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10月16日訊】一，美國總統領導人民，還是人民領導總統？
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參觀西安兵馬俑的時候，與青年朋友交流。一位中國青年說「祝願總統先生領導美國人民取得更大成績」，克林頓糾正他說：「不是我領導美國人民，而是美國人民領導我」（大意如此）。總統領導人民，還是人民領導總統？在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心中，有著截然相反的認識。它反映了兩國制度帶來的人們認識上的差異。
何謂領導？搜百度的定義：「領導是領導者為實現組織的目標而運用權力向其下屬施加影響力的一種行為或行為過程」。這個定義很學究，卻也很準確。它包含如下要素：A，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有領導者必有被領導者，有下屬一定有上級。B，組織和組織目標。沒有組織不可能有領導者，沒有組織目標，則沒有組織行為，當然不可能有領導行為。C，領導過程。領導的具體過程就是被領導者服從領導者意志的過程，服從不但有行為，有時候還包括思想。D，權力，領導者領導被領導者，必須藉助權力，權力來源於某種契約，或規定，或暴力。
顯然，按照這個定義，美國總統或許是美國政府這一組織的領導（還只是國家級政府，並不包括地方政府），卻一定不是美國人民的領導。他能領導蘋果公司嗎？他能領導花旗銀行嗎？他能領導律師和任何一個自由工作者嗎？不能。這些私有企業與個體勞動者，都是獨立決策，行為自由，無組織無上級的社會個體（企業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也屬社會個體），何來領導？只要不違犯法律，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游。喬布斯怎麼去發明創新，是用不著歐巴馬去領導，去指揮，去「指引前進方向的」。說總統是人民的領導，並不符合事實和邏輯。以總統作推論，它們的州長、市長當然也不是人民的領導。
但說美國人民領導總統，也不準確。總統要按人民的意志行事，並不等於人民是總統的上級。民主選舉總統使總統必須體察民意，但民意來自大量的社會個體，而且社會個體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完全一致，大量的往往意志並不一致的社會個體怎麼可能成為向總統發號施令的上級哩？所以總統體察民意，是一個獨立思維的過程，他在國家公共事務的處理過程中，需要吸納民眾的願望，意見，而吸納民眾的那些願望，那些意見，總統完全可以獨立判斷。總統由民眾選舉產生，確實可以逼迫總統按大多數人的意志行事，但這只是一種制度效應，並不是具體的領導和強制。
為什麼總統不領導人民，人民也不領導總統？因為美國「公私分明」，公權只處理公共事務，並不領導社會。不能侵害個人權利，代行個人事務。國家設立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公平的裁決社會個體之間的權利利益糾紛，國家是裁判員的角色，裁判員不是領導，你見過那個裁判員是運動員的領導？二是社會存在與大家都有關的公共事務，比如城市的公共道路，國家的外交事務，個人無法處理，需要建立一個政府來處理。但政府只限於處理公共事務。受民眾委託處理公共事務顯然也不是民眾的領導。而不論裁判也好，處理公共事務也好，一方面，具體的裁判處理過程是官員決策，沒有具體的上司與領導。在專制體制下，怎麼樣裁判處理完全由官員決定，但在民主體制下，裁判處理的規則則要由民主決定，體現民眾的意志。
二，「領導」與「精英」有什麼區別？
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是不是精英？可能沒有人懷疑他的道德與能力水平。八年的獨立戰爭證明他的偉大，也積累起了巨大的威望。但對華盛頓來說，他認為他只是為國家做了一件事。雖然這件事意義重大，建立了一個國家，並且做得很漂亮，既把殖民者趕出美國，也確立了美國的民主制度。但他並沒有因為做成功一件意義特別重大的事而認為他肩負著振興美國的重任，需要領導美國人民去走向繁榮富強。所以在戰爭結束之後，毅然辭職，回到家中。世人皆從道德角度去讚頌他的偉大，殊不知主權在民和人民創造歷史的理念，更是華盛頓的遠見卓識，甚至這種遠見卓識對美國的貢獻，要遠遠大於他的道德和精神影響力。
中外歷史都有不少精英。他們或在人文領域具有獨立思想洞見，或在自然科學當中尋找到了客觀規律，或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表現卓越。他們為人類進步作出的貢獻遠非一般人所可比擬。但他們都只是在做一件事，雖然這件事意義重大，也做得很好，卻與那些做一般的沒有重大意義的事也做得很好的人相比，並無區別。社會有不少重要的事需精英去做，但有更多平凡的事需平常的人去做。很難設想，一個社會只有重要的事而無平常事。顯然，精英是少數，普羅大眾是多數。重要的事固然非同一般，平凡的事卻也不可或缺。精英做重要的事做成功需高超的智慧與方法，平常人做一般的事要做好則需要不同於他們的智慧與方法。所以，精英做很重要的事，或他們做得很成功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水平，並不能成為人民需要他們來領導指揮的理由。
如果現在的美國總統到蘋果公司去發布講話和指示：「你們要注重技術創新，抓好產品質量管理」，到花旗銀行去發布講話和指示：「你們要創新企業管理體制機制，為美國經濟復甦作出貢獻」，並要求他們深刻領會講話精神實質，切實貫徹執行，這是不是一個冷笑話？主權在民的理論不僅在於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要體現人民的意志，而且還在於國家權力不是一種領導或指揮。
精英治國關鍵在這個「治」字。如果「治」只是指處理公共事務，精英治國並無爭議。但在中國的語義中，「治」包含有領導、指揮、管理，控制的意思，猶如治水，是使水隨治水人的意願流。治國顯然是治民，是讓民按治國人的意願走。所以處理公共事務或具有公共事務特徵的國家事務與治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處理公共事務是在做事，治國則是領導指揮控制。對於人民來說，當他有一個領導時，當他的所有行為需要服從指揮時，當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被強制時，他就失去了自由，成為了工具，當然也就失去了創新的可能。哪怕這個領導者指揮者思想方法強制推行者是精英，歷史上曾經做過很重要的事，並且已經做成功證明了他的能力。他盡可以去宣傳他成功的經歷和方法，看是不是有人能「複製他的成功」。但他決不能去當人民的領導，強制人民按照他的意願方法辦事。現在的領導概念中有領導力之說。有的精英確實具有很高的道德意識（如宗教領袖）和學識水平（如牛頓愛因斯坦等學科領袖），他們都擁有眾多粉絲，但這是影響力或號召力，並不是具體的領導和強制，不會侵害人的自由。所以不是精英治國。具體的領導和強制在涉及特定情況時，如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時，也是必須的。為了統一行動，必須犧牲個人自由。而這顯然只是國家管理中的特例而不是常態，和正常的國家管理不是一回事，當然也不是精英治國。
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包括精英。所有人的創造性勞動，包括精英的創造性勞動，是歷史進步的源泉。所以我們需要精英，需要各種精英，包括處理公共事務的精英，但不需要精英治國。專制體制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是把人民中一般人與精英之間存在的知識和智力上的差別，或精英承擔的工作重要性高於一般人的工作，巧妙的轉換成國家或人民需要精英來領導，來指揮的理由，從而侵害了人民的自由，包括絕大部分不是領導的精英們的自由。民主制不但是選擇一個優秀人才，而且是一種限權。甚至限權比選人更重要。我們不能選擇一個讓我們來服從他的「領導」或上帝，一個來侵害我們自由的人，哪怕這個人是優秀人才，是百年千年一遇的「天才」。
精英不是一種領導，當領導也不是精英所為。精英成為領導，他就不做事了，而只做領導，比如到下級單位去發布「你們要怎麼怎麼做」的指示。中國官場領導很多，精英極少。最大最突出的領導便是毛澤東，全國人民都必須「聽毛主席的話」。
三，一個充斥領導的國家能實行民主嗎？
中國是一個充斥領導的國家。領導理念與民主理念不相容。領導是代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領導過程是推行領導意志的過程，民主過程則是集中民眾意志的過程。領導是官員創造歷史，民主卻是人民創造歷史。領導講求統一，包括行為與思想的統一，民主則是思想行為的多元化多樣化。所以領導與民主從根本上說是對抗，不相容的。
領導與自由不相容。有領導則無自由。我們看到，作家寫文章有領導，主題要體現領導意志（如歌頌），方法要體現主題要求（如高大全），作家成為文字工具，有何自由？科研人員有領導，研究什麼，是由計畫或領導意志規定，無法按照個人興趣，特長，自由的想像，自由的向各個方向探索而不受條框的約束，如何自由？當領導向各個領域推進之時，也是人民在各個領域失去自由之時。所以趙丹一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有「加強領導」的話語，立刻就感到失望和憂慮。我國在建國初期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極權時代，個人除了在個別領域（如婚煙）有自由之外，在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生活領域，包括思想領域，都只有上級和領導，而無權利和自由。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首先是每個人自己的事自己作主。如婚姻自主，遷徙自主，信仰自主等。而在經濟領域，個人用何種方式發展是個人的事，按照個人利益和偏好選擇自己的經濟行為也是個人的事。個人的事當然應該自己作主。自主就是自由，這是民主內涵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自己的事自己都不能作主，還談什麼人民當家作主？所以有領導無自由，即無民主。
領導（者）與公僕不相容。有人說，非民主選舉的體制，是官員不能成為人民公僕的根本原因，只要一實行民主選舉，官員要拚命討好民眾，原先作為統治者的官員，也就變成了「人民的勤務員」。這在私有經濟體制，官員只是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經濟與社會有領導的體制中，官員體制性的就是人民的領導。領導與公僕相差甚遠。領導是教育你，指揮你，管制你，決定著你的行為，收入，職業，包括思想和思維方法，是你的領導。即便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一個官員，他還是領導，所以也不會變成服務你，幫助你，聽命於你。官員坐在台上教訓下邊的人民要如何如何，指揮人民做這做那時，他是在「為人民服務」嗎？當社會演變為一個組織時，政府和官員就是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民就是官員的下屬。也許在選舉的時候，官員要討好民眾，但體制給他的工作就是指揮你管制你，即指揮管制人民，通過選舉如何能使他變成人民的公僕？正如一群奴隸，把人身權都交給了奴隸主，在人身權沒有獲得解放之前，通過選舉產生的奴隸主還是奴隸主，怎麼可能變成僕人？
領導與地方自治不相容。當國家成為一個組織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是這一組織運行的必然要求。所以領導還與地方自治相矛盾。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實行民主選舉的路徑可由基層開始，逐漸向上延伸，這在私有經濟與社會無領導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經濟與社會有領導的情況下，政府的組織結構是金字塔型，下級政府服從上級政府，是國家成為組織後能夠有效運行的條件。地方政府通過選舉帶來的對選民負責，與國家是一個組織，下級政府必須服從上級政府相悖。我們看到，烏坎實行了真正的民主選舉，村幹部要對村民負責，而村幹部卻又是政府領導與控制經濟和社會的末端，必須對上負責，兩者明顯矛盾。所以，烏坎的民主很難是真正的民主。同時我們也看到，香港實行高度自治，雖然中央政府不謀求對香港經濟社會實行領導，卻企圖謀求政治思想文化的領導，結果遇到香港民眾的抵制。顯然，領導與自治不相容。
民主並不只是選舉，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革。它包括實行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增進人民權利與自由；政府放棄對經濟社會思想的控制；確立憲政，統一法律等，這一過程，正是去除領導的過程。而去除領導，本身既是民眾的解放，是民主化的過程，也是實行民主選舉的前提。
中國的官員，如果他是領導，便不是公僕，要成為公僕，便不能做領導。
