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一封公開向他表白愛情的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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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文書，1936年生，四川鄰水人。1957年在四川省人民藝術劇院響應號召參加「鳴放」，畫了四幅漫畫諷刺劇院個別領導幹部作風腐敗，被打成「右派」。被遣送鄉間勞動改造後，他在第一個休息日即向所有朋友發出信件，要求斷絕與他的聯繫。不料，「絕交信」發出後，他竟收到一封公開向他表白愛情的信……

我和老伴王錚錚，都是鄰水人，家住北街十段，她也愛唱愛跳，一九五〇年歡慶「新社會」到來，我們都是十段的腰鼓隊秧歌隊成員。一九五一年，我上了鄰水中學初中部，一九五三年，她也進入鄰中讀初中，我和她，一個喜歡美術，一個喜歡音樂，都成了學校馮宗祥老師特別偏愛的學生。自然我們也成了好同學。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我考入西南人民藝術劇院演員訓練班。開學之前，我拿著錄取通知回鄰水去辦戶口轉移，第二天馮老師請我上他家裡吃中飯，還請了好同學王錚錚作陪，表示慶賀。他還鼓勵錚錚同學向我學習，衝出鄰水，一定要考入音樂學院。這或許是馮老師本人要走出鄰水的願望沒能實現就寄託在學生身上吧？

一九五六年春季，王錚錚初中畢業了，要等到秋季才報考川音附中。馮宗祥老師有遠見，要她提前到重慶準備。錚錚住在已在重慶工作的同學家。這時我已從演訓班結業分配到了話劇團。我請劇院歌劇團的聲樂老師為她輔導——當時的老師不收課時費，不像現在動輒幾百上千。臨到考試，選定兩首曲目，由我為她手風琴伴奏。很巧，川音考場就設在我們劇院歌劇團的合唱室。由於近半年來錚錚經常出入劇院上課，與我往來較多，又都是鄰水人，小姑娘又長得乖巧，聲音又好聽，同事們都認為我們是一對小戀人兒。其實都是馮老師最關愛的學生，自然是好同學，僅此而已。但同事們總是半信半疑。

八月下旬，我們話劇團正在成都演出，錚錚跑來告訴我，她已考上川音附中，到學校報到了。我很高興，就帶她去武侯祠逛公園，上館子，吃了中飯又回頭逛春熙路直到送她回川音。那時川音很小，幾乎都是木瓦房四合院，同美院一樣學生很少，花園瓦房顯得很安靜。錚錚領我進了她們的宿舍，女生宿舍來了一位小夥兒，當然是七嘴八舌笑語聲聲，說什麼的都有卻又聽不清她們到底說的是什麼。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又是學音樂的，嘰嘰喳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林中歌唱。從此我在她們同學中留下了很深印象，尤其後來我成了五七小右，校領導、老師、同學凡是知道王錚錚的就知道她有個同鄉同學是小右派。

一九五八年春節剛過，重慶保安路散了架的四川人藝，敲鑼打鼓歡送下放幹部去農村，又歡送話劇團被排除的異己調去南川文工團。過後就是劇院辦公室姓伍的主任召集右派宣布處理。話劇團「反黨小集團」的趙大（趙錠環）送峨邊勞教，範大（範國瑞）、謝大（謝明德）、王恆和我，歌劇團的張廷鈞、鄭波文、賴飛、龔巴村，美工崔京生，一共九名右派份子送南桐礦區建設鄉農村，同之前送去的下放幹部一塊勞動改造。

在建設鄉勞動改造，規定十天休息一天，自由活動，右派與下放幹部同享。第一個休息天，我們右派結伴步行十公里來到萬盛，當年的萬盛是剛剛劃為重慶市的煤礦生產基地，稱南桐礦區。區政府以及一切區級政府部門都在萬盛，當然萬象更新。我們九個右派齊刷刷進了一家冷清的茶館，各佔一張小方桌，靜靜地寫家書。我除了家書，還給每月必通一封信的二十來位同學朋友寫了內容完全相同的信。告訴他們我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了，成了人民的敵人，現在農村勞動改造，我們的同學朋友關係從此一刀兩斷，不再通信。

絕交信發出後我的心也定了，總算對朋友有個交待。之後的兩個多月確實沒有收到一封朋友的來信，直到第三個月，繁忙的春耕春種季節已過，我們幾個男右派被集中起來專搞積肥，就是每天到桃子凼的公共廁所、採石場糞坑去掏人糞，擔回各自所在的生產隊倒進積肥的糞坑。

在掏糞積肥過程中，有一天我收到錚錚同學從成都四川音樂學院寄來的信。這是自我給二十多位好同學好朋友寄出那封絕交信近三個月後收到的唯一回信。一看寄信地址當然知道是誰，但令我不解的是信封裡還裝著兩小塊同樣大小的硬東西。我沒有立即拆開，因為在擔糞，手髒，就裝衣兜裡。

當我擔到二郎峽上游口，放下糞桶擔子，下到小溪把手洗淨，回到口子上的黃葛樹下陰涼處坐下，小心翼翼將信拆開，因為不知裡面裝的兩個小東西是什麼，不敢大意。拆開一看，是兩顆同樣花色的奶油太妃糖！這是當時最好的高級糖。我不解，有點詫異。當我把長長几頁信慢慢讀完後，才理解了這兩顆奶油太妃糖的真正含意——她愛我，而且把幾年前就萌動的對我的愛戀之情毫無保留地宣泄出來。

我被感動了，流淚了。當人們不知真相（就連我自己都不知的真相），把右派視為敵人，紛紛離右而去之時，這麼一位小同學、小姑娘，居然向我表白愛情！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怎麼辦？

想了兩天，決定找救星共產黨。一來有思想問題必須向領隊匯報，這是改造紀律；二來兩個領隊人只有董秘書信得過，他最瞭解我，我最信服他。第三天晚飯後，我就去把信交給他。董秘書辦事確實認真細緻，那麼長的信他硬是看完了才滿臉笑容，顯出山東人的乾脆痛快，操著山東口音大叫著說：「好哇！愛情就是力量，她能鼓勵你努力改造，行！行！」

我急忙掏出那兩顆糖說這是錚錚裝在信封裡寄來的，您吃一顆我吃一顆就算喜糖吧。董秘書把糖放進嘴裡更高興地說：「是個搞藝術的好苗子，想得很有寓意，很浪漫的。」

就這樣，我的初戀在逆境中開始了。然而，是喜是憂是福是禍，是我當時想不到的，根本沒去想，我們雙方就那麼天真那麼單純地開始了書信往來的戀情。而且雙方都是初戀。

一九五九年，春種春播農忙一過，我們這支雜牌軍又被調往兩河鄉政府背靠的大山腰上一處名叫田灣坪的地方修堰塘。在這期間，我接到錚錚來信，說她以優異成績附中畢業了，保送升本科，專修聲樂。一切升學手續辦好了就回鄰水看望家人，打算路過重慶專程到南桐兩河鄉來看我。我當時還是在勞改中的戴帽右派怎敢接待？所以就叫她不要來，待摘帽後再說，我只能在信中祝賀她的升學，為她高興。一九六〇年六月底，錚錚來信說她已回鄰水過暑假，希望我能回去見上一面。這個見面我們早有計畫，我已經把每月兩天的休假日集存了十天，又是農閑時節，我請了探親假，十分愉快地上路了。

回到鄰水，得知兩件大事之後，使我失去了初戀的興奮和衝動，久久不能從傷痛中走出來。一件是我的大哥下肢癱瘓不能站立走動了；一件是錚錚父親也被打成右派，而且不到一年就在勞改中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大哥同我一九五八年在二郎峽寫大標語一樣，在鄰水縣城大街小巷、城牆崖壁書寫宣傳三面紅旗的大幅標語口號，在酷暑烈日下還沒干到一禮拜就倒下了，高燒不止。鄰水醫院把他當感冒醫治，退燒藥用盡仍然高燒不止，這才往重慶送。先在臨江門川東醫院（現在的重醫附二院）住院就治，什麼病仍無定論，兩天後轉高灘岩西南醫院才得出結論是脊髓炎，但為時已晚，延誤了最佳治療時間，一小段中樞神經高熱壞死造成雙下肢永久癱瘓。就其病因，醫院的結論就是長時間在酷暑烈日下勞作所致。我的天呀！當年大哥才二十多歲，就這麼廢了，還有兩子一女，大嫂又無工作，這日子怎麼過呀！錚錚的父親是鄰水縣郵局的局長，抗戰時期由湖北逃難至重慶就搞郵政，抗戰勝利後拖家帶仔來到鄰水仍搞郵政，「解放」後就任局長。時至今日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為了什麼被打成右派的。本來就是長期的肺結核，哪經得起上山勞改的折騰。不到半年病情嚴重，放回家來就一命嗚呼。留下沒有工作的妻子和一堆未成年子女，三男三女。老大錚錚靠助學金和遠方親戚資助才讀完了音樂學院，未成年的弟妹為了生存各奔東西。母親靠撿煤炭花度日養活自己和年幼的么女。右派局長死後沒有葬身之地，當年鄰水沒有火化場，就軟埋在南門外山樑上一處「棺山」。所謂「棺山」，就是窮人死了無土地埋，便由政府劃出一塊山地來共用。這個「棺山」解放前就有了，又名「烏龜背」，就是在一座很大的臥態烏龜石刻背上豎起一塊大碑，上面刻有為孤墳野鬼安魂的碑文，也是國民政府或者還早一點的滿清政府立下的，因碑文和日期早已風化。我和錚錚專程去了烏龜背尋找她父親的屍骨，根據她母親提供的線索，我們找遍了烏龜背也不見蹤影。最後我掀起一塊石板，有點像她母親所說的模樣兒，發現石縫中有一根人的小腿骨，還能看見被野狗啃過的牙齒印，這是右派局長的嗎？不能十分肯定。但我們還是拿著這骨頭祈禱默哀，祝願父親在地下比在地上過得好。

為了不影響我的「改造」，這兩個悲劇發生時他們都沒告訴我。大哥非常理智，他說當時告訴了也白搭，難道會允許一個正在勞改中的右派份子回家探望病人？那是痴心妄想。我很遺憾，感到非常對不住兩家親人。在這種心情中，初戀的初次相聚自然是黯然失色，加上當時是飢餓年代不能久留，我們就提前返回。

在告別的前一夜，我已工作的妹妹專門把她的單身宿舍讓給我們好好敘敘，過一個激情燃燒的初戀之夜。這是一個難忘之夜，不眠之夜，有說不完的話題，有永不滿足的相親相擁，如同騰雲駕霧一般瞬間就天亮了，我們該走了。

汽車下午發車，深夜才到達重慶，我們就近住進了團市委招待所。因為一個多月前我在大田灣體育場搞展覽就住在這裡，同管理人員交上了朋友，深夜敲門他們一點不見外，安排好住宿還送來兩個冷饅頭。之後的兩天，我們就在重慶逛山城，游朝天門、大禮堂、解放碑等等知名勝地，進出「心心」、「冠生園」吃點高價好吃的，小什字的「九園」大包子就是我們的早飯，一人一個，不敢多吃，太昂貴：一塊錢一個，當時的一塊錢比如今的一百元還值錢。把我身上帶的錢全花完，為的就是初戀的痛快。

第三天晚上，這對初戀情人在菜園壩火車站相擁告別，互祝美好的明天，然而這個明天卻長達一十六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共和國成立十週年大慶，為了對大慶有所表示，就來了個戰犯大赦，末代皇帝就是那次出獄的。還有就是摘掉部分右派的帽子，這是第一批。九月我們全體人員下到田灣搞秋收時宣布的，我在其中。也是同戴帽兒一樣，召集全體人員開大會，由負責人拿著寫好的名單，口頭念一下就完事兒，還是沒有任何書面文書籤字蓋章劃押按手印。好像小事兒一樁。可我們右派女士先生們卻自作多情，認為這是了不得的非常大事。有的流眼淚寫家書，有的握住顫抖的手哆嗦今後要如何如何更上一層樓，我還想得更美妙，明年四月剛滿二十四歲爭取考上中央戲劇學院。然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這又是一次毛澤東愚弄百姓、欺騙無辜，玩弄的把戲。

摘了帽的右派好像還是有所不同，宣布後沒幾天我就得到一件最大的「禮物」，躲過了最初幾天的飢餓災難。十一大慶即將到來，公社食堂就沒飯吃了，為了吊命，就把穀子不去殼用石磨磨成粉摻合在切碎的白蘿蔔葉子中做成粑粑來吃。第一天吃了拉不出屎，第二天吃了第三天拉屎就要用手指摳，不要說有痣瘡的人，就是沒痣瘡的也是摳得鮮血直流。就在這時畫畫又救了我，叫我去萬盛南桐礦區文化館畫宣傳畫，為了慶祝十月一日，為了鼓吹人民公社大躍進，從國慶十週年大慶到六〇年元旦、再到春節，要掀起一個更比一個高的慶祝高潮，宣傳畫成了高潮的主要活動，我們從九月中畫到來年一月底，一畫就是三個多月。不僅躲過了吃了拉血的糠饃饃，而且還吃得好，吃得很好，好像又回到了劇院那種好日子。由於是大躍進，我們也沒日沒夜地畫，而且是大畫，立在大街上幾米高、十多米長的巨大宣傳畫。大躍進的氣氛處處都不能離開一個大字，為了這個大字就得沒日沒夜地幹，大干快上我們也一樣。不一樣的是公社幹活吃的沒保障，這裡幹活吃得蠻好。且不說每日三餐在區委幹部食堂雞鴨魚肉樣樣有，就是晚上加班也是糖果糕點堆如山。寒冬臘月還燒起大爐子取暖，熬上一壺咖啡，泡上一杯香茶，神仙過的日子！

我畫的三幅巨型招貼畫也不賴，第一幅臨摹的北京農展館前農民擊鼓秧歌群塑，第二幅畫的毛澤東領導各族人民大步向前的群像，第三幅拼湊的工農兵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的頭像，以及火車在飛奔，車輪在歌唱，多裝快跑快跑多裝烘托的熱鬧場面，就憑這三幅畫，文化館的同仁沒把我當右派，就是區府的官員審查後也為我鼓掌。拿到大街上去掛起，不僅招來了讚美的眼光，還為萬盛的十年大慶高潮增色添彩。我第一次感到作個小小御用吹鼓手的驕傲。

這時我才想到應該去照相館照張相來留作紀念，摘帽右派第一春嘛！我就有意穿上肩頭打補丁的黑色夾克，側身向右看，正好鏡頭對準右肩，既突出了補丁，又突出了「右」。還有一張照片是工作之餘文化館的攝影師為我拍的，場地選在小河邊的一塊岩石，我正從岩石下往上爬，身後是滾滾波濤。當時沒多想什麼含義，可是到文革批鬥我時就拿它說事兒，說我把反右比作陷阱，要從陷阱裡爬出來……

一九六〇年七月底，我接到錚錚返校後第二封來信，信紙上有淚痕和被淚水模湖了的字，沉甸甸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回校後學校找她談了幾次話，要嘛與我斷絕關係，繼續留校讀本科，要嘛與我繼續保持關係，就分配邊遠山區工作。她不知該怎麼辦。

我一看問題嚴重了，我這個右派在她們附中同學中早有議論，早就是傳開了的，只是同學們都很年輕，不知政治鬥爭水深水淺，還有人羨慕她找了個漂亮小夥兒——我的那張摘帽紀念照片就在她同學中傳來傳去看。學院黨委政治嗅覺很靈敏，早就知道有這麼回事，只是在選擇時機進行干預阻止。

我不知如何是好，十分矛盾十分苦惱。這時董秘書遠在宜賓，要是他還在身旁，如同當年錚錚那封兩顆糖的浪漫情書那樣，給他看看、請他給個主意該有多好？兩天後，我把信給了忘年交的右派難友宋清濤（歌劇團導演）看，請他拿個主意。他的主意是「緩兵之計」，即直接給川音黨委寫信表態與錚錚斷絕一切關係，從此決不通信和往來。幾年後看看是否有轉機。忘年交還說，這對我們都是十分殘酷和不人道的，但如果因為這事把她整到邊遠山區，那就是我也害了她，是幫凶，同樣是殘酷的，不人道的。事實證明，忘年交的說法是正確的。就因為出身不好，她們五六級的幾個附中畢業生就被分配到酉陽秀山，還有大涼山，窩了一輩子。

我聽了忘年交的話，直接給四川音樂學院黨委去信表決心與該校學生王錚錚斷絕一切關係，從此不再往來。

那天是休息日，我給川音黨委寫好的信親手投進了獅子灘郵政所的郵筒，好像是一塊石頭落了地。可我的心不是地，而是一灣冰涼的水，很不平靜的水，石頭落下更是擊起了浪花滾滾，滾滾浪花。我無心在獅子灘遊蕩，便沿著大湖西岸向北漫步，朝十里外的黃葛樹走去。這條路，是長壽湖西岸向北直通墊江縣的古道，這裡的幾棵黃葛樹是古道上人們歇腳的地方，樹下有幾幢大瓦房，排列成既像街又不像街的麼店子。黃葛樹坐落在又寬又長一頭向下伸進湖水中的青石灘上。沒修水庫之前，這裡很熱鬧，來往行人很多，不是歇腳就是吃點什麼或是住上一夜。此時人們行船走水路了，這裡就變得十分冷清，留下的幾戶農民還種著他們祖輩留下的田和地，只不過公社化后土地歸公了，他們只是一個生產小組了。七月天，烈日下走了十來里，坐在樹根纏繞的石圍台階上，觀賞眼前山色湖光。看傻了，看累了，看得想睡。我就用草帽做枕，雙手遮眼呼呼睡起來，這幾天思想太累了，太累了。

不知睡了多長時間，我睜開雙眼，依稀可見在濃密的黃葛樹枝葉中有一張久違了的面孔，他就是李正，劇院歌劇團大提琴手，一九五九年補劃右派。自年初轉到長壽湖，他和羅遠凱、王恆分配到長壽湖東北方深處的生產隊後，就一直沒見過面。在二郎峽我倆曾同住一個村，在兩河鄉我們同吃一鍋飯，來到長壽湖半年不見面，一見自然是有話說不完。

他問起錚錚，我只答兩個字「吹了」，別的隻字不提。最後他說王恆死了。這是我們藝術劇院十幾個右派中短短兩年死去的第二個。

李正說，王誤吃了馬桑泡中毒而亡。怎會呢？原來他們所在的生產隊在大戰紅五月的雙搶中，隊長心血來潮，為了鼓勵大家爭干犁田的重活，每天增加一兩口糧。王恆就為了這一兩口糧把老命給送走了。王恆是什麼人？抗戰中熱愛話劇，抱著一顆赤子之心，把繼承的家產賣了拿來支持所在的抗敵劇社。他對戲劇的熱愛超過了他的長像和演技，哪怕一直跑龍套演個小配角他也很高興。1949年後以老藝人身份進入四川人藝話劇團，一生孤單，直到四十多歲被毒死還是光棍一條。王恆體質單薄，從未乾過農活，哪能犁田嘛！這種活兒就是一天增加一斤口糧也是入不敷出的。就在犁田中也餓得他要命，忽見滿山紅紅的馬桑泡，就摘下來一顆顆往肚裡吞，當然就要了他的命。他沒有親人，只有一個遠房妹子在歌劇團。不知是沒有通知還是她不想來，生產隊就在第二天用他那件黃色全牛皮長大衣裹住屍體，軟埋在湖邊消落地。不知農場幹部是有意還是無心，這樣不正好可以餵魚、滅屍嗎？第二年開春又是紅五月，只見他的屍骨架子，不見他的腐肉和那件牛皮長大衣。又是一樁忘不了的悲劇。

李正告辭，說是去獅子灘場部醫院看病，明日返生產隊。他也是身有疾病的人。我一人繼續在黃葛樹下發怔，思前慮後，下定決心與錚錚一刀兩斷，什麼緩兵之計，那是幻想，什麼摘帽後還可入團入黨的光明前途那更是扯蛋，那麼還要不要給錚錚去信說明我已給學院黨委去信了呢？不，絕不！我已感覺學院黨委在對我給錚錚的去信進行監控，萬一發現，他們看都不看一下，只憑信封就會說我們的一刀兩斷是欺騙組織，啪一下將錚錚打入酉陽秀山，那不一切都完了嗎？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敏感時期。死心吧！死心吧！徹底完全地死心吧！

黃葛樹下仍是那樣清涼，夕陽西下，微風絲絲，告訴我該走了，該回去了，過了採石場的晚飯時間你就要餓一夜肚子了。面對西下的夕陽餘光，我向採石場住地爬去，腦子裡一片空白，一片空白。

一九六零年七月，我徹底地中止了和王錚錚的一切聯繫。

一九六三年，我調到宜賓文工團，結識了舞蹈演員張淑君，進而戀愛並於一九六七年結婚。生了兩個女兒。一九七一年在軍分區政委徐懷旺逼迫下，與妻子張淑君離了婚，後來徐政委又逼著張淑君嫁給了他。這一段婚姻，我另外講述。

人們說緣份是迷信，信則靈，不信當然就不靈，我就不信，卻靈了，怪事兒。

一九七五年深秋時節，文工團派我去成都出差，任務就是將當時紅極一時的由成都市和四川省兩個歌舞團創作演出的三個革命單雙舞蹈的舞美設計圖抄繪回來，文工團要排練演出這三個舞蹈，由我擔任舞美設計。自從我告別了話劇舞臺之後就擔任繪景工作，當專職的舞美設計師調離之後，就由我來頂替了這個角色，從此雖然只能算個業餘卻在各類身份證件上正二八經地填寫「舞美設計」，直至退休。

那天上午我去省歌找到該舞的舞美設計高踐渝。我們少年時期認識，他是重慶人，一九五四年初中畢業考入四川美院附中，我考入演訓班，在一個校園常見面。他附中畢業考入上海戲劇學院學了舞美專業，畢業後分配省歌工作，我們一見如故，一邊抄圖一邊回憶過去，談得很投機。

圖抄完了，時間到了正午十二點，我就問他王錚錚住在哪裡。他一聽，睜大眼睛反問：「你認識王錚錚？」我說我們是老鄉、初中同校不同班，都熱愛藝術，不僅認識還是好同學。當我們一塊走出畫室時，他就指著一幢宿舍樓對我說：「王錚錚就住在那幢灰樓的第三層，樓梯上完對著的那間。」一看這幢名符其實的灰磚樓，只有三層，我想從一九六〇年盛夏重慶火車站分手後十六年沒見面，來都來到了省歌，而且就在灰樓下，怎麼說也應該上去看看她。而且早就聽說她成績不錯，是三個川音聲樂的高材生之一，兩民歌一美聲，她就是那個美聲。近幾年，我由於離婚後在宜賓就算是沒有家的人，每年都有一次法定的探親假，每年我都要回鄰水去探望親人，同時路過重慶都要上張淑君父親家住上幾天，看望兩個親生女兒。在鄰水，王錚錚的母親最愛上我大哥家擺龍門陣，由於與錚錚有那場初戀情，他們就更親近，當然免不了都要擺談女兒和弟弟的事情，所以我就知道了錚錚已經結婚生了個女兒。我多少有點好奇心，想看看她的家和孩子，當機立斷上三樓看看。

房門關著，敲門無回應，輕輕一推嘰嘎一聲，只開了一指寬的縫兒不敢再推，又輕輕敲了兩下門，還是無回應，難道屋裡無人？我又不想出聲叫王錚錚，想讓她看看十六年後的李文書是否變成不認識的人。我又使勁敲門，還是無回應，確認屋內無人後我才大膽推開門，站在門外一看，屋子不大，只有幾個平方米。一張床既不像雙人床也不像單人床，一米多一點點寬卻佔了屋子的一半，床上用品全是舊的，沒有鮮艷的色彩、亂七八糟一大堆。這屋不像有人住，我想一定走錯了門，急忙關上門下二樓問問。因為我上樓時見二樓過道上有人在做飯，是位女士，我就輕聲請問她王錚錚住哪裡？她正在炒菜，就用鍋鏟指了指斜對面開著門的一間屋說「住那裡」。我過去一看仍然空無一人，只見屋裡貼窗面對面放著兩張單人床，中間擺一張條桌、一把木椅子。再一看洗漱用具，兩張面巾兩個洗臉盆，還有兩個竹製書架。這不像結了婚還有孩子的人住的房，我又問做飯人：「是這間嗎？」她很肯定地說：「就是這間，上食堂吃飯去了。」要我進屋去等。

進屋後，我仍然疑惑不定，便四處尋找一點能證明是她住房的蛛絲馬跡，終於找到一張《參考消息》，報紙上寫有王錚錚三個字，雖不像她的筆跡，那定是收發室的送報人寫的，這無疑就是她住的屋了。我便安下心來坐著等。過了五分鐘沒回，再過五分鐘還是不見人，一直等到十二點過了多大一半，仍然沒回。我的肚子餓得咕咕叫，不吃不行了，想必她根本沒在團內，出了遠門，我還傻等什麼呢？便起身出了門。出了省歌大門，沿西大街往東，一見老牌的「劉雞肉飯館」，一下子口中出現了近二十年前的味道，不妨進去回味兒一下，點的就是牌子菜外加清湯、一杯酒三兩飯。餓了，好吃，全下肚。一看時間：十三點過十分，起身往我住的東大街省工會招待所走。路程很遠，我喜歡走步逛街，明天就要回宜賓，我要好好在成都街上玩一玩。邊走邊看邊想，十六年不見的王錚錚沒見著，不能不說是個遺憾。走到西大街與東城根街拐彎處紅光電影院門前，猶豫著是直走還是向右拐，最後決定不直也不右，回頭向後再進省歌。不見心不甘！

吃飽喝足，二暈二暈，回頭又進了王錚錚家門，還是沒人。我決心等，很不客氣倒在床上歇著等，不知等了多長時間，忽聞一聲很好聽的女高音：「誰！」不是驚叫而是詫異。我起身盯住站在門框中的王錚錚。她沒認出我，我一眼就看出是她，畢竟十六年啦！一個是從少女變成了媽，一個是人卻變成了鬼。我有思想準備，當然能一眼就認出，她無一點思想準備，怎能一見如故？

我故意不出聲，考考她的記憶，要愣多長時間才能認出我來。她盯住我，站在門框中一動不動，足足五分鐘。「哎呀！是你呀！！」沒叫我的名，也沒有激動不已的淚。這就夠了，十六年後能認出我這個鬼很夠了！

然而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她正處在家庭分離的苦痛中。我沒問，她卻要說，見到多年不見的老鄉老同學、長她幾歲的同志哥加上那段初戀情，不說不行，情不自禁。就這樣，她拉著我出了省歌大門，沿西大街到東城根街又向西穿過多子巷到長順街，走完長順街又到了西大街，又沿著老路轉了三個大圈兒，將她十六年來心中的歡樂與苦水細細道完。此時天已黑盡，街燈初上，我們在紅光影院前分手告別，她說希望我明天不要回宜賓，去望江公園，把她分居在父親處的女兒叫出來玩上一天。我答應了。

第二天，她早早來到東大街省工會招待所，我剛剛吃過早飯，正在同來學舞的幾個舞蹈演員交待我還要再待一天。然後我就同錚錚坐公交車去接她女兒。車過九眼橋到了終點站，這一帶是成都東郊工廠區，煙囪林立，正冒出濃濃的白煙和黑煙。我們沿著廠房外圍牆下的簡易車道走了很久，忽見幾個孩子在沙石堆上玩沙投石作打仗遊戲。錚錚呼叫一聲，女兒從遊戲中跑來，她拍去女兒身上的沙，擦淨手上的泥，牽著出了廠區，來到河邊坐木船渡河到瞭望江公園。我們穿過一片竹林進入茶園，喝茶的人不少，我們忙著張羅坐下，小傢伙很乖，也忙著搬來竹椅子，手腳很利索、眼快手快。人們都說女兒像父、兒子像母，我看錚錚這個女兒臉蛋兒像她，錚錚也像父，一看她們就是王家人，不知長大後性格是不是一家。錚錚的女兒同我的小女兒是同年生、大月份，都是一九六八年。錚錚說她女兒在省歌是出了名的小美人兒，最喜歡跳舞，摹仿白毛女、娘子軍，在省歌院壩一跳，照樣是墊腳尖跳芭蕾，引來演員們注目圍觀，鼓掌叫好。我見小女孩搬竹椅的利索勁，相信錚錚誇她的女兒是真。女兒的歸屬成了她離婚的條件，僵持的焦點，已經三年。我們在望江公園玩了一天，把她女兒送回工廠，我們就在九眼橋分手。

有人一定要問，十六年後與初戀的情人邂逅，她又處在離異的僵持中，你又是個單身漢，是不是都有再牽手的打算？實話實說都沒有。她那天說的是十六年前分手時學校對她的政治壓力，畢業後在省歌本是一帆風順，卻遇文化大革命阻止了事業上進，還造成了一場不幸的婚姻。我聽了不是同情、只有深深的同感和嘆息，這十六年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不幸，而是整個這一代人的災難，生不逢時。早生十六年、晚生十六年，都能在人生的節骨眼兒上躲過這場浩劫，使青春陽光燦爛。

我回到宜賓還是畫我的畫，一切照舊，我們都沒有通信和往來，只是把這個邂逅看作緣份，僅此而已，有緣大家來相會！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我正在老家探親。大哥對我講，錚錚離婚了，年初還把女兒送回鄰水，交她母親照看並上了小學，王媽還經常帶著外孫女來玩。大哥還說，王媽有意要錚錚與我組建家庭，錚錚也有這個意思，問我是否也有這個想法。我一時難以回答，畢竟婚姻家庭是大事，尤其像我們這種情況，都有一次失敗，雖然失敗的原因各異，我還是要多多考慮。首先考慮的還是政治身份，毛澤東時代政治挂帥，毛澤東死了，右派能否翻過來？要翻不過來，我再也不能給家庭帶來災難，寧可永遠打光棍。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感情挂帥，結果失敗。再說，毛澤東雖死卻陰魂不散，必須再等等看個究竟。

大哥就說可以給錚錚通通信，至少應該如同過去，是老鄉、是同學、是好朋友嘛。是的，大哥的話很在理，當我回到宜賓後，給錚錚寄去了十六年後的第一封問候信。此後我們書信不斷。

錚錚是個右二代，書信中，我常給她談宜賓幾個右派朋友們對時局的議論。一九七七年的春節，我由宜賓到成都的當天晚上就與錚錚住在一起，還是在灰樓，還是在那張一米多一點點既不是單人也不叫雙人的床上結婚了，整整一夜，十六年前初戀的歡樂又重演，還是那樣年輕，還是那樣鮮活那樣美。第二天我們請來證婚人：錚錚川音本科同班同學、省歌管弦樂隊首席小提琴。大名鼎鼎的四川兩個小提琴王，一個是在重慶的我的右派朋友楊寶智，一個就是這時在成都的唐佐天，人稱唐兒子。感情深的同學和同事幹脆稱他兩個字——「兒子」，就是這個「兒子」成了我們的證婚人，沒請他吃飯，只拿出一顆奶油太妃糖，還是十八年前我們初戀第一封信中夾帶的那個牌子的上海奶油太妃糖，去了糖紙由錚錚親手送進「兒子」嘴裡，說：「我們結婚了，你是我們的證婚人！」「兒子」笑了，用標準的成都話說：「哪兒囉，咋個這麼簡單，不行不行，咋個說也要把川音的同學請來聚一聚哇塞，不是吃顆糖，咋個說也要吃頓夫妻肺片噻！不行不行，這跟你們從戀愛到結婚一路坎坷、十多年失去音信又重逢，太不相稱，應該熱鬧一下，由我來操辦主持。」

我就說：「‘兒子’算了，謝謝你的好意，你說的都是個形式，我實話告訴你，我們最起碼的形式——扯個結婚證都免了。」

「兒子」聽了有些驚訝：「這兒怕免不得喲！」

我說就是要免，什麼婚姻法那是哄百姓，我在宜賓堂堂正正扯了結婚證的婚姻，應該有法律保護吧？然而給一個龜兒子當官兒的一句話就攪黃了。已經有兩個孩子的家，並非家庭不和感情破裂，婚姻法結婚證管個屁用！我們就是不扯這個一文不值的結婚證，我們就是不要什麼單位證明，只請你這個夠朋友很落教的好同學好朋友吃顆糖證個婚就算完事兒。

證婚人聽了很高興，嘴裡還包著那塊糖笑兮兮地說：「我就是教堂牧師，祝你們天長地久、白頭偕老、相伴一生！」

一月後回到宜賓，分別請來了團內外好友，就在票房旮旯拐角膠囊居，對他們講我同初戀情人結婚了。朋友們為我高興。小右結婚又成了一條新聞，我想上級組織領導不會不知道。怎麼不來開個證明辦個證？連個招呼都不打一聲，就把婚結了？太不像話，目無組織！我就要看看他們當官兒的過問不過問，結果他們悄然無聲，小右派無法無天，成了！（節選自作者長篇回憶錄《黑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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