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胡適之》，田崇雪、劉乃順著，上、中、下三冊，臺灣遠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看中國2015年08月10日訊】歷史上有過不少事例，人類社會會因為錯過一位歷史人物，而留下無窮遺憾。錯過以事功為主的歷史人物，比如張居正，人們會因萬曆中期之後明朝統治江河日下，發出「世間再無張居正」的感嘆，但對那些想從思想上扳歷史道岔的人，世人很難認識他的價值。
這是我讀《中國人胡適之》這本書的感受。
胡適與陳獨秀：中國現化代的兩大路標
關於胡適思想研究的學術論文有不少，但這年頭靜下心來認真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劉乃順與田崇雪二位作者將胡適的一生寫成長篇文學紀實劇本，就是想通過電視劇這一形式讓更多的中國人認識胡適、瞭解胡適。由於作者本著再現歷史的宗旨，因此這本書絕不是戲說之類，所言大抵皆有所本。對於那些對歷史有興趣但不想花太多精力的當代中國人來說，這本書不失為一個好的普及讀本。
我對書中再現胡適與陳獨秀這兩位道不同，但友誼之弦卻始終未斷的「恩怨之交」很感興趣。
陳獨秀晚年曾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此語誠然不錯，但是，就思想影響的後果來說，應該說是陳氏甚大，因為在1910-1920年代，當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潮一齊湧進中國之時，無論是當時還是其後的20餘年間，中國青年當中的知識者，大都選擇了全世界風行的左傾思潮，即社會主義思潮。
胡適所生活的時代，正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徘徊於十字路口的時期。這個「十字路口」，是中國知識精英對西方兩大政治思潮進行取捨之時。其時，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潮、崇拜法國大革命加上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潮同時進入中國，影響的不僅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思想，更影響到中國後來政治路徑的選擇，即選擇以英美為代表的穩健型發展模式和以法俄為代表的激變型發展模式。
胡適留美10年，師從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深受自由主義的浸染，終身都對美國民主政治頂禮有加，一直將美國視為近代化成功的典範，對浪漫主義情懷貫徹始終的法國大革命則持批評態度，斥責「浪漫病」為「懶病」，不懂「正確方法是建築在正確材料上的。」直到晚年，胡適還不改初衷：「美國開國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能在三百多年中，開拓了那麼大的地域，成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樂，國力最強大的國家，實為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一生與胡適過從甚密的陳獨秀，則是法國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他寫道：「近代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陳獨秀不獨推崇法國人的革命精神，還特別推崇法國文學，在《歐洲文藝談》中將法國文學藝術的各個流派，諸如古典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介紹到中國，引發了中國人對法國文學的興趣。
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陳獨秀熱情洋溢地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國民之覺悟》，盛讚「這次革命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斷言「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關鍵。」
胡陳二位，對1910-20年代中國青年一代影響甚巨。胡適篤信自由主義，推崇美國民主，他在「五四」時期大力宣傳實驗主義，表面上看是在傳播其導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理論，但實際上是在挖掘美國民主制度的理論精髓。因此，在向中國人介紹美國民主制度時，胡適特別強調美國民主的精粹乃是民治，這恰好是當時以及後來研究美國民主制度的人士比較容易忽略的一點。
陳獨秀則從法國的大革命走到俄國的十月革命，從盧梭的激進民主主義走到列寧的社會主義，並成為中共創始人及第一任總書記，在於他深信只有效仿法俄，用革命手段破壞一個舊世界，用強力推行一種新制度，才能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至於陳獨秀晚年曆盡滄桑，重新反思蘇聯經驗，那只是完成他退隱之後的個人思想修煉，對中國社會思潮幾乎未產生影響。
《中國人胡適之》因為是紀實文學劇本，處理胡陳二位思想交鋒的場景很靈活，二人晤談，朋友宴飲、討論雜誌事務，時見二人激烈辯論。五四之後，陳獨秀三度入獄，胡適均奔走營救。陳出獄之後二人剛見面，立即就政治觀點爭論不休。對二人這種恩怨相纏的友誼，胡適在致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言做了最好的概括：「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這種君子之交，讓我們這些身處今天的知識界後輩看了既感動，又深為羨慕，如今，激進日益成為政治正確的標誌，一言不合，激進者即在政治上宣判主張改良者「被中共收買」，期望招安，友道蕩然，交誼無存。
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理想
胡適的政治理想，要言之，主要包括個人自由與國家的關係、「好人政府」、民治等三方面。
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胡適崇尚歐美的個人主義，認為源自歐洲18-19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就了無數愛自由甚於愛麵包、愛真理之人，然後才有歐美的文明世界。因此，當北洋政府號召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換求國家的自由」之時，胡適針鋒相對地對青年大聲疾呼：「爭你們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反觀今天，經過幾十年中共意識形態教育，國家與個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大多數中國青年一代那裡，已經被攪成一鍋粥，個人主義被當作自私自利加以批判，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被視為不容辯駁的「真理」。
胡適的「好人政府」主張，使胡適至今仍被事功的學者們所嘲笑。2012年，《人民日報》文史論壇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問政之殤」系列中，專寫一篇《曇花一現的「好人政府」》，稱「‘好人政治’以一種典型的實驗主義方式證明了自己的破產，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政治實踐遭遇慘痛失敗，……不打倒軍閥，空談‘好政府’，反而會起到掩蓋和粉飾軍閥黑暗統治的作用」。
胡適真有那麼幼稚麼？歷史上真有過「好人政治」的實踐麼？
1922年5月13日，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刊》第二期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該文是一份由胡適起草，經蔡元培、李大釗等16人聯署的政治提議。
這一提議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應該以「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提議」對今後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現在的具體主張是：「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還應該有一個‘裁官’的辦法」，「廢止現行的復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等。
隨後，胡適等16人草擬一份《政治計畫》送呈吳佩孚徵求意見，吳應承將考慮請部分社會名流組織一個新的「好人內閣」，以輔佐國政。吳佩孚這一考慮其實是買櫝還珠式的採納，完全忽視了制約權力與塑造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根本，將吸納部分賢能組建「好人內閣」當作建立「好人政府」的全部。
即便在今天來看，胡適的主張除了第三點是針對當時政治局勢的主張因而具有時效性之外，其餘的主張仍然是今天中國那些憲政主張者努力謀求而無法達到的目標。胡適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強調的其實是權力制約，只有將權力置於監督制約之下，才能出「好人政府」，以今人的理解力，估計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一般都不會再誤解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