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4。面對機槍的那桿葉子煙
「文革」期間，我所經歷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從西寧來衝擊集訓隊監獄的那一回。時間我記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間。那是差點造成流血慘劇的事件，我們離鬼門關只有幾步之遙，只在一揮手之間。我現在想起那件事，總覺得那天是太危險也太僥倖了。
「文革」的造反，因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開黨委鬧革命」，各個不同單位各鬧各的，原本互不干預。可是後來，鬧派性的武鬥開始以後，情況就越來越亂。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關押在監獄裡面，於是便有造反派衝擊監獄的事件發生。口號是要「打開監獄解放造反左派」。實際上，雷馬屏農場的這個監獄，那時還沒有關押過造反派，本來並不是他們要衝擊的對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亂症還傳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說某某地方的造反派衝擊了監獄，其他地方的造反派都會聞風而動。雷馬屏地區有一個森工局，林業工人很多。他們的造反派奪權以後，在西寧的聲勢，比雷馬屏農場造反派更大。不知是為了「派性」還是為了「比聲勢」，他們忽然說要來衝擊監獄。
農場的武警，在西寧共有一個營，但負責守護集訓隊監獄的，只有一個加強排，由一位副連長指揮。在聽到森工局造反派要來衝擊監獄的消息後，集訓隊的氣氛頓時變得非常緊張，武警在監獄裡進行過一次對付「衝擊」的演習，戰士們一個個全副武裝，隔著監獄的圍牆，站在高板凳上，把槍架在圍牆上，瞄準通往監獄大門前的道路，做得非常認真。集訓隊的幹部在武警演習時，就把犯人集合到學習室，不許隨便走動。犯人對這次演習，大部分人是漠然無動於衷的，把它看作「假過場」，估量不會真有人來衝擊監獄。而有過戰爭經驗的犯人則嗤之以鼻，覺得用這樣的方式來守護監獄，只能嚇嚇外行，如果真有懂軍事的人來進攻，這一排人便會被全部殲滅。因為，只要將幾個手榴彈甩進來，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無法躲避的。
這次演習後，武警和集訓隊幹部感到在有人衝擊監獄時，如何安置犯人確實是個難題，萬一犯人從武警後面搞暴動，裡應外合，豈不糟糕？於是，在得到了造反派真要來衝擊監獄的確切信息以後，集訓隊的周中隊長，就決定把犯人分成幾部分：一大部分，約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帶領，到離隊部不遠的後邊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較老弱的約二十來人，則由一位分隊長帶領，到隊部前面向右拐彎處一塊比較隱蔽的地裡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動的不能勞動的病號，則讓他們留在宿舍裡，不准外出。
出工的時候，犯人並不知道今天有人來衝擊監獄，只以為是照常出工。帶隊的周中隊長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在農場工作多年，比較講政策，平日作風穩重，對犯人不輕易打罵。他帶隊，犯人並不特別怕。只是，他平常是不帶隊出工的，今天忽然由他帶隊，而且，像這樣分隊出工，也不同於集訓隊的常規。犯人中對時局敏感的人，心裏不能不有些犯疑：是不是今天有特殊情況？……
我跟著這七八十人去改田改土，由隊部下面的一條山路向左拐上坡。押送我們出工的武警，是四個人，三個抗著上刺刀的步槍，一個抗著一挺輕機槍。到工地以後，周中隊長粗略地分了一下工，把人分成兩部分，分別在緊鄰著的兩塊地裡幹活。那時候，勞改隊裡「學大寨」式的改田改土，本來是比較重的勞動，可是在集訓隊，它只有那麼一點地，這兩塊地，就是把那個小山坡挖高填低，用挖出來的石頭砌地邊上的坎子，開發出來的，每塊的面積還不到一畝。隊上似乎並不打算趕工完成，幹部也並不規定每個人的勞動定額，犯人「慢工出細活」式的幹，斷斷續續干了三個多月還是個毛坯子的樣子。這天分工以後，每塊地裡有三四十人，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力氣大的抬石頭，手腳麻利的砍邊荒，一邊干一邊就咕咕噥噥的在聊玄天。自然也免不了要猜猜今天這是個啥陣仗。因為，平日出工是沒有機槍跟著走的。
大家耍耍搭搭的幹著，到上午十點種的光景，忽然聽到監獄裡面傳來一陣緊急集合的哨音，那哨音吹得震天價響，我們知道，這肯定是有情況了。忽然武警的那位營長，這時匆匆忙忙地從坡下面走上來，跟周中隊長咬耳朵式的說了幾句話。這位營長，平時在集訓隊是很難得見到他的，他顯然是今天才從西寧總場部趕來的。他匆匆忙忙跟周中隊長咬了下耳朵就雷急火急地走了。周中隊長馬上就叫：「集合！」並且叫大家：「不帶工具！都到這邊來！」大家站成橫隊，清點人數以後，周中隊長便把隊伍帶到工地旁邊不遠的一個小山窪，指著這小山窪向大家說：「你們都在這裡挨在一起坐下！警衛站的地方就是警戒線！不許離開！不許亂動！」於是，大家就挨挨擠擠地坐到這小山窪的地上。
這小山窪是個戳箕形，背後是壁陡的，有一人多高，前面是個敞口，兩邊的「戳箕邊」有點像隆起來的埂子，又像是兩隻巨人的手臂，把這塊地摟成一個山窪。山窪裡面雜草亂石高低不平，這七八十人零零亂亂地坐下去，剛好把它填滿。「戳箕口」就挨著我們來的時候走的那條山路。我坐在靠右邊埂子的中間，地勢比較高，沒有樹木遮攔，可以看得很遠。通向監獄的那條公路，看得非常清楚。
三個背步槍的武警，有兩個在左右兩邊的埂子外面走來走去，另一個背著槍走動在後面的坡上，他們離犯人幾乎只有一步之遙。輕機槍就架在小山窪的正前方，離我們約有四十步的樣子。機槍手是個近兩米高的北方大漢，筆挺地站在機槍後面，一步不動。機槍的彈盒裡已裝滿了子彈，上好膛。他眼盯盯地就看著我們，那樣子真有點叫人不寒而慄。
這時候，小山窪裡的氣氛是悶沉沉的，幾乎能使人窒息。周中隊長忽而跑下去，忽而又跑回來，一句話也不說，
過了幾十分鐘，忽然那位營長滿頭大汗的走上來，揭下軍帽當扇子扇著，氣喘吁吁地向周中隊長說：「這事情恐怕是要干啦……」周中隊長連忙走攏去和他低聲的交換意見。營長只說了幾句話，手一招，向站在坡上的那個武警戰士叫了聲：「你來！」隨即拉著周中隊長，帶著那個武警戰士一路走了。這時，小山窪這裡，就只剩下了兩個背槍的武警和一挺輕機槍、一個機槍手，在看住這七八十個犯人。
我發現小山窪裡已經有人開始交頭接耳，回過頭來，忽然看到遠處通向監獄的公路上，有解放牌的大卡車在嗚嗚的開上來，車上站了滿滿的一車人。後面究竟還有幾輛這樣的車，看不清楚。這時，忽然有人在我肩頭上拍了一下，說了聲「接個火」。我轉頭一看，是「熊笨三」。他一面掏出紙煙在我的葉子煙上接火，一面低聲地說：「今天，他們可能要用機槍點名，我們有幾撥人準備搶槍。大家要我來問你，干不幹得？」（他們所以問我，是因為集訓隊裡的很多犯人，都把我看作是他們「信得過」的「右派」。）我問：「有哪些人？」「熊笨三」說了幾個名字，這些名字我現在記不得了。他說：「×××那裡有三個，×××那裡有六個，我這邊一共有十幾個，還有的在聯繫，反正幹起來大家都會動手。」我問：「鋤頭鋼釺都在工地上怎麼去拿？」他說：「砍刀他們悄悄帶過來了，石頭都準備好了。警衛只有三個人，空手都可以對付。」我心裏一陣緊張，知道這些犯人信得過我才來問我，他們也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必須由我來作決定。我連忙鎮靜下來，向「熊笨三」說：「你去跟大家講，叫他們把人集中在前面兩邊的兩隻角上，不要慌，看著我手上的這桿煙，我一甩煙頭，大家就動手。我沒有甩，就不許動。你看，兩個警衛的槍還是背著的，機槍的彈盒雖然上起了，但他俯身下去，打開保險，總還要十幾秒鐘，他一俯身，大家就踴上去，還來得及。一定要看我甩煙頭才一齊動手，這關係大家的生死，不許冒險。」「熊笨三」悄悄地離開了。
一會兒，「段蝦兒」又悄悄溜到我身邊，說：「周老師，今天這樣子他們可能要對我們下毒手，反正是死，大家準備搶了槍跟造反派一起走，要不就在這些山上打游擊，希望你來拿個主張，看怎麼辦？」我只好把向「熊笨三」說的話，又向他說了一遍，並再三叮囑他，要看我甩不甩煙頭，不到必須動手的時候，不要亂動。
我右手擎著這桿葉子煙，眼睛直盯著遠處的那條公路，時而又向機槍手那裡瞥上一眼，精神是極度緊張的。也許是過去的生活把我錘煉成了這樣一個亡命的性格，越是在緊張的時候，我越能沉著。
一會兒，我看到武警戰士大約有一班人，從監獄裡湧出來向公路上跑去，手裡舉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一面跑，一面把「紅寶書」舉在頭上揮舞。很明顯，這些動作是從報上學來的。早些時候的報上，時常有解放軍戰士舉著「紅寶書」去隔斷「武鬥」火線的報導。看看他們已經挨近了迎面而來的造反派的卡車，……看那卡車似乎停住了，……造反派並沒有下車，……卡車似乎在掉頭，……情勢顯然緩和了……我仍然眼盯盯地望著卡車的動靜。
過了好一會，周中隊長走上來，喊大家「集合」，然後叫到工地上把工具拿回來，收工回隊。這時候，我手上的這桿葉子煙，已經快燒到我的手指頭了，到站隊的時候，我才輕鬆地把手放下來，吁一口長氣，將煙頭甩了。
回到集訓隊，在學習室裡坐下來，想起剛才的事，心裏反而怦怦地跳。這太危險了！如果我在那恐怖的情境下，一時驚慌地甩了那煙頭，事情就會變成一場暴動。不僅那三個武警會遭殃，犯人一旦搶到了槍，很可能會對住在近邊的集訓隊幹部家屬進行胡亂的泄憤報復，而隨後犯人會在武警一個排的反擊下被全部消滅，我也會在死前變成一個「反革命暴亂分子」。——這簡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在被判刑時就很自信地想過，即使共產黨把我判死刑，我也不會變成真正的反革命。同時，按照我對共產黨的理解，我決不會相信共產黨會有對犯人實行集體屠殺的作法。可是，「文革」一來，一切都是七顛八倒，人的理性和信念都被「造反」泯沒了，一切都不像原先那個共產黨的作法。《憲法》被撕成揩屁股的手紙，連國家主席都得不到人身保障，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呢？就拿今天來說，有人衝擊監獄，幹部應該向犯人說明實際情況，講明政策，安定犯人的情緒；決不應該對犯人封鎖消息，把犯人趕進一個小山窪，用機槍對著，造成犯人的內心恐怖。（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傳遍全國以後，犯人在面對機槍時的恐怖心理，是必然的。）而且，即使上面沒有「可以集體處決犯人」的指示，誰能保證在極左思潮煽動下的勞改幹部與武警戰士，在遭遇類似「衝擊監獄」的突發事件時，會不會有不把「牛鬼蛇神」當人的殘暴行為呢？在「文革」那「越左越好」的時期，「左」是不會錯的，殘暴已是「革命」的標誌。所以，我雖然慶幸自己沒有甩下那桿葉子煙，沒有造成慘劇，沒有辜負勞改犯人對我的信任，這一切都是值得向老天爺叩頭的。但是，我也感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因誤會而造成了一次流血的暴亂，那也不能怪我！
平反以後，我瞭解到，在「文革」期間，全國有許多地方，都發生過集體屠殺「牛鬼蛇神」的暴行。首屈一指的是湖南的道縣，兩個月殺了4950個「地富反壞右」。我更深刻地感到，我算太僥倖了。
八十年代初，我和刑滿出獄的「熊笨三」會面時，往事都成了笑談。他說：「那天幸虧你那桿葉子煙燃得慢，要是燃得快，一下子燒到了你的手，你要是慌忙的一甩，我們不曉得要成啥樣子了。」說得我們都哈哈大笑。
5。軍管的趣事
「文革」在1968年的「武鬥」盛行之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都實行了「軍管」。勞改農場也不例外，連集訓隊監獄也由「軍代表」來主事。而且，這時候的軍隊，也已經經過「奪權」的洗禮，派來的「軍代表」，是一位武警裡面的「副排長」，大概是四年前參軍的農村青年。因為，他有一次向犯人「訓話」時說：「現在中國最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就是我們這些有四年軍齡的左派嘛！」他手裡時常撐著一根斑竹棍，習慣於用斑竹棍子來打犯人，所以犯人就用「斑竹棍」作為他的代稱。一說「斑竹棍來了！」大家都有點緊張。因為，出工時候，誰要是掉了隊，落在後面，腿桿上就會挨他的斑竹棍。你和他對面走過，你要是不讓遠點，也會挨他的斑竹棍。
軍管時期，集訓隊的幹部，也仍然照常工作，管管犯人的生活學習及日常瑣事。但好像都是「半靠邊」的樣子。向犯人「訓話」，都由軍代表講。出工，也由「武警幹事」帶隊。這時候的幹部，似乎也樂得松閑，不願多管犯人的事。
「斑竹棍」在軍管時期的集訓隊，作過幾項傑出表演，可以說是「惡作劇」，也可以是是軍管時期的「趣事」。
第一件是過年「打牙祭」
這年的春節，集訓隊照例在過年時，給犯人「打牙祭」。而且，為了表示過年的喜慶，牙祭肉比平常的每月二兩三錢增加為四兩。這對犯人來說，是一件歡天喜地的大事。許多犯人捨不得把那份牙祭肉一次吃完，便留下一半，準備下一頓，和在晚飯裡面，自己再煨一頓吃。有的人，中午來不及煨，就把整個一份牙祭肉留下來，準備晚上煨來吃。本來，集訓隊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不許煨煨煮煮！」集訓隊犯人身上，一般是沒有火柴的。只偶然有人經隊部批准，請假到西寧去趕場，才能悄悄帶回一兩盒火柴，藏起來用。平常，都是用最原始的火鐮（打火的鐵片）和在地裡撿回來的火石，學彞胞那樣打火，把火草或紙捻子打燃作火種，把從工地上撿回來的干竹竿，作為煨煨煮煮的燃料，在集訓隊裡找三塊爛磚頭就可以圍成一個灶。那煨煨煮煮的窮折騰，看來是使人討厭的。但是，在春節那樣冷的時候，犯人們分菜分飯分下來，飯菜都已經冷了，不煨煮是不行的。
集訓隊的犯人是怎樣分飯分菜的呢？打牙祭不同於平常，打牙祭不是吃包谷粑而是吃大米飯，大米飯是要用秤稱的。分的時候，一般是把大廚房打來的飯菜，按生產小組先分成幾份，各組拿回去，再在組裡面分。每個組的犯人，大家把自己的碗擺在地下，分飯的時候，用一桿自製的小秤，用一個公用的搪瓷碗，一碗一碗地稱。大家輪流著值班掌秤，稱好一碗，便倒進一個地下擺著的碗裡。如果稱完還有多餘的飯，再均勻地分到每個碗裡。分菜的時候，則不用秤稱，分在碗裡，大家看看差不多，就算了。如果誰有意見，負責分菜的人，就把自己那份和他交換。而打牙祭吃肉，則是最斤斤計較的，因為肉不僅要求重量相等，還有肥瘦的不同。所以一碗一碗地稱了過後，還必須拈鬮。按1、2、3、4、5……的順序，誰拈到哪碗就吃哪碗。試想，熱騰騰的飯菜牙祭肉，經過這樣分來分去的過場，還能不冷嗎？所以，集訓隊幹部雖然說過「不許煨煨煮煮」，但對犯人的這些事情，好像看慣了，也覺得情有可原，就往往睜一眼閉一眼，充其量批評幾句，並不過分計較。而遇到這位「斑竹棍」，事情就嚴重了。也不知是崗樓上的武警，發現了學習室裡的煙子，報告了他，還是他偶然地走了進來。他一進學習室，看見有人在煨煮，腳一伸，就把那些在灶邊上擱著的裝牙祭肉和飯菜的盅盅、盆盆、碗碗，一隻只地踢了個滿場飛。牙祭肉和飯菜撒了一地。隨即又叫了幾個武警進來，叫犯人全體集合。叫武警到學習室裡把那些正準備煨煮的盆盆碗碗一起拿來，又叫到犯人宿舍裡去搜，搜到有裝剩飯剩菜的盆盆碗碗，也一起拿來，叫到大廚房去拿來一個木桶，把所有這些牙祭肉和剩飯剩菜，一起倒進木桶。然後，向犯人「訓話」：
「你們這些傢伙，你們平日鬧糧，不是說吃不飽嗎？怎麼又吃不完了呢？你們搞煨煨煮煮，還想過你們那種資產階級生活，你們為什麼要想資本主義復辟嘛？道理就在這裡！不許你們煨煨煮煮，你們不高興，是不是？過年，你們還想吃個滿嘴流油，是不是？告訴你們，人民群眾歡欣鼓舞之日，就是你們牛鬼蛇神難受之時。吃不完，我們抬去餵豬！走！」
他把斑竹棍一揚，就叫武警把那桶混著牙祭肉的飯菜，抬去餵豬去了。
犯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留下的半份牙祭肉，有的是整個一份沒吃一口的牙祭肉，和晚飯的飯菜，都抬去餵了豬。有的人嘆了口氣，說：「今年這個年，豬比人過得好啊！」
過去，勞改隊的幹部，多少還有些「政策」觀念。到「軍管」時期，「政策」已蕩然無存了。也許當時社會上亂得太凶，需要「軍管」。可在犯人眼裡，勞改隊的「軍管」，卻是「文革」時期最黑暗的一頁。
第二件是「階級鬥爭教育」的「實習」
這時候，武警戰士裡面，換了許多人，大部分都是新兵。當時，新兵入伍以後，強調的是要進行「階級鬥爭教育」。這樣一來，在「斑竹棍」的教育影響下，這些新兵就對集訓隊的「牛鬼蛇神」懷著特別高的警惕，隨時隨地都防著犯人會搞什麼鬼。犯人見新兵走過來，必須趕緊讓路，離他稍近一點，他就會一刺刀捅過來。有一個犯人，背篼上叫刺刀捅了個窟窿，差點被刺傷了，那新兵還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想幹什麼，你來試試看嘛！」從此，犯人不得不特別小心。
「斑竹棍」為「階級鬥爭教育」創造了一種新鮮的方式，就是教他們學會和習慣於打「階級敵人」。因為，新兵大概還沒有學會可以無緣無故地打人，所以，他就採取了讓他們「實習」的方式。
一天夜裡，大家睡得迷迷糊糊，忽然間，一陣哨音，「斑竹棍」在外面喊「緊急集合！」大家不知是什麼事，趕緊披衣起床，急忙往外走。可是，一出宿舍門口，兩邊的新兵拿起竹片就在背上或腿桿上打，約有十來個新兵，都是在這樣的「實習」中來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犯人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了什麼事。「斑竹棍」在叫犯人站好隊以後，才開始「訓話」：
「你們睡得好哇！我們警衛幹事為你們站崗，喊你們練習一下緊急集合，你們一個個死豬一樣不聽命令，不該打嗎？不該受教育嗎？這集訓隊就是改造你們的地方，你們不聽命令，就是反改造，改造與反改造，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們警衛幹事的竹片，就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嘛。你們要反改造，竹片也可以換成棒棒，也可以換成刺刀、機槍，你們頑固，不怕你們頑固！今後緊急集合，五分鐘站不好隊，有你們受的！聽到了沒有？」
犯人連忙回答：「聽到了！」但「斑竹棍」嫌回答的聲音太小，說：「什麼？你們不願意回話嗎？呃！聽到了沒有？」
犯人趕忙大聲的回答：「聽到了！」
「斑竹棍」這才說了聲：「這還差不多。」然後，讓大家解散，回去睡覺。
他的這種「階級鬥爭教育」方式，在武警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一個關在獨居裡的瘋子犯人，有一天，忽然在夜間被幾個武警打得亂喊亂叫，打來打去，漸漸地叫聲微弱，第二天，聽說那犯人死了。在我離開集訓隊之後，聽說，有一段時間，集訓隊裡面武警打犯人打得很凶。上述任世同的手臂被打斷，也就發生在在那段時間。像這樣凶狠地亂打犯人，在「軍管」之前是沒有見過的。
第三件是拿犯人「耍猴戲」
集訓隊的犯人，有時候也會發生爭吵打架的事，本來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無足輕重。可是，在「斑竹棍」主事的那段時間，卻上演過一場「耍猴戲」的惡作劇。
「斑竹棍」在聽到有人向他報告了「有人打架」的事件以後，就在晚上，把全隊犯人集合起來，，圍成一圈，把兩個打架的犯人喊出來，站在圈子中間，然後問：「是你們兩個打架嗎？」犯人回答說：「是。」又問：「哪個打贏啦？」一個犯人說：「是他打我。」另一個犯人說：「是他先動手。」
「那好，看來你們還沒有打夠。」他揚了揚斑竹棍，說：「現在讓你們打夠！打嘛，當著大家打。打呀！開始呀！」
兩個犯人連忙說「報告軍代表，我們錯了，以後不打架了。」
「斑竹棍」說：「那不行，不叫你們打你們要打，現在叫你們打，不打不行！」然後，用棍子指著一個犯人說：「你先打！打他！……打呀！」
這個犯人只好在對方臉上輕輕打了一下。
「不行！用力打！要打響！」
犯人只好用力在對方臉上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斑竹棍」說「好！」轉過來用棍子指著另一個犯人：「現在你打他！」
這個犯人剛才挨了一記耳光，正想報復，便狠狠一耳光打去。打得那個犯人叫了聲：「哎喲！」眼睛骨轆轆地望著對方。
這時，「斑竹棍」及時地下達命令：「好，互相打！用力打！
於是，兩個犯人互相對打起來。旁觀的犯人，有的在笑，有的在交頭接耳，說這是從未見過的新鮮事。兩個犯人打了一陣，覺得在眾目睽睽之下，讓大家像「鬥雞公」似的看著，有些不好意思，於是便默契似的互相躲閃，動作也慢下來，不想打了。
「斑竹棍」看到就說：「怎麼不打了呢？」隨即問：「他們是哪個班的？班長出來！」
勞改隊喊為「班長」的，就是生產小組的組長。於是，兩位「班長」站了出來。一位劉班長，一位謝班長，兩個都是大漢。「斑竹棍」叫他們每人拿根竹竿，站在兩個打架犯人的後面，命令說：「你們看他們哪個不打，就打哪個。」
兩個班長這時就為難了，自己同組的犯人，每天生活勞動都在一起，多少總有些感情。現在軍代表忽然叫自己去打他，總覺得下不了手。於是只好喊：「你們打嘛，不打，我就要打你嘍！」
兩個犯人只好又假把意思的打起來。打兩下又鬆下來，躲躲閃閃，裝裝樣子。兩個班長只好在旁邊看著，以為這只是混時間。
「斑竹棍」看到這情況，便說：「他們不打，你們怎麼不打他們呢？叫你們監督他們好好改造，你們不監督，現在叫你們監督他們打，你們又不打，這樣不行！來！……」他向旁邊看了一圈，選出兩個犯人，叫他們各拿一根竹竿，站在兩個班長的身後，說：「他們不打，你們看班長不打他們，你們就打班長！」
這樣一來，班長趕忙催促那兩人快打，兩人反而不打了，班長就打他一竹竿；班長慢了一點，屁股後面就挨一竹竿。這樣，裡外三層，越打越快，六個人都在跳。「斑竹棍」笑嘻嘻的看著，似乎很欣賞自己這得意的傑作。
時間長了，裡面打架的兩個人，打到後來，因為過分緊張，有一個被打出了鼻血，隨即被打倒在地下。這時，「斑竹棍」才從容地喊了聲：「好啦！」隨即又向大家「訓話」：
「你們這些傢伙，是社會上的渣滓！國家拿錢拿糧來改造你們，你們不好好改造，你們要打架。打嘛，我讓你們打，怎麼又不打啦？以後，你們誰要打架，就是這樣子！」
犯人先是覺得好笑，到散會以後，卻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大家覺得這只是拿犯人來「耍猴戲」，都覺得這軍代表的做法，是隨心所欲，與勞改政策是對不上號的。但也有人說，這是「文革」時期的「軍管」，過去的政策是「舊」的，可能在「破四舊」時一起「破」掉了，有什麼說的呢？作了犯人，其實也未必比得上猴子。
我當時想了幾句順口溜：「耍猴戲呀耍得妙，猴子都在裡面跳。旁觀看得好開心，沐猴而冠嘻嘻笑。」
這位「斑竹棍」軍代表，以為這樣把犯人作為「人」的自尊心完全打垮以後，犯人就被馴服了。他大概沒有想到，在他「耍猴戲」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作為「軍代表」與作為「人」的尊嚴、連同國家政策的尊嚴，一齊「耍」掉了。他過於得意忘形，以致不自覺地把自己表現為一個「沐猴而冠」的極左小丑。
6。向陽坪•1971年的好望角
我的15年刑期，按國家法律規定，從1957年12月14日失去自由起算，到1972年的同一天刑滿。除了在成都監獄和工廠裡的日子，從1963年5月後，都是在雷馬屏農場過的。而在農場，除了最初四個月是在筑路，其餘時間，扣去兩次到山西寨中隊的不到一年，大部分都是在集訓隊監獄裡度過的。所以，我有時候不免嘆氣：在看守所的時候，「八十四」勸我爭取早點判刑，說勞改隊的生活比監獄好。而我到了勞改隊，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監獄裡坐牢。特別是遇上了「文革」，在集訓隊監獄裡，是很容易把小命「叭」的一聲就丟在那裡的。我感到自己確實是命途多舛，連勞改都不如別人順當，老是在「監中之監」裡過日子。三進集訓隊，竟磨去了六年多。人已經四十六歲了。
到1971年，我的勞改運似乎有了點轉機，這是由於農場有一個慣例：對於刑期只剩下一兩年的犯人，估量他不會再逃跑，就可以從集訓隊放到中隊裡去，讓他熟悉中隊的勞動，以後便於在農場就業。因而，我也慶幸自己有條件可以走出集訓隊監獄了。
可是，在我離開集訓隊的時候，已經有一批從四川各地送來的新犯人，進了集訓隊。其中有「右派」，也有「造反派」。後來平反出來的朱承義，是1957年在雲南師大任教時被劃為「右派」的，在「文革」中又被作為「群眾專政」的對象，加以管制。1971年又被作為「反革命」判刑十年。從他那裡，我瞭解到，「文革」開始後，原先沒有坐牢的「右派」，差不多都在「文革」中一次再次地挨斗挨打。他甚至被打斷肋骨，打得吐血。我聽到這些信息，真有一種說不清的感受。似乎我在「文革」期間坐牢，反而少挨了許多打。而且，以我的性格來說，如果沒有坐牢，在「文革」期間說不定早已經和誰拚命或自殺死了。這樣想來，似乎坐牢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在這個禍福無常的時代，知識份子既已被叫成了「臭老九」，還有什麼是可以由自己選擇的呢？從「監中之監」放到中隊，農場也還是監獄。即使從農場放回家，這時的社會也不過是一個大監獄而已。有什麼可慶幸的呢？
我從集訓隊調到向陽坪中隊，大約是1971年春耕大忙的時候。向陽坪中隊是一個農業中隊，因為地勢比較高，旱地較多，水田較少。因而，有兩個旱地班而只有一個水稻班。原先，本來還有一塊茶園，在我調去不久的時候，聽說是因為要執行「以糧為綱」的指示，就把茶園砍掉來改種包谷。——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砍掉茶園種包谷像是發瘋，可在當時，上面指示的「綱」，是沒有誰敢碰的。多好的一片茶園，說聲砍就砍了。我被分在旱地班，一年到頭，基本上是和包谷、紅苕、小麥、油菜打交道。
向陽坪中隊的勞動是比較艱苦的。由於地勢高，從中隊到西寧要走很長的山路。順公路走有十來里，走小路爬坡則可以略為近幾里。有時候，犯人從西寧用背篼背磚到中隊部，勞動力強的可以背三四十匹，我背二十匹還要走走歇歇的走大半天，累得滿身大汗。
向陽坪背靠大山老林，常年有犯人被派在大山上砍木料，供場部作建築用材。這些砍木料的犯人，糧食和肉食的供給標準都略高於其他犯人，而且，他們向彞胞去買肉以及從中隊的地裡偷點包谷、紅苕，南瓜之類，到山上去煮，也沒有人管得著。他們請假趕場，也比較容易得到批准。犯人把他們叫做「伐木隊」，有時可以從他們那裡聽到一些新鮮信息。
秋收以後的農閑時間，許多犯人都要被派上山去拖木料。這是一項重勞動，而且有點危險。因為這樣的「伐木隊」，並不是熟練的林業工人，他們的操作和工地上的安排，都是隨隨便便沒有什麼規程的。木料從很高的山頂上，順著坑道放下山溝，拖木料的人就順著山溝往上走。找到一根自己認為合適的木料，就撈到旁邊，釘上釘子，掛上索子，用肩膀拖著往下走。問題是山頂上放木料的人，只管往下放，卻看不見下面山溝裡是不是有人。有時候喊一聲「來嘍！」便把木料放下來，下面的人來不及躲閃，就很容易被撞傷甚至撞死。那幾百斤的木料從山頂放下來，碰著山上的大石頭就跳起一公尺多高，等於是順著那山溝飛行，那衝擊力是連石頭都可以被砸碎的。我第一次去拖木料的時候，和幾個人順著山溝旁邊走上去，剛聽到山上吼了聲「來嘍！」一根木料就衝著我飛下來，幸而我手上拿著一根撐手棍，我趕忙用那棍子一擋，木料沖在棍子上，把我震倒在地下，木料飛過去了。旁邊人以為我被衝倒了，連忙大聲地喊：「打死人嘍！打死人嘍！」其實，我並沒有受傷，爬起來，趕忙揀一根比較小的木料，拖起就走。這次雖然有點險，我卻平安無事。可另一次，只是在山腳下轉運木料，一個不小心，叫別人抗的木料，在我眉毛邊擦了一下。當時只是有點痛，摸摸沒有出血，便不在意。可這一擦，卻一直到現在，還在我左邊眉毛上留下了一個疤痕，幾十年依然如故，連疤痕藥水都沒法使它消失。似乎是老天爺要給我留下一個永恆的勞改印記。
向陽坪最緊張的勞動是鏟草積肥。勞動定額很高，按時序的不同和勞動力的強弱，分為1200斤，1000斤，800斤等幾個不同等次。這和集訓隊簡直不能比。在集訓隊積肥，往往都是報麻麻賬。那時候，積肥帶隊的是一位彞族的中隊長，姓瓦嘎，犯人喊他「老隊長」。他原本是彞族的一個頭人。解放初期就很靠攏政府，作過涼山彞族自治州的政協委員。後來，不知為什麼調到集訓隊來當了中隊長。他沒什麼文化，不識數，指定一個「小鬼」過秤。這「小鬼」叫王立喜，他隨便地記些數字，每個人隨便挑幾挑，到收工時，他就說完成了一萬八千斤或兩萬幾千斤。所以那集訓隊的積肥，幾乎都是王立喜一個人完成的。瓦嘎老隊長在「文革」期間，生活得很孤寂，後來在造反派的一次批判會後自殺了。他死後，我們也有很長時間再沒有幹過積肥。而向陽坪的積肥卻是很頂真的，勞動定額都是不含糊的。
我從集訓隊出來以後，身體很虛弱，最低的800斤的積肥任務，往往一天鏟到黑，還要靠幾個勞動力強的「老同改」來幫我鏟幫我挑，才能完成。有一段時候，因為我體力差，組裡面就讓我過秤。甚至有一段時候，幹部只好叫我在水田邊上趕老鴉。有一次因痔瘡大出血，還到總場部醫院去住過十來天院。
向陽坪的幹部，對我並不苛求，看我有病，勞動上還有些照顧。後來，因為安裝了一臺鍘草機，一臺打米機，因為我懂電，就讓我去管這兩臺機器。我打米的時候，有時候可以偷點米，自己用鐵絲繞一個電爐，在打米房裡面偷偷裡煮來吃。這樣，身體才有了一些好轉。——現在說來，在勞改隊裡學會了偷，這還好意思說嗎？其實，我倒真是從這些地方得到了一些關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啟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應該不是用法律和懲罰手段去防止與懲罰不得溫飽的人偷東西，而是應該用普遍的社會福利消除貧困，消除因不得溫飽而偷東西的現象，進一步才可以消除貧困人群的偷竊動機，提高社會的道德風尚。法律和懲罰手段主要應該用來防止和懲罰貪官污吏搜刮民財侵吞國帑的行為，要把莊子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顛倒過來，「竊國者誅，而有人竊鉤則應該罪其不能治世安民的地方官吏。」
在向陽坪，還留下了兩個小故事。
一個是「書的故事」
因為黃倫比我早一些就調到了向陽坪。他是軍醫大學畢業的，醫療技術很高明，他能用十四秒鐘做完一個白內障手術，在向陽坪又給指導員的家屬治好了一種很難治的病，而且在總場的一位副場長被誤診為鼻咽癌正在準備後事的時候，他鑒別出只是鼻竇炎，並給他治好了。這樣一來，幹部就很器重他。他又不願作衛生員，總場醫院想調他去他也不去。幹部就讓他住在一所房子裡養雞。這個養雞房，後來就成了我們聊天的場所。有時也在那裡煮雞蛋吃。這已經不必叫「偷」，因為是黃倫「給」的。
早在我從山西寨中隊被「橫掃」進集訓隊的時候，山西寨有幾個關心我的勞改朋友，就在為我擔心，認為我這一次「三進集訓隊」一定凶多吉少。他們偶然發現，我在「社教」期間被社教工作隊帶隊的王處長（四川省檢察院的處長）收去的幾本書，被方指導員收存在一個地方。考慮到我在書上的某些批注，可能會被當成我的「罪證」，於是，他們悄悄地把書偷出來，用裝化肥的塑料袋裝成一包，託人送給了黃倫，請黃倫轉交我。可是，我當時還沒有調來，黃倫那房間幹部常來常往，不好收檢。便只好交「伐木隊」的一位「向木工」幫忙藏到山上去。
等我調到向陽坪以後，「向木工」把事情告訴我，說裝那幾本書的塑料袋，已經藏到了山裡沒人知道的地方，壓在一塊大石板底下，很安全。問我要不要取回來。我當時覺得，既然那幾本書藏得很安全，取回來反而會成為不好收檢的「包袱」。就說：「暫時讓它在那兒吧。」想等我刑滿以後再去取。哪知道後來我從向陽坪調桂花溪，隨後到通木溪出監隊，就再沒有工夫到向陽坪後面的大山上去取回那幾本書。現在過了二十幾年，那幾本書，可能已經霉爛成泥巴了。我現在一想起那幾本書，就覺得既滑稽又可嘆——
可憐的書呵！那杜甫、白居易、陸游、蘇東坡、辛棄疾的詩詞，可是中國文學的精華！那列寧的《哲學筆記》，也曾是革命的經典！你們為什麼遇到倒霉的我？又為什麼遇到更荒唐的「文革」時代呢？被收去——偷出來——藏來藏去，終於還是化成了泥巴。
另一個是「彞胞消息」的故事
「9•13」事件發生的時候，勞改隊是完全蒙在鼓裡的。有一天，記得是挑糧食上倉。走在路上，忽然看見「楊癩子」用扁擔搭在兩隻籮筐上，坐在路邊上歇氣。看見我來了，就連忙招呼：「來來來，坐下來燒桿煙。」我便挨著他也在扁擔上坐下來。他看看路上沒有人，就悄悄向我說：「他們山上砍木料的人，從彞胞那裡聽到一個消息，說彞胞幹部在開會的時候講，說：林彪帶著他的一群臭婆娘，到蒙古去吃瘟豬兒肉，撞到飛機上，撞死嘍。——這到底是個啥消息？你說，林彪怎麼會去吃瘟豬兒肉呢？……」
我聽了，搖搖頭，說：「這個難得猜，注意看報吧。」
回來，我就到黃倫那裡，把這個滑稽的「彞胞消息」說給他聽。他想了一會，說：「從這些時候這麼悶沉沉的氣氛來看，可能是出了什麼事，而且是大事。」但是，究竟是什麼事呢？彞胞的消息確實叫人莫名其妙。
我當時想，可能是林彪出了事，但無論如何不會是什麼「吃瘟豬兒肉」。
直到過了一個多星期，一天，晚飯後，幹部才叫犯人全體集合，首先宣布：
「把你們手裡有的林彪的《語錄》、講話、相片，無論是書、報紙、雜誌，通通交出來，由各組組長收集起來，交到中隊部。今後不准讀，不准傳，不准抄寫，不准引用，不准私藏。有違反規定的，要受嚴懲！」
然後，才講了林彪叛逃的事件。這時候，我們才知道，那個「彞胞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不過，彞胞沒有弄清楚，不是「一群」是「葉群」，不是「到蒙古吃瘟豬兒肉」，是「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不是「撞在飛機上撞死嘍」，是「飛機撞到地面上撞死嘍」。
林彪的「9•13」事件，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詳情，連所謂「五七一工程紀要」究竟是一些什麼內容，都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從林彪的死，我心裏倒增加了一種確信：無論怎樣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注定的失敗了。「極左路線」已走到了眾叛親離的盡頭，只看是誰來為毛澤東收拾殘局了。林彪為了奪取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採取誣陷的種種手段，陰險而毒辣地整倒了許多革命的老幹部與三軍將帥，結果，自己只落得個折戟沉沙，固然好像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毛澤東由於怕身後遭到斯大林那樣的結局，不從黨和國家的民主改革著眼，一心只想培養絕對崇拜自己的接班人，一己之私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全民災難，終於親眼看到自己培養的「信徒」變成了「叛徒」，「接班人」變成了「篡弒者」，不也是「自食其果」嗎？冥冥中好像真有一種因果規律在支配著歷史的進程，豈不使人更增加對歷史真理的確信？
1971年林彪的死，似乎給中國人民展現出了一個朦朧的好望角。但是，在籠子裡的我，其實也並不比把「溫都爾汗」聽成「瘟豬兒肉」的彞胞高明多少。對於林彪死後的中國，那些久經考驗的老革命與身經百戰的老帥們，究竟能不能把毛澤東打爛的壇壇罐罐收拾起來，讓毛澤東歇歇手去「安享天年」，我也和彞胞一樣，猜不透那麼多大人物，為什麼還好像是在等著「吃瘟豬兒肉」。
以上這些文字，是從我的回憶錄《逝川憶語》裡片斷地摘下來的。全書還沒有寫完，暫且就在這裡打住吧。
2006年11月30日。寫於衛星湖。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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