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08月10日訊】接上篇
胡適對「民治」的孜孜講求
胡適一直將開啟民智當作首要事務，認為「民眾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非常重視教育，親力親為創辦多本雜誌，以承擔思想傳播重任。
胡適一直強調：政治如果沒有人民的參與，一定不會有真共和的實現。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因此，胡適主張，首先要爭取公民自由的權利，其次則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二者不可偏廢。
更可貴的是：胡適將民主的實踐放在與民主理念的傳播同樣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在民治國家裡，政府的首要責任就是引導民眾參與政治。他篤信民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教育，針對政客們以民眾智識不足為由拒絕或延緩實行民治反駁道：「人民參政不需要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經驗。……所患的只是怕民眾不肯或不敢參政，故民治國家的大問題是怎樣引導鼓勵民眾出來參政。只要他們肯或敢於參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次上當，二回便學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素質訓練。」類似言論在《胡適日記全集》（臺灣聯經，2004年版）裡隨處可見。
與官方研究者很不相同，《中國人胡適之》的兩位作者在書中對胡適關於民治、人權的表述可謂濃墨重彩，讓人得窺胡適思想底蘊。
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中國始終「不合時宜」？
胡適終生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方向性的大問題，堅持中國應該走以民治為特點的美式民主道路，在各種壓力與時髦政治思潮中的推擠下，他始終未改其志。早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對白話文運動的黃侃曾諷刺胡適說：「你不應該叫胡適，你應該叫‘往哪裡去’」。中國古文中，「胡適之」是「何往」之意，黃侃的這一諷刺歪打正著，對概括胡適的一生很有象徵意義。
比之於年齡略小於胡適的另一位文化巨擘郭沫若，胡適的堅持更顯其珍貴。我家鄉有一位因劃成右派而從北京某大學流放到籍貫所在地教中學的鄉賢，曾在課堂 上諷刺地談到：「我這輩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郭老沫若先生，可謂認識錯誤迅速，改正錯誤堅決，一天一個觀點」。這話可算是對郭沫若一生行狀的至評。胡適與郭沫若二人，正好代表了中國文化人品格的兩極。這位教師在文革中因各種「反動言論」而被學校的紅衛兵批鬥，絕望之下用鐵絲穿耳自殺未遂，落下終身殘疾，晚景淒涼。
十餘年前，國內有人曾以「錯過胡適一百年」為標題，評析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主張未能行之於中國所造成的歷史遺憾。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接受什麼思想，其實也有「路徑依賴」，目前，中國執政者回歸專制的傾向日益強烈，民間「回到革命」的呼聲亦日見高亢，專制與革命這對基因相同的孿生兄弟再度君臨中國。此時此刻，重溫胡適思想及其為何不合中國的「時宜」，更能讓人認清1840年以來直至今天的歷史路徑，洞察中國的未來走向。
胡適主張的自由主義政治主張，在當時就「不合時宜」。如果說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胡適還有一些追隨者，到了「救亡壓倒啟蒙」之後，自由主義理念在中國已沒有多少市場。30年代中期，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曾展開民主與專制的討論，胡適的一些好友，如丁文江、蔣延黻、錢端升等紛紛認同「強人政治」，胡適捍衛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張幾成空谷足音。
更可悲的是，他的自由主義理念甚至未能通過言傳身教影響其次子胡思杜。胡適終生崇尚美國民主政治，堅決否認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必要性，因其政治主張與文學主張遭受魯迅持之以恆並極其刻薄的批評，即使在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臺灣之時，他仍然靈臺清明，不像別人那樣「西瓜偎大邊」，投靠勝利者，而是在共產極權與國民黨的威權政治當中，「兩害相權取其輕」，毅然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但他的兒子胡思杜短短30多年的人生，幾乎就是一位精神弒父者的一生，他受到時代潮流全面左傾的影響，迷戀於「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信仰共產主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無心讀書，多門成績不及格，遭到美國驅逐；對魯迅禮敬有加；1949年拒絕與父親同至臺灣，選擇留在大陸，最終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
至今，中國執政者仍視「憲政」二字如洪水猛獸，就在今年7月26日，《人民日報》還刊發整版文章，揭露「美式民主的虛偽」，展示「美國民主的困境」。為了紅色政治集團的一黨私利，許多學者還在不斷地貢獻著各種繞開民主、繞開權力制衡的「頂層設計」。7月上旬，《南風窗》發表清華大學外籍教授貝淡寧《中國賢能政治的未來》，稱賢能政治在中國有深厚的根源，調查一再顯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監護人話語」（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話語。由監護人授權能幹的官員承擔起維護社會利益的責任。並明確提出：中央級政府領導人應通過賢能制度選拔，而下級政府領導官員應通過民主選舉產生。
上層如此，那麼底層如何？這點，我在《革命的一隻鞋已經落地》一文中指出，由於中共幾十年以來的意識形態教育培養了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目前的一切社會不公來源於資產階級的剝削，通過「剝奪剝奪者」的革命達成平等（其實就是結果均等），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良方。
身處專制與革命的夾縫之中，中國錯過胡適，可能不是一百年，而是更長的時間。也許，再過20年，當地球上的「失敗國家」名單中再增添幾個國家時，比較政治研究會增加一個現在看來政治不正確的新課題，即有些國家為什麼與民主無緣。
重溫胡適，是為了中國有個光明的未來
這種制度選擇上的「路徑依賴」，其文化政治慣性之大，會一次又一次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起作用，作者在全書結尾處為胡適虛擬了一夢：與蔣介石、毛澤東、斯大林、羅斯福在天國相遇時，胡適抱怨說自己說了一輩子話，沒人聽，教書教了一輩子，沒人理；寫書寫了一輩子，沒人看。這其實不僅是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的「過去」之概括，也是對其命運「未來」之預示。
財新網前一向刊登了叢日雲一篇文章，認真剖析中國人對個人主義認識之謬，指出「個人主義不是中國語境下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對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社會共同體的性質，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關係的一種本體論認識。 」看過這篇文章的讀者，不少為其叫好。可惜他們不知，這是胡適先生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努力在普及的自由主義常識。
正因為發現中國人仍然躑躅在「專制與革命」這個怪圈之中，本書兩位作者花時數年，傾注心血，寫成了這本「不合時宜」的書，期望通過電視劇這種形式，將終生「堅持反（對）革命的社會變革立場」的胡適介紹給今天的中國人。劉乃順先生是一位由作家而進入商界的成功企業家，審時度勢是其強項。但他審的不是一己之身的時勢，而是中國未來命運之時勢，因此，在中國人革命思潮再起、中國出版界、影視界除商業化之外別無考量之時，逆勢而上，推出了這本「不合時宜」之作。
在細讀這本《中國人胡適之》之時，我能夠體會到劉乃順先生的一片苦心，他是在潛心思考「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上軌道——公開的、透明的、憲政的政府和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如同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對胡適的理解一樣。
這其實也是我對歷史的一點卑微祈求。我相信，還有不少明達之人也與我一般，抱持同樣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