為社會承擔責任，而與千千萬萬的學生一道上街悼念胡耀邦，為胡耀邦生前受到的不公正鳴不平，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進而由悼念上升到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維護人權。這些訴求當然也是胡耀邦先生生前未競的心願。結果竟遭到鎮壓，許多同齡學生長臥於長安街，而倖存下來的許多學生在二十六年中所遭受的一切，見證了一個自詡崛起、繁榮、強大國度背後的陰暗與懦弱。
我在這二十六年中所經受的大多數事，隨著歲月流逝而日漸淡忘，但有幾件與孩子有關的事卻經常縈繞於心，揮之不去，還不時在某個不經意間刺痛我的神經。
2009年5月初的某一天，孩子放學回來。當我打開門迎接孩子進家時，孩子卻沒有如往常一樣一衝入內，而是在門口停了一下，用眼睛瞪著我看。我當時並不在意，只是催她快進屋，並且自己轉身就又回到房間裡的電腦前坐下。緊接著，孩子轉到了我的身邊，靠著電腦桌站下，看了一下我在電腦上打字，就轉身離開了。孩子在家中到處轉了轉，過了一陣，又轉到了電腦桌前，並且遲遲地問：「爸爸，今天沒什麼事吧？」我盯著電腦的雙眼沒有離開，順嘴答道：「沒事。」孩子聽到後似乎顯得輕鬆地走開了。但過了一會，孩子又轉到了我的電腦前，盯著我的臉看了看，又問了一句：「爸爸，今天沒什麼事吧？」到此，我這個呆笨的父親，也聽出了一點異常。於是我將盯著電腦的目光轉向孩子，問她：「怎麼了？今天有什麼情況嗎？你怎麼反覆這樣問呢？」孩子猶豫地應答著：「沒事就好。」我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勁，於是耐心地拉著孩子的手，輕聲地問：「你感覺到家裡有什麼事嗎？碰到什麼事了嗎？別擔心，跟爸爸說說。」在我的追問、鼓勵與勸導下，孩子終於說：「今天學校期中考試。第二節課考數學時，我忽然聽到學校外麵人聲嘈雜，還有汽車聲與警笛聲。我當時想，可能警察又來我們家了，來帶我爸爸走了。當時想出來看看，但已經開始考試了，無法出來。於是我仔細聽著外麵人聲，似乎從嘈雜聲中聽到有爸爸喊我的聲音，但又聽不太清，不能確定。我當時真難過，很想出來看個究竟，但又害怕老師與同學關注我。過了一會，人聲漸漸遠去。我又想如果真是帶走我爸爸，老師應該會有所反映。當我看看老師時，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於是心中想可能不是來抓爸爸的。就這樣，我帶著猶疑不定的心情，盡快考試完後，馬上趕回來看個究竟。」聽到此，我一下想起了孩子今天從回家來的一系列反常情形。我久久拉著孩子的手，竟不知如何跟她解說，只是在嘴上機械性地反覆念叨：「別擔心！孩子，不會有事的。……」
孩子產生如上錯覺應該是因為2009年元月9日深夜警察上門抄家並將我帶走，給孩子精神上造成的刺激所致。記得當晚孩子剛剛熟睡，一批警察衝進了家中，孩子從睡夢中驚醒，驚恐地看著家中發生的一切，看著自己的父親被警察帶著揚長而去。這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多深的創痕，從這次考試中孩子產生的錯覺可以想見。
孩子上學原本是件開心的事，但是經常面臨要填寫一些表格，其中包括父母的身份、職業。每次填這種表格時，孩子都會回來認真地問我：「爸爸，你是什麼身份？什麼職業呢？」每每面對這個問題，我都不知如何回答。有幾次我告訴孩子，身份就填公民，職業就填自由職業。但是，孩子回來說老師講沒有這個身份，只有幹部、工人、農民、商人等。這真使我為難。有一次我就讓孩子填上自由撰稿人。記得當天孩子回來還很高興，說老師看到自由撰稿人後有些驚訝，說這是作家啊。過了幾天，孩子回來又說，老師知道爸爸是作家後，讓拿幾本爸爸寫的書給他看看。我當時一聽頭就大了。自己雖然寫過幾篇文章，也有幾本書中選錄過文章入內，但沒有專門出過書，現在老師想看看這個學生的作家父親所寫的書，原本也是番善意，但我哪裡去拿本書來？而我自己寫的那些文章在國內網路轉載都困難，常常被刪除，想出書真是門都沒有。當時面對孩子熱盼的雙眼，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從那以後，再填表時，我就不敢再讓孩子填什麼自由撰稿人了，只能讓他寫農民。但是，有一次孩子回來說，老師講了，是農民就得寫出詳細的農村地址，還得有農村戶口本。這一來，讓我又無法說清了。我時常迷惑，自己究竟是個什麼身份？該寫個什麼職業？在這種困擾中，孩子有一次很鄭重地建議：「爸爸，你能否去開個小店？或者到什麼單位去打工？這樣也好填個職業啊。」
是的，我不是沒有考慮開個什麼小店，或者到什麼公司應聘打工。我曾經就到公司打過十年的工，但是後來老闆跟我講的一席話，讓我打消了繼續打工的念頭。記得有一次老闆跟我私下聊天時說：「你的工資不能漲高。這是有關方面明確要求的。」當時我聽到這個話，心裏咯噔了一下，但轉念一想也許是老闆找個藉口不加工資而已。但是，後來我在聽到體制內一個朋友也說出類似的話：「對八九那批學生，當局早就定好的。讓大家餓不死，但活不好。做生意的受控制，不能發財。打工的工資當然也不會太高。」再後來，我在一次與國保交談中，聽到對方無意間流露說：「你們還想過得怎樣？餓不死就該知足了。」這種種的信息，讓我相信那個老闆所言並非胡編，於是我從此就放棄了打工的念想，當然自己開店做生意也就更不敢嘗試。如此一來，就使得孩子每次填表時，都愁眉苦臉，宛如碰到無解的難題，面對表格發楞，不知如何下筆。每每這種時候，我的心真是在滴血，我經常錐心自問：「我這是造的什麼孽啊？我讓孩子跟著受這份罪。我究竟犯了什麼錯呢？」。
是啊，如我等從八九年過來的學生，不過是本著一份做人的良心，表達一份憂國的真誠，承擔一份社會的責任，說了幾句真話，難道這不是國家一再教育我們要如此嗎？難道替胡耀邦鳴不平有罪？難道中國腐敗不該反？難道中國民主不該落實？難道中國人權不應保障？這些訴求無論於法於理都沒有什麼罪錯啊，也符合中國政府一再對外宣稱的理念與對我們這些學生的要求啊，怎麼就遭到這種對待，並長達二十六年，且未來還了無盡頭。如此對待一代人，還連累到下一代人，這是個什麼社會？這還有一點天理人性嗎？
然而，苦難顯然沒有盡頭，孩子的夢魘也沒有結束。2013年6月9日，我妻子與親戚在桂林合資建房，當局以絕不允許我到桂林居住為目的，強力推毀了房屋，並將我妻子綁架毆打致傷。記得當天我妻子回家痛哭著訴說所發生的一切時，孩子在傍邊陪著流淚，並且一再哭著安慰勸導她母親說：「我們別再參與建房了。」這件事過後不久，有一天早上起來，我看到孩子雙眼紅腫，十分睏倦的樣子，於是就問孩子：晚上怎麼沒睡好？結果孩子很沮喪地說：「昨晚我又夢到他們來推毀我們的房子了。我想攔，攔不住。我想跑，又跑不動。那真是痛苦。後來驚醒了，再也無法入睡。」
聞聽此言，我長嘆一聲，……
二十六年了！說實在的，我的家庭和子女所承受的苦難，遠不如劉賢斌、陳西、陳衛、趙常青、郭飛雄、楊天水等等同仁多，更無法與那些當年長臥於長安街頭的英烈和天安門母親們的家庭相比。每每我看到自己孩子面臨的困境，想到那些身陷牢獄者的孩子們的痛苦無助，內心那種錐心刺骨的痛，真是無以言表！當然，那些當年失去孩子的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孩童，在這漫長的二十六年中，又是怎樣的煎熬？！……
從我一家的遭遇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後極權統治對孩子心靈的傷害。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髮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蒼天啊，這個民族不能再如此在罪惡中苟延了！必須正視八九一代的訴求，平反八九事件，給死者以告慰，給生者以說法，恢復八九一代人的正常生活。否則，中國社會邪氣瀰漫，正氣不彰，災難不斷，和解無望，危若累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