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61年（1972年）7月22日，蔣中正於臺北中興賓館深度昏迷。侍從醫官察覺蔣氏口中唸唸有詞，聲音十分微弱，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耳朵貼近蔣氏嘴巴，仔細聆聽他在說些什麼。翁元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後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
蔣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是中華民國政治家及軍事家，字介石，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後人尊稱先總統蔣公。祖籍中國江蘇宜興，生於清代浙江省奉化（現屬寧波市），逝世於臺灣臺北市士林官邸。他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軍總司令、國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特級上將、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二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是中國建立共和政體以來第一個成功統一全中國，是同時統治過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蔣中正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五千年來，率全民，御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
辛亥革命首義時，杭州之仗11月5日打響，打前陣的是住在新華路上的奉化會館中的敢死隊，該會館由蔣中正舅父出資。其敢死隊隊長正是剛從日本軍校回國的蔣中正。敢死隊員則是其同鄉，奉化漁民。時年蔣公24歲，時名蔣志清。蔣中正在回國前照了一張絕命照寄給母親，身殉革命的決心來杭州參加起義。母親特遣專人回信，勖勉獨子：「死生一視於義，毋以家事為念」。青年率領敢死隊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撫衙門，活捉巡撫曾韞，革命成功。此時蔣介石也認為：怎樣才能算個人？只有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原則做人的人才算個人！就是說，對社會、朋友、下屬一定要忠實，對父母畢須要仁愛，對朋友及所有人要有信義，對任何人都要公平合理和平共同！而聚眾成匪，慘無人道殺良善勤勞之人、奪其財，辱其父母妻兒，以盼不勞而獲，這還能算是人嗎！
1923年9月至11月間，孫中山派蔣中正為代表率團赴蘇俄考察學習蘇維埃體制的政治及軍事系統。蔣發現蘇俄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1924年6月16日，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校慶日。蔣中正任校長，校訓「親愛精誠」經由蔣親自擬選。孫中山於黃埔軍校之訓詞後成中華民國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1928年，國民黨軍重新北伐，卻於濟南橫遭日本帝國的阻擾乃至侮辱。5月12日，蔣中正有日記云：「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民眾之前途長太息也。」其時蔣氏亦由仇英轉而仇日，兩國從此孽根深種，劍拔弩張。9.18事變四天之後，蔣中正「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
1932年2月，蔣介石提到「與倭持久作戰，非如此不足以殺其自大之野心」，決定「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1938年3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我之對倭，在以廣大之空間土地，求得時間持久之勝利；積各路之小勝，而成全局之大勝。」同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完成了《論持久戰》初稿。
西安事變中，蔣中正告全體國民書：「……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
張學良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回首一生，自問做了最錯的事，就是在西安事變中，姑息了共產黨。往後數十年，隔岸目睹中華民族盡歷空前的苦難，最是羞悔」！1958年11月23日，蔣中正與張學良在臺灣桃園大溪會面，蔣中正臨走前說：「西安事變對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張學良在日記中留下：「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晚年張學良為此痛心疾首，自稱民族罪人。
1937年7月7日，7.7事變。蔣中正於廬山發宣言，曰：「戰事驟發，亦有策，必守之。吾國雖尚太平，然不求苟安，且延之，勿疾克。當知戰事既開，勢若覆水，請棄城下之約，同心守義，利可斷金。是役也，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必死而後生。」1937年7月31日蔣中正「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指出：「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拼」。
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國軍隊抗擊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這場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規模大、戰鬥慘，歷時3個月，日軍投入30萬餘人，宣布死傷4萬；中國軍隊投入75萬，自己統計死傷30萬；中國軍民浴血苦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野心。為堅持抗戰，爭取了寶貴時間。
蔣中正在1937年11月11日「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蔣中正：「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週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蘇俄或歐美對抗。……」1938年2月7日，蔣中正演講：「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全部佔領的廣大土地，就此空間的條件，已足以制勝侵略的敵人。」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中正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
七七事變後，正面戰場上連續爆發淞滬、太原、徐州、武漢等重大戰役，日本「三月亡華」的計畫就此破產。
傅斯年任參政員時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中正親自宴請傅為孔說情。二人有過一段著名對話——蔣：你信任我嗎？傅：我絕對信任。蔣：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只好讓孔下臺。
1942年，聖雄甘地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口號，準備發動第四次不合作運動，被英印政府逮捕。蔣介石多次呼籲和平和解。1944年，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介石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面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切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
1943年常德會戰，張靈甫親率突擊隊救援常德，迫使日軍退出，被蔣中正譽為「模範軍人」。張靈甫呈蔣介石的最後一電：職師與數倍之勁敵血戰三晝夜，官兵傷亡殆盡，援軍不至，無力再戰，為不辱黨國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決心，發電後，職等集體自殺，以報校長知遇之恩。
由於受偏激的教育，現代中國大陸人認為是毛澤東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其實，歷史的真相並不會永遠被抹殺：1943年中華民國政府廢除了自清政府以來簽定的一切外國不平等條約——史稱「43年條約」。蔣介石為此在1943年1月12日發表《告全國軍民書》。
日寇侵佔東北後，蔣中正立即寫了遺囑，決心獻身為國，收復失土，並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紓國難。
抗戰期間，朱家驊等人決定向蔣介石獻九鼎，銘文由劉起吁起草，顧頡剛定稿：「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蔣介石知道後，大罵朱家驊：「這是無恥!」「太糊塗，是侮辱我!」「這種作法，不僅給我侮辱，也給黨侮辱，怎麼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蔣緯國說，蔣中正在抗戰最艱難的那段時期，實在支撐不住了，就關上浴室門，怕家人聽見，然後在浴盤裡發出淒厲無助的哀號，蔣緯國說家裡人還是能聽見，心都快碎了。
抗戰中的教育投入僅次於軍費。蔣中正說：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淚縱橫」，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含淚揮毫寫下這句詩後，搭機離開成都，飛往臺灣，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幾十年的大陸中國。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時刻。
蔣經國曾這樣回憶他隨父親告別溪口的情境：「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48年12月初蔣中正命教育部長陳雪屏急飛北平，召集胡適等秘商「搶救學人」計畫。蔣親自指派飛機冒共軍炮火飛北平南苑機場等候兩天，僅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梅貽琦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二三十人登機。據資料統計，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十幾位隨蔣赴臺，其餘六十餘位羈留大陸，結果眾知。
1949年5月27日，上海淪陷。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在上海聽到中央電臺的一則尋找吳有訓，讓他去廈門的廣播尋人啟事。此前，吳有訓拒絕了蔣中正邀他去臺之請，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由南京秘密轉移到上海。1949年10月17日，廈門失守，這則廣播尋人啟事才停播，共播送了143天。尋找他的人叫蔣中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天，蔣介石仍在中國大陸。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保管並向公眾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記述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堅守的最後日子。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全國一片歡騰，蔣介石卻高興不起來。負責整理和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華裔研究員郭岱君說：「8月13日他寫道：‘未來艱鉅，十倍於抗戰。’為什麼他有這個想法？因為這個時候他知道，林彪、彭德懷的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了，內戰即將開始，而且他覺得內戰的複雜與艱困可能比抗日更甚。」郭岱君表示：整個國共內戰，共產黨對國軍的作戰部署瞭如指掌，國軍幾乎沒打過勝仗，到1949年，全國敗局已定。「1949年，蔣介石倉惶轉戰各地。我們在他的《日記》裡看到，例如他說：‘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只能戴罪補過，以求自贖。’」
1949年上海被共軍攻克前夕，蔣介石5月6日乘軍艦離開上海。郭岱君說：「這艘船走得非常慢，在黃浦江出來後在沿海走來走去，不知去哪裡。最後船停在舟山島，也沒有登岸。前後在海上漂泊十來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不知何處為家。你可以想他這種心情：他不願意離開中國，也不願意去臺灣，更不願意去外國。」
蔣介石1949年7月1日在臺北設立了總裁辦公室，12月8日才下令中央政府正式遷臺。但從6月21日到12月10日，蔣介石留在大陸，指揮據守西南的國軍作戰。11月30日晚上10點，他離開重慶前往成都。郭岱君說：「這個時候解放軍已經要進城了，他才匆匆忙忙從他的住所到飛機場去。兵荒馬亂，他在路上三次下來要走路，因為汽車已經沒有辦法走了。他們在午夜才抵達機場，沒有地方睡，就睡在飛機裡面，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共軍已經進城了，飛機才起飛。到哪裡去呢？到成都。」
蔣介石是1949年12月10日從成都離開中國大陸的。郭岱君說：「起飛的時候，在成都上空繞了兩圈，他眼淚流下來。這一次離開，他再也沒能夠回到中國大陸。」
郭岱君說：讀完國共內戰期間的《蔣介石日記》，人們可以發現，蔣介石對於國民政府失掉中國大陸的原因，有很深刻的反省，但卻從來沒有責罵共產黨。郭岱君講述了《蔣介石日記》向公眾開放後的一件軼事：「前年10月，中國大陸有一位很重要的領導人悄悄地到胡佛來，他來看蔣介石日記，由中國駐美大使陪他來的，帶了十幾個人，都是部長。我就問他要看哪一段的日記？他說：‘我就看1949年的，我看他怎麼寫我們。’我就說：‘你會失望，他沒有罵共產黨，他都是批評他自己跟國民黨。’那位先生認真看了一個多小時，看完之後不講話。」
朝鮮戰爭時，美國曾考慮以原子彈對付中共，但蔣介石反對，因為不願屠殺人民。1954年大陸嚴重水患，有人主張反攻大陸，但蔣認為黎民受苦之際，應以救災為重，若趁機打仗則非仁義之師。1969年中俄發生珍寶島衝突，蘇聯遣人與蔣聯繫，但蔣不願做吳三桂，置之不理。
當大陸在進行文革的時候，蔣中正先生在臺灣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並親自挂帥，他說「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我們國父壹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華文化從根救起，再造壹莊嚴華麗之新中國。」
中印邊境戰爭中，美國和蘇聯都支持印度。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很多國家敦促蔣介石承認麥克馬洪線，以便配合國際上的反共，誰知蔣發表聲明說：「麥克馬洪線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絕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並在聯合國一天一個抗議，宣示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
研究蔣介石的學者楊天石說，「根據現有資料，蔣介石的日記約始於1915年，止於1972年，距離去世只有3年。」信奉儒學，尤其是宋明道學的蔣，用「存天理去人欲」的要求來約束自己。中正語錄：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干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裡面去。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蔣中正70華誕。「中央日報」徵文為其祝壽，報社負責人胡健中給胡適打電報約稿，胡適寫完寄來，並附信說——「我量你不敢登。這文章是希望總統無為而治，不要管太多事情」。胡健中請示蔣，蔣說「可以照登，讓他去講好了」！此文就一字不改的照登了。
1959年大陸大飢荒，蔣中正訓示臺灣「救總」擬定救濟辦法，號召臺灣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錢支援大陸。他呼籲各國敦促北京開放港口，又想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大陸提供10萬噸糧食，北京斷定是「反攻計畫」，堅決不開放運送物資的港口。臺灣又利用空飄、海飄向大陸放送各類物質……
蔣介石的一個積極遺產，是他在大陸破四舊與文革如火如荼時，在臺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學校堅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視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熏陶。蔣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都是禮義廉恥。守護好文化的根基，社會才能「流淌著道德的血液」。
蔣介石是崇拜王陽明的超級粉絲，古代思想家學問家中，蔣最敬王守仁（王陽明）和曾國藩二人。蔣改名蔣中正，中正的名諱出處來自王陽明心學中的「大中至正」。蔣介石曾經三次到陽明洞參悟，敗退臺灣後他對王陽明的研究愈發痴迷，甚至把臺灣草山改名為「陽明山」，要求兒子蔣經國苦學陽明心學。
蔣介石當上中華民國總統，就在老家擴建產業，左鄰右舍紛紛搬走，但是千層餅店的小老闆周順民拒絕。他說：搬可以，讓蔣介石自己來通知我，只要他說出道理來我就搬。有關部門將此事迅速上報，蔣介石嘆息道：愛搬不搬，隨他去吧……。周順房餅店至今仍存緊抵著蔣宅。
1973年蔣的演講：「中共必須面對另一強大挑戰，就是中華文化堅韌不屈的生命力。中華文化代表人文主義最高光輝，歷五千年而道益光，業益盛，即賴此一文化生命力為涵濡蘊蓄；此一源自人性──基於倫理的優美文化，構成了每個中國人精神深處無可改變的價值信仰。與共產主義崇尚仇恨暴力的邪惡本質絕不兼容。
蔣1974年說：「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民族自絕其歷史，自毀其文化，並不惜出死力以侮辱─誣蔑─反對其祖先的道德功業─文行忠信，而仍能厚顏無恥視息於天地之間者！今天毛所謂批孔揚秦，所謂敢於反潮流運動，就正是在向中華民族是非─善惡─忠姦─邪正的人倫基準挑戰」！
據陶希聖描述，林彪死訊傳到臺北時，蔣中正曾為此而落淚。
中正劍，又叫軍人魂、成仁劍、自殺劍、黃埔軍魂、將軍劍。中正劍是民國時期蔣介石贈給其黃埔學生、得力部將及有功人員的隨身短劍，因為在其劍柄上刻有「蔣中正贈」字樣，因此得名「中正劍」，進而成為一種榮耀的象徵。
蔣中正書法，出入於顏柳歐間，骨氣端正，無一筆苟且，甚至帶有館閣體的規矩法度，讀之令人心生敬意。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溘逝。秦孝儀為蔣代筆之遺囑：「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國民黨遷臺後，有部分本省人恨之入骨，而做為國民黨的長期領袖與精神象徵，蔣中正更是承擔了極大部分的責難。數十年來批判國民黨與蔣個人的文字不計其數，綜觀之，引發這股仇恨的真正源起就是2.28事件。許多資料指出，在此之前，臺人對於國民政府「如嬰兒之望父母」；但是事件發生後，則「視之如寇讎」。兩年後國民政府遷臺，隨即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更大大傷害了臺灣的地主以及仕紳階級，日後的反對運動有相當一部分就是由此而生。然而國民黨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收穫，是許多得到田地的新生自耕農，對於國民黨的感激之情。
在政治方面，由於國民黨擔心中共的滲透，在臺灣長期實行戒嚴，壓制民主要求，這也加深了臺灣社會的反感。然而國民黨在社會方面的一些政策，卻使得這些仇恨愈積愈深，難以化解。其中最深刻者，就是禁止台語。終其一生，蔣中正所想的就是有朝一日得以反攻大陸，而臺灣就是這一大戰略的人力、財力與物力的主要來源。基於這種考量，他必需在臺灣厚植大中國主義，所有有礙於此一戰略的都必需壓制，台語理所當然地就成了犧牲品。這件事情卻也成為許多本省同胞積梗心中多年無法釋懷的傷痛。
迨至臺灣民主化後，所有這些因素都成為反對國民黨的原因。
近幾年由於政治因素，2.28事件所有責任都指向國民黨，指向蔣中正，因而忽略了「臺灣共產黨」在事件中的角色。當然緝私煙事件與臺共無關，是陳儀政府處理不當，連累長官蔣中正也必須負起連帶責任。但「臺共」利用事件所引發的民怨是不爭的事實。臺共首腦們於臺中成立二七部隊，後來被國軍21師所殲滅，從這個角度看來，2.28事件也可以視為國共內戰的一環，只是在過程中波及到許多無辜善良、包括外省人在內的臺灣民眾。
誠然，蔣中正對臺灣曾帶來了傷害，但他對臺灣有著不可否認的貢獻。
蔣中正到臺灣時固然是戰敗之身，但是他反共之堅定恐怕亦難有超越者。有謂國民黨來臺是將國共鬥爭帶到臺灣來，其實以當時而言，如果國民黨不來，來的就是共產黨了。而且共產黨在大陸所推行的一切暴政，諸如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運動、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等，臺灣人恐怕都無從逃避。若然，則臺灣不但屍橫遍野，生活艱困，就更不會有後來的安居樂業與政治經濟奇蹟了。
其次，蔣本人讀書雖有限，但是他極注重教育。來臺後大力推動教育並推廣中華文化，使得臺灣在相當時間內被視為中華文化的承繼者，這是值得後人肯定的。此外，臺灣的教育普及而公平，並未因為省籍而有所差別，臺灣社會日後各方麵人才輩出，不能不說是教育政策的成效。第三點就是蔣中正對於經濟建設的關注。從最初的土地改革、開發實業到後來的拓展外銷，蔣雖然不是真正的決策人，但是他所任用的人才確實發揮了推動經濟發展的效果。最後，蔣中正本人及其近臣都十分清廉，對當時的官箴以及整個社會風氣，都起到了相當正面的作用。
蔣中正的一生歷經革命、北伐、抗日、剿匪，大起大落，成敗互見，原本就難用一兩句話為其做評價。臺灣經過多年努力，終於有幸成就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