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9月13日訊】1986年，我剛到美國時，住在伊利諾州立大學的校園區，經常與相識的中國留學生聚會。一次聚會，一個留學生告訴我，他們中有一個歲數較大的四十出頭的老王，聚會時一喝酒就哭，還一邊哭一邊說：「他們殺娃娃啊！」相處久了，大家才瞭解到，共產黨搞土改殺地主時，老王已經到了記事兒的年齡，受到了驚嚇。
聽了這個故事我心裏發沉，因為那個老王與我先夫同姓，我記住了他的姓和故事。我還感到，老王對共產黨殺人的反應是常人的反應——帶有極大的恐懼和反感。再後來，有兩個朋友親口告訴我他們家人土改時被共產黨殺害的事情，比較之下，我感到這兩個朋友已經不是常人的感情，變得很功利和扭曲。
大概十幾年前，一位博士朋友對我說，他的外公就因為是地主被共產黨殺了，可現在他媽媽和他都不恨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變好了，把中國經濟搞好了。我的另一個醫生朋友也對我說，他的爺爺就因為是資本家而死在共產黨監獄，可是他爸爸現在認為有些人對共產黨的批評太極端和過激。我便問他們一個同樣的問題，是不是共產黨現在不殺你們家的人它就變好了？可共產黨現在殺別人了，殺基督徒和法輪功了。共產黨從來就是不斷整殺百分之五的人民，昨天殺百分之五的地主，今天殺百分之五的資本家，後天殺百分之五的「右派」知識份子，現在殺百分之五的法輪功分子， 「內人黨」 「反黨分子」「顛覆國家分子」 「海外敵對勢力」……，共產黨要殺的人很多，罪名層出不窮。
共產黨執政六十年，搞過無數次整人殺人運動，第一次運動「土改」就殺掉二百多萬地主，以後的運動更是變本加厲。共產黨如此殺人，他們不說共產黨「極端和過激」，卻說那些斥共產黨殺人的人「極端和過激」。這是怎樣的扭曲？！更何況還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
殺人犯就是殺人犯，法官不會因為他以前殺人現在不殺人就判定他不是殺人犯，法官在判定他是殺人犯時也不會因為他是好爸爸、好丈夫、給社區做義工修了橋建了路而把他殺人犯的罪名抹掉。
近幾年，共產黨登峰造極的腐敗震驚海內外，網上一片罵聲，網民對中共的抨擊和揭露可謂足夠犀利和徹底，中共自建黨以來的所有殺人惡行都在網上被揭露無遺，實令我感到痛快。我真的感到，對中共該寫該揭的都寫光揭光了，海內外中國人對它的邪惡已經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我三妹確實可以靜下心來去讀和研究我感興趣的歷史和傳記人物，去寫寫這些相關題材了。
十六年來，我寫了三百多篇文章，有政論，遊記，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支持法輪功反迫害，可謂五花八門，篇篇都離不開對共產極權的剖析和批判。但是近幾年網上對中共的群起攻之使我感到，對臭不可聞的過街老鼠中共不需我三妹費筆神兒了，所以我計畫搞點研究，在五年內寫兩篇份量大些的長文，一篇是關於伏爾泰與盧梭的爭論，一篇是美國建國最初十年的大辯論。我針對這兩個題目買了近二十本書，深陷其中津津樂道的不能自拔。
不過幾天前，我的鄰居女友來訪，徹底顛覆了我對反共形勢的樂觀錯覺。那天鄰居女友在晚飯前後兩次來我家共計四個小時的聊天與以往的聊天很是不同，這次明顯是想說服我什麼。鄰居女友有兩個碩士學位，讀了大量的書，還是虔誠的基督徒。她極力奉勸我要讀書，向我推薦了不少書名，包括納什的博弈論，中國文學史等等。說我對中共的認識太極端，她是中間——不徹底否定中共，也不徹底肯定中共；還說中國文化太死板僵化，文化需要碰撞；還說了共產黨的套話說辭「中國不能引進美國民主」。我感到，她大概認為我的「極端」是源於讀書太少。
其實，分辨是非對錯、邪惡與正義，不是多麼難的事情，只需要良知和真相，不一定非讀許多書才能達到，而讀書多的人不一定具備理念和良知。看看我們周圍這些有著高學歷高職位的擁共的海外華人們，也可以得出這個結論。我的先夫王勝林在伊利諾大學修社會學碩士時，他的美國教授看到這群被洗腦的中國留學生的思想現狀，兩次特別強調地對他們說：「你們將來在美國拿到高學歷、高職位和高薪水，只說明你們具備謀生手段，不說明你們具備深刻思想和正確理念，理念是需要自我有意識地去思想才能得到的。」
我自己的自我反洗腦經驗也說明這點，可以自豪地說，我今天的思想是我近三十年有意識的反洗腦的結果。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看到許多在美國已經成功的中國人還是帶著當初被中共洗了的腦袋去思維，至今還在美言腐敗透頂、罪惡滔天的中共極權，確實讓我這個沒有高學歷，沒有讀那麼多書的家庭婦女感到鄙視和汗顏。
我感到，其實鄰居女友閃爍其詞的是我們之間的根本分歧，她勸我要多讀書就像另外那麼一兩個人勸我要多寫寫「其它內容」是一樣的心態——對共產黨就不要那麼「極端」啦。而在我看來，他們的「中間」態度則是對中共邪惡的認可和接受。
根本問題是，這些高學歷的「精英」連事實真相都避而不見，談何思想理念？試問，還有什麼事比殺人更「極端和過激」的！？而且是掌握權力的政黨搞的群體屠殺。
我為什麼說中共共產極權和共產黨是人世間最邪惡的東西？因為它從未停止的群體屠殺、迫害和無所不在的洗腦；因為它是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和絕對邪惡；因為每每發生大災難時（中國無數次的大災難全都是人為災難），中共不是馬上救災，而是封鎖消息和真相，這次天津大爆炸又是如此。而最邪惡的就是，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如麻的歷史，而它屠殺迫害人民直到現在還未停止。
我在本年六月發給美國華盛頓大學瀋大偉教授的一封信中，表述了中共極權統治和蘇共極權統治的四個不同之處。這四個不同表明瞭中共比東歐共產極權的首惡蘇共還要邪惡千百倍，它比蘇共更腐敗墮落更具欺騙性。
第一個不同：蘇共的群體迫害和屠殺在1954年斯大林死後就停止了。斯大林死後，蘇聯進入了經濟停滯、政治僵化的警察國家統治時期，但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群體迫害屠殺的揭露和批判釐清了蘇共那段最邪惡的迫害史。從那以後，雖然蘇共使用警察監視人民，壓制迫害知識份子，卻再沒有發生過群體迫害和屠殺。而中共極權對人民的群體迫害和屠殺從它執政始到至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政治迫害運動數量之多，涉及人數之廣，迫害之殘酷，無以復加。
第二個不同：斯大林的迫害只限於蘇共高層。除了集體農莊引發大飢荒造成兩千萬人死亡外，斯大林的群體迫害沒有進入到蘇聯的民間社會。而中共自1949年執政後的所有的政治迫害運動都是在民間進行，都是迫害和屠殺人民百姓的運動：從四九年起的「土改」運動迫害屠殺地主；到五五年的「三反五反」運動迫害屠殺資本家；再到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迫害屠殺知識份子；再到六六年至七六年的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迫害屠殺全國人民，受迫害的百姓達一億人；再到八九年的「六四」迫害屠殺年輕學生；再到始於九九年至今仍未停止的迫害屠殺法輪功運動；一個接一個的迫害屠殺人民百姓的運動，無休無止。習近平上臺後，抓了數百名記者律師，連七十一歲的女性老記者高渝也不放過。
第三個不同：蘇共極權的腐敗和墮落只限於蘇共上層，沒有滲透到民間社會。但是中共登峰造極的腐敗和墮落已經滲透至中國民間社會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這種民間社會的全面腐敗狀況始於兩個重要經濟政策：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這兩個最神聖的領域一經產業化，腐敗和墮落飛速蔓延至全國的各個領域，貪污賄賂成為中國官方和民間的生活常態，加上江澤民發起的迫害法輪功運動，媒體幾個月的推波助瀾，導致全社會正氣不存，全社會道德全面徹底崩潰。
第四個不同：極權政府推選官員是逆向選擇，對此英國經濟政治學家哈耶克在他的書中也有論述：在極權政府治下，有反叛思想有抱負理想的人不可能出頭。而中共極權的逆向選擇比蘇共極權嚴重得多。蘇聯的教育程度非常高，教育界雖然也有洗腦和扭曲，但是沒有買賣學位學歷的腐敗墮落情況，蘇聯教育領域基本上還是一塊做學問的領域。蘇共政府官員的教育程度也普遍偏高，且均是真才實學。而中國教育界早就是個濫窩，買賣學位學歷早已是常態，教育界如同整個中國社會一樣，浮躁和投機無所不在，安心做學問的還有幾人？我的一個表姐曾是北京清華大學導彈物理專業的資深教授，幾年前就發牢騷說：早就不想幹了，學生都埋頭炒股和網路娛樂，無心學習。一次她實在忍無可忍，把一個一心炒股無心學習的學生的成績批為不及格。結果沒想到，這個學生還扭曲事實地把她告到校長辦公室。
從上述的四個不同，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極權比東歐極權國家更邪惡，更不擇手段，更機會主義，更具欺騙性。政府的極端腐敗墮落滲透至整個民間社會，致使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程度也更嚴酷。
丘吉爾說，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她只是當前人類所能想到的最不壞的制度，她能夠限制最壞的結果發生（大意）。最壞的結果就是現在中國的現狀：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均遭嚴重破壞。而且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為求發展也不得不搞腐敗賄賂，致使中國的腐敗墮落污染至西方世界。共產黨的套話說辭「中國不能引進美國民主」是個悖論，實際上，民主制度是不分國籍沒有國界的，美國對其沒有專利，民主是當前人類所能想到的能夠限制權力和腐敗的最好制度。看看整個世界的民主潮流和趨勢，就能看到民主制度的普世性。
早在三十年代，歐洲政治學學者就分析了蘇共極權的現狀從而作出對共產極權邪惡特性的論斷。早在四十年代，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就寫出著名小說《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生動地描述了極權統治的真實狀況。按說，經過八十年，那些論斷和描述到今天應該早已是常識，中共的邪惡也是禿子腦袋上的蒼蠅顯而易見。可遺憾的是，不要說我的年輕糊塗的鄰居女友認不清中共極權的邪惡和欺騙性，就是那些所謂中國通的西方學者也認不清。三十年來，中共極權這個怪胎被西方資本和勤勞隱忍的中國人民養得壯大起來，西方學者一次次地喊「中國崩潰」，卻一次次地對自己的預言不中而不得其解。他們都沒有看到中國特有的兩個別的國家和民族都沒有的特性：中國人民具有極度的隱忍力和超強的生產創造力，中共政府對本國人民的盤剝和壓榨世界第一。
看來，我們還得回到三十年代，從101開始，認清共產極權。
早在三十年代，歐洲政治學學者們就根據蘇共極權統治這個活樣板對早期極權和晚期極權作出清楚的分析論斷和預見。早期極權是僵化狂熱的，就像六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晚期極權是機會主義的和實用主義的，同時經濟上的表面輝煌使其更具欺騙性，其媒體宣傳和洗腦也更加精緻化，政府的極度腐敗墮落滲透至民間社會，導致全社會的腐敗和道德淪喪，這正是今日中國之寫照。
今日中共極權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其晚期極權的特徵顯而易見，其在經濟發展上的投機行為可謂登峰造極：完全不顧環境怎麼被破壞，不顧人權怎麼被踐踏，不顧人民的血汗錢怎麼被極度糟蹋。我最近遇到幾個美國人都告訴我，中國建了輝煌大飯店卻空著，建了輝煌的城市卻成為鬼城。其實我最感擔憂的是人，看到已在海外生活十幾年、幾十年的某些高學歷的中國人的思維還是這樣的扭曲和混亂，奴性仍一絲未減，我真的感到失望和悲哀。
這些人以不偏不倚的「中間」態度來對待邪惡之集大成者，對待殺人成性的共產黨，以為這樣就名正言順、心理平衡了。非也。
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孔子這裡所說的「鄉願」指的是那些不明事理、不辯是非、不分好壞的濫好人，孔子斥他們為德之賊。現在，希特勒已被整個人類和世界視為罪犯和邪惡，可是當初德國人民一致擁護他，整個西方世界都邪惡不辨，是非不分，以綏靖政策對待他。「鄉願」如此氾濫，是因為當時全世界經濟大蕭條，美國人都在餓肚子，而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經濟一枝獨秀，失業率是零，趨利的人們被表面現象蒙住了雙眼，看不到希特勒殺人的邪惡本質而擁護他。所以說，判斷一個政權是邪惡還是正義，不是看它經濟如何，而是看它的人權記錄和制度。
我們中國人沒有一個人能夠免於中共的洗腦和扭曲，如果我們自己沒有能力去有意識地反洗腦，不能把中共對我們的誤導和洗腦全部推翻、扭轉和正導過來，就是讀再多的書也不可能有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
我曾對我國內的哥哥說，你的成功和發財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與政府無關，沒有共產黨你一樣會更成功，你不需要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以致失去自我。同理，海外留學生中有成就的教授、律師被中國政府機構或名校請回去講學或付高薪聘為長期名譽教授，這也是個人努力取得的成就，也不必對中共感恩戴德。我認識的人中就有一位西北大學的教授，二十年前就被北大付高薪聘為長期名譽教授，他為此變得非常擁共和奴顏。據我所知，中共以這種付高薪講學方法收買了幾乎所有在美國名牌大學中的中國人教授和一些律師，我用「收買」這個詞是因為這種高薪聘請確實起到瞭解除海外學者獨立性的作用。所以，我的反共朋友早就說，海外中國人中，擁共的是出於利益，反共的是出於良知。這與讀書多少、學歷高低完全無關。
二十幾年來，我在芝加哥接觸的一些海外高學歷的華人對中共的依附和巴結令我產生一葉知秋的錯覺，似乎感到是整體的墮落，懷疑這些回國講學的高學歷海外華人是否能夠在中國講學時保持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是否能夠在講學時不忘傳播世界普世價值。我就親耳聽到一個我認識二十幾年的與領館關係密切的美國博士否定美國，說美國是壞根兒，中國的壞都是從美國這學來的，且滔滔不絕地舉出許多美國如何壞的實例，這種袒護中共的方式和技巧確實高超。可他自己不但在美國居住近三十年，女兒也是在美國長大接受美國教育且在紐約工作。
最後我想說，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是什麼？是獨立於權力——政府，不是獨立於你爸你媽就有獨立性了。依附於權力的知識份子是沒有尊嚴的，為中共這樣邪惡的極權政府說話的知識份子是可恥的。
三妹於芝加哥家中
二0一五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